孫寶強/文 “奧爾德裡奇報告“有何意義
1893年，美國參議院财政委員會主席、羅得島州國會參議員納爾遜·奧爾德裡奇向國會送出了名為《批發價格、工資與運輸》的報告，這份報告被稱為“奧爾德裡奇報告”。這是美國曆史上的一座裡程碑，在描述19世紀晚期的美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态變化方面，鮮有文獻能夠與之相提并論。
這份報告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是統計意義。在這份658頁的報告中，除了簡介就是各種各樣的表格，逐一記載了1840年到1891年美國社會中各種主要商品（包括勞動力）的價格波動情況。價格波動隐含着劇烈的社會變化，通過細微的商品價格變化能夠窺視巨大的社會變革，即所謂“一芽知春，一葉知秋”。比如，報告編制了一份時間長達50年的食物價格表，跟蹤了從“波士頓餅幹”到豆蔻共53類食物的價格變化。這份報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了一項非常技術性的工作——為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定價。
這份報告還預示了現代國家認可的經濟名額的誕生。貨币的可比性使得報告中的大量價格資料能夠彙聚成幾項基礎度量名額，産生了“生活成本”“購買力”“生活水準”和“價格水準”等新的統計名額，這對美國産生了深遠影響。
其次是政策意義。這份報告中的商品價格時間序列資料能夠最終解答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高關稅是否對美國最有利這一問題，之前有人利用“反抗英國”為高關稅辯護，聲稱支援自由貿易者是因為被英國資本家收買了。到1890年代，政府摒棄了這種民粹主義說辭，因為貨币制表能夠精确衡量美國取得的進度，使用價格評價商品、評判經濟繁榮程度、評估公共政策，顯然更有說服力。
再次是曆史意義。這份報告揭示了1890年代美國政府将資本主義價值觀和消費主義價值觀推崇為衡量社會整體進步的晴雨表，這是一場“統計戰争”的産物。内戰結束後，圍繞着如何度量社會進步，持有早期私有主義意識形态的一方和支援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原則的一方展開了激烈鬥争。前一派不願意通過比較勞動力與消費品價格來度量進步，而是竭力衡量不平等、剝削、債務等；後一派則主張價格統計資料應當成為度量美國進步程度的晴雨表，他們認為推廣這些資料是為了控制勞動力成本、穩定社會和維持商業利潤，認為這些資料同時反映了勞動者的幸福感。
最後是觀念意義。第一個觀念是将美國人視為市場消費者和工資勞動者。經曆多年發展後，美國人接受了雇傭勞動關系，不再将其與從屬關系、剝削、缺少所有權自由，甚至奴隸制聯系在一起。1890年代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合同工資關系成為勞工自由的象征，工資統計資料成為辨別人們“生活條件”的核心名額。如果想要度量國民的富裕程度，隻需要比較工資與生活成本。計算工資可以購買的消費品多寡，顯示了消費主義取代了自由勞動者的思潮，人們更關注報酬不再關注能否控制節奏與産出，也不再關注身份差别等等。第二個觀念是将勞動者視為工業生産要素。這份報告為商人提供了衆多資訊，商人可以通過利用勞工消費的商品數量計算維持勞動者生存和工作的總成本。如同成本核算技術可以通過密切監測機械化生産過程的投入品價格幫助制造商降低成本一樣，生活成本資料可以通過密切監測人類生存過程中的投入品價格幫助人們降低生活成本。這将成本核算方法運用到日常生活中，顯示出勞動者的商品屬性。這一時期，機械化蓬勃發展，時任總統格羅弗·克裡夫蘭說美國勞工開始變得“就像是一台偉大機器上的一個配件”。長期擔任美國統計協會主席的愛德華·賈維斯要求在1870年人口普查中收集能夠計算一個人“生命價值”的資料，具體包括“一個人的培養成本，或者說是制造一台生産機器（人）的成本，以及他對于國家的價值。”
勞工統計報告為何成為焦點
在全面接受雇傭勞動觀念之前，勞工統計報告一度成為焦點。1869年6月23日，馬薩諸塞州通過決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勞工統計局。起因是在1860年代後期的選舉中，新成立的勞工改革黨赢得了驚人的10%選票，州立法機關急于找到緩和勞工階級憤怒的方法，于是溫德爾·菲利普斯提出了建立州勞工統計局。該局成立時，菲利普斯被賦權任命了首任主管和副手。州勞工統計局的管理者不贊同以價格定價進步，認為勞動時間是評判社會進步的主要名額之一，這就暗示了他們認為較少的市場産出有時比更多的産出更好，因為更多的産出以犧牲勞工幸福為代價。這與馬克思的觀點相近，馬克思親自索要并閱讀了該局的報告，認為它“很有價值”。不僅如此，該局的報告得到了作家、教授和商業圖書館協會成員的贊揚，當然有很多企業家極力反對、甚至诋毀，還有的要求撤銷勞工統計局。之是以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美國人還沒有接受美國應該成為一個雇傭工薪勞動者為主的工業國家，因為他們認為雇傭勞動意味着不自由。
馬薩諸塞州勞工統計局富有争議的報告為其上司帶來了政治災難，一年後州長任命了卡羅爾·賴特擔任局長，賴特提出超越黨派、保持客觀，這為他赢得了支援與信賴，幾年内就成為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政府統計學家，被譽為“美國勞工統計之父”。在擔任局長的前幾年，賴特發表了不少以道德統計為主題的報告，但1880年代的報告幾乎完全轉向了比較工資和生活成本的資料。在1884年發表的長達468頁的報告中有334頁是工資和生活成本資料，占總篇幅的71%。
在這個時期，政治巨頭兼思想家愛德華·阿特金森對于馬薩諸塞等州的勞工統計局有較大影響。阿特金森最擅長的是研究勞工生活成本，他在生活成本計算中增加了一個新内容：全面分析勞動者攝入的每美分食物中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含量，他還與化學教授阿特沃特合作取得了關于食物配給方面的專業建議。不久後，阿特金森的日常飲食安排表在中産階級改革組織中傳播開來，但是勞工對此極為反感。在調查中，許多勞工拒絕回答有關生活成本的問題，還有勞工在調查當天故意用平時兩倍的食物塞滿肚子。
費雪為何是定價運動的核心
在定價運動中，經濟學家歐文·費雪處于核心地位。他首先将數學模型引入美國經濟學，還積極投身社會改革運動。費雪是戰時禁酒委員會主席，計算出戒酒能夠每年為美國節省20億美元。他還是美國優生學會第一任主席，用資料描述優生的經濟價值。費雪的暢銷書《如何生活》印刷90次、售出近50萬本，遺憾的是他被曆史學家忽視了。費雪不遺餘力地普及價格統計資料的正式化、合法化應用，他教導當時的人們說：“如果要争論進步的性質或某項改革是否值當，他們就必須先定價它。”
費雪的定價結論令人感到新奇，他的“嬰兒價值90美元”的言論在當時使得“一些人感到困惑和震驚”，直到今天讀來都令人感到排斥。他計算了嬰兒未來收入貼現值減去未來護理成本貼現值的淨值，認為一個美國嬰兒價值為90美元。以此類推，一個5歲孩子的價值為950美元。
費雪的這種觀念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産物，當時社會改革的命運掌握在具有預算意識的立法者或管理精英手中，這些人習慣于将世界視為“資産負債表”，“人”被視為生産要素。在此社會背景下，貨币是終極的均質器和校平機，交換價值壓平了生活中所有的山丘和山谷，将它們全部轉化為可衡量的計算單元。隻有将人視為一台賺錢機器，才能創造出經濟統計資料，以此說服制定政策的美國精英階層支援聯邦監管、社會改革。如果不定價“人”，那麼政府統計資料就可能忽略那些人，可能重蹈美國原住民未被定價進而被邊緣化的覆轍。
1890年至1920年是美國的進步時代，定價人和進步的量化實踐已經在當時的大西洋各國占據了相當大的地盤。1911年，波士頓商業委員會調查了普通感冒造成的企業損失，結果顯示普通感冒造成人均每月缺勤一天（每人損失21美元），10%的“精力損失”及由此造成的“效率損失”（每人額外損失3美元）。這種計算方法在當時蓬勃發展的人壽保險中廣受歡迎，保德信保險公司的統計學家弗雷德裡克·霍夫曼計算出假如産業勞動者英年早逝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25歲時為13695美元，35歲時為10395美元，50歲時為4405美元。《華爾街日報》對這些資料非常興奮并宣稱：“沒有比統計資料更能起到避免浪費、提高國民生産效率的作用了。”進步主義不僅關注人創造收入的能力，還關注動物、自然環境的經濟價值，如臭鼬每年為美國捕獸者帶來300萬美元的收入，尼亞加拉大瀑布每年帶來的價值為1.225億美元，美國每年因昆蟲損失7億美元等等。金錢成為美國社會價值及估值的基本形式。
相對于各種統計結果，我們需要了解其背後的經濟組織、社會關系和文化背景，這能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問題。從經濟組織上看，主要是生産組織結構更新。19世紀早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地方的、分散的自有生産主義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公司的官僚和管理等級制度，還有兩個孿生機制：為行政管理出現的規制性政府和為緩和階級沖突等原因出現的私人慈善基金會。1894年到1902年間，成千上萬的小工廠主出售了他們的自營企業所有權，換來了巨額的公司股票。鐵路等管理型公司這類“看得見的手”取代了小生産者的市場競争。
從社會關系上看，伴随多層級、多部門的大公司不斷湧現，疏遠而等級化的社會關系取代了地方的非正式關系，比如鐵路公司最先發展出了層級制、職業化的經理人隊伍和現代會計制度。這就造成了一個新局面：原先掌握在生産性财産所有者手中的管理權力，轉移到了新生的職業專家階層，這些專家希望将美國社會重塑為機械化的“系統”，通過持續的自上而下的維護、監管和社會規劃來穩定社會系統。費雪說：“世界由兩類人組成，即受過教育的人和無知的人，而前者應該被允許支配後者，這對于進步來說至關重要。”為了能夠将雜亂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從上層進行治理的易于了解的社會系統，進步人士經常求助統計資料，精心收集的各種生活資料将支撐私營公司、政府管理或慈善基金會中的官僚制度。
從文化背景上看，美國已經成為以雇傭勞動為主的國家，公司的等級管理制度、追求利潤等企業文化自然而然地擴散到整個社會，公司形式的會計核算和官僚機構成功地建構了“統計型國家”，可以說大公司發明了美國的官僚機構。到1899年，三分之二的制成品由公司制造，65%的雇傭勞動者為公司工作；到1919年，上述數字分别上升到87%和86%。公司已經成為“文明生活的主要機制”，也是統計資料的重要來源。當價格統計資料走進社會後，成為非常有效的意識形态載體，“奧爾德裡奇報告”中的生活成本資料就經常成為聯邦政府的判定工具，價格統計資料開始成為政策制定中的新裁判。
“注水股票”真的有水分嗎
1840年代以來，伴随着大型公司在美國逐漸崛起，這一企業組織結構變化徹底改變了中上層美國人看待和量化世界的方式。19世紀初期的美國人堅信隻有看得見、摸得着的實物才有價值。他們從小個體生産者的角度考慮财産，他們将價值等同于勞動力，将财産等同于提高或者促進勞動生産率的有形物。19世紀中期雖有所進步，但仍然停留在實物才有價值的層次，隻是這個時期的實物擴大到了有助于提高生産率的有形資本，如鐵軌、高爐等。如果此時鐵路公司發行股票的價格高于實體工廠和生産性财産的價值，那麼美國人民就會發出痛斥腐敗的怒吼，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注水股票”沒有反映公司“真實”資本金額，是一種欺詐行為。
從深層來看，這些現象與當時的經濟學理論密切相關，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否認服務的價值。17世紀的重農主義者認為隻有農業才是生産，農産品才有價值。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區分了“生産性勞動”和“非生産性勞動”，服務屬于後者，不産生價值。這一觀念影響深遠，1867年馬克思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也持此觀點。1870年代，英國的傑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法國的瓦爾拉幾乎同時獨立發現了邊際效用遞減原理，提出了不同于勞動價值理論的學說，他們認為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有個緻命的錯誤認識，即商品的價格取決于生産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些經濟學家認為價值是主觀的，人們是根據能夠獲得的邊際效用确定價格。既然如此，原先被認為沒有價值的服務也因為主觀價值論的登場而産生了價值。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認可服務屬于生産，服務創造價值，他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質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質性财富。”這就完成了從限制性生産觀到綜合性生産觀的轉變，為國民收入核算确定了生産範圍。
與此同時，人們對于市場的認識逐漸加深。早期的市場主要是有形商品交易市場，後來人們才将其擴充到股票市場，而且财經人士講的市場主要是指股市。反映市場表現的名額是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它出現于1896年5月26日的《華爾街日報》，這是該報财經編輯查爾斯·道的發明。道的繼任者威廉·彼得·漢密爾頓認為“市場”不僅是資源配置機制，也是公司資本主義的母巢。如果按照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觀點，自由市場的奇妙在于将市場價格與事物内在的自然價值結合在一起。但是道和漢密爾頓認為不存在内在自然價值，存在的隻是市場價格，“注水股票”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随着企業大并購運動将生産作坊和工廠公司化、金融化，公司資産成為債券和股票，關于如何估值的想法開始轉變，“真實”價值的觀念也變了。20世紀初期，三家雪茄公司合并為聯合雪茄公司，在其發行債券時遇到了麻煩，這家公司與鐵路、鋼鐵公司不同，它沒有太多實物資産作為抵押物。此時，高盛公司成功地讓投資者确信聯合雪茄傲人的收入流意味着它是安全而且有利可圖的投資，與其賬面資産無關。這一案例讓人相信價值不再是實體世界中的有形之物，未來期望收益和“信譽”等主觀的無形之物也有價值。越來越多的中産階級放棄了直接控制生産性财産，轉而選擇擷取股票紅利和債券收益，在此過程中，财産被看作抽象的權利，價值來源于未來的收入流，不再是一種源于生産性勞動的有形物。1890年代，這種新方法正在被美國法院制度化，在1890年的明尼蘇達州費率案件中，最高法院認為：“不僅有形事物可以作為财産，這些事物的預期收益能力也是财産。”
曆史上的國民收入、GNP和GDP不是按照市場商品或消費品，而是按照生産要素或資本品對待和量化國家及其居民，如此則隻能通過計算它們每年産生的貨币收入或現金流量來衡量國民收入。據此可認為GDP是為進步定價的最後一步，也是生活資本化的最後一步。基于資本增殖的視角，塔克提出了“國家企業論”的觀點，将國家看成一家企業，認為國家收入（市場産出）超過支出（市場消費）的數額産生了收益，這些收益可以增加“國家财富”。這一觀念逐漸被美國人接受，時至今日，美國人似乎習慣了将國家視為一家大企業了。2018年毫無從政經曆的房地産商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促成這個出人意外結果的重要原因是視國家為企業的觀念，他們希望有成功企業經營經驗的特朗普能夠駕馭美國經濟航船。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為進步定價：美國經濟名額演變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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