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的工作變得更輕松，也改變了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競選模式。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資料被用于了解選民獨特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制造政治偏見，引導選民給特定的政治家/政黨投票，壓制競選對手，在競選活動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深度僞造和社交機器人被大量用于在競選期間操縱選民意見。
一、社交媒體對選舉的影響
大資料有助于政黨解讀選民的想法和行為模式，而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程式被認為是大資料的主要來源。Google Map、YouTube、X、Meta、Instagram、WhatsApp等應用中大量的使用者資料被收集。調查顯示，印度在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有9億選民，其中約5億選民是擁有Meta和WhatsApp賬戶的手機使用者，其中30%使用者可被社交媒體影響。
如今，政黨和政治家更加依賴于新技術，利用大資料、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分析選民的心理和行為。在選舉季，大資料價值連城，因為可以基于大資料開展針對性、定制化的競選活動。民主國家的政黨也在利用大資料來了解選區概況、選區内的家庭。政黨和競選顧問更想知道誰是首次投票的選民，誰是流動選民，他們的行為如何，選民的家庭構成和經濟條件如何。特别是在印度，政黨和政治營銷顧問更想了解社會中的種姓、宗教構成以及選民的社會經濟狀況，這些資料有助于設計競選政策、選擇候選人和形成支援政黨的言論。政黨和政治顧問正在利用大資料、人工智能、機器學習進行更複雜的政治傳播，更具針對性地鎖定選民。
二、大資料揭示選民偏好
大資料被用于了解選民的選擇和顧慮，預測選舉結果和設計競選活動，其在競選活動中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收集大資料最主要的手段是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程式。為了擷取更多支援者，各政黨開發了自己的應用程式，用于連接配接選民，同時收集大資料，以便更好地了解選民的觀點、行為和心理特征，鼓勵選民更多地參與競選活動。競選期間，政黨要求有選舉權的志願者和支援者下載下傳他們的應用程式，使用者需要提供電話号碼，允許應用程式通路使用者的号碼簿、照片、視訊、資訊、GPS和藍牙資料。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奧巴馬釋出了iPhone競選應用程式。這款應用程式能夠從位于不同位置的使用者手機中通路聯系人清單，獲得這些資訊後，競選團鼓勵使用者代表政黨給聯系人打電話拉票并标記其态度。
所有微小的資料資訊，如使用者聯系人清單、發送的短信和接收的GPS定位曆史記錄等都會被收集起來，這是因為使用者允許應用程式通路手機中的個人資訊是使用該程式的先決條件。在美國，智能手機成功取代了挨家挨戶的宣傳活動。2008年奧巴馬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勝利被認為是資料驅動的競選。奧巴馬的拉票應用程式為志願者提供了目标名單，有100萬人向競選團隊提供了自己及其朋友的Meta資料，奧巴馬的電子郵件聯系人清單中有2000萬美國人。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一家英國政治咨詢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未經Meta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通過第三方問答應用程式擷取了數千萬美國人的個人資訊，這些資訊和資料被用來建構“心理戰工具”，為特德· 克魯茲和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建立了詳細的選民檔案，并在大選前夕，針對持懷疑态度的選民投放了挑釁性的政治内容和廣告，為特朗普助選。
三、應用程式在競選活動中的使用
應用程式在選舉中為強大的數字競選戰略奠定了基礎。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競選應用程式越來越成熟。“Hillary 2016”就是一款希拉裡針對美國總統競選而釋出的iOS 應用，使用者可以通過完成任務來獲得虛拟和實物獎勵。
2020年，Phunware軟體公司為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開發了應用程式“Trump 2020”，該應用是一款遊戲化工具、新聞聚合器和虛拟活動平台，提供捐款、社交媒體對話、調查等功能，最大限度地收集資料，進行目标廣告宣傳。《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認為“資料收集或許是‘Trump 2020’應用所做的最強大的事情”。在“Trump 2020”應用中注冊需要提供使用者的全名、電話号碼、電子郵件位址和郵政編碼，該應用程式還提出了大量權限請求，要求擷取位置資料、手機身份資訊和控制手機的藍牙功能。這一競選政策幫助大約4000萬至5000萬公民投票支援特朗普連任。
2020美國總統大選時期，約瑟夫·拜登的競選團隊推出了“Team Joe”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是一個組織工具，允許使用者給支援拜登的朋友發短信，并擷取競選活動的最新消息，主要目的是讓社群和選民用他們的網絡分享經驗和他們對候選人的支援。這種關系型組織利用志願者的影響力和社會聯系，使競選團隊有機會接觸到潛在的志同道合的人。應用程式會讓使用者知道競選團隊希望與哪些使用者的朋友和家人交談。然後，使用者可以直接給他們發短信，代表競選團隊分享競選的最新消息、提出問題并收叢集眾對2020年競選的想法。
在應用商店中，“Trump 2020”應用被歸類為新聞應用，2020年10月初的下載下傳量已超過260萬次，是“Team Joe”的15倍還多。拜登應用程式被歸類為社交網絡應用程式，适合4歲及以上使用者使用。特朗普和拜登的做法不同，特朗普的應用程式針對所有支援者，比拜登的應用程式擁有更長的許可請求清單，而拜登的應用程式則隻為一個目的而設計，即“關系組織”，志願者群組織者有政策地聯系親朋好友為拜登投票。這種大量半自動化的“關系型組織”如果發生變化，規模就會自動改變，形成一種新的宣傳形式。
Narendra Modi是印度總理莫迪的個人官方應用，用來向支援者傳播新聞和競選活動資訊。使用者在使用此應用前，必須送出電子郵件、電話号碼、職業等個人資訊進行注冊。2015年3月，Narendra Modi的下載下傳量已達1000萬次，預設的使用權限是允許通路使用者手機上包括使用者聯系人、相冊、位置等幾乎所有資訊和資料，這些資訊和資料被用于競選活動。
四、深度僞造與選舉活動
深度僞造視訊可以展示一個人從未說過或做過的事情。通過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算法可以篡改實際視訊和音頻，誤導觀衆。深度僞造降低了非專業人員制作視訊的門檻，正作為制作虛構内容的廉價技術工具和應用蓬勃發展。
制作深度僞造視訊的方法之一是編碼、解碼和換臉。首先，人工智能編碼器運作兩個人的多張面部照片。然後，編碼器學習人臉的相似性并壓縮圖像。由于人臉不同，一個人工智能解碼器選擇第一個人的臉，另一個解碼器選擇第二個人的臉。然後，将編碼圖像輸入“錯誤的”解碼器，進行人臉互換。這一過程需要在每一幀上進行，才有可能制作出令人信服的視訊。
近年來，深度僞造在全球範圍内受到關注，目标涉及知名人士，如奧巴馬辱罵美國總統特朗普，馬克·紮克伯格吹噓非法通路資料，但其實這些都是經過深度僞造制作合成的視訊。
印度德裡選舉前一天，印度人民黨（BJP）德裡分部主席馬諾傑· 蒂瓦裡（Manoj Tiwari）通過5800個WhatsApp群組，用英語和哈裡揚維語向1500萬選民發表講話，呼籲市民投票支援印度人民黨的兩段視訊在網上瘋傳。據數字媒體公司Vice報道，這些視訊都是深度僞造的。原始視訊談論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視訊被模拟并疊加了英語和哈裡揚維語的音頻，為了讓人覺得蒂瓦裡确實在講話，還對口型進行了調整。
五、社交機器人
目前，社交機器人擁有可信的線上資料和先進的轉換技能，看起來就像網絡中的真實使用者，在社交媒體上已經随處可見。
社交機器人行為通常可從三個層面進行識别。
（1）機器人聚集，社交機器人經常聚集在一起并随機行動，是以更容易識别；
（2）内容水準，與人類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方式相比，社交機器人往往會更有規律地使用表情符号、感歎号或其他内容；
（3）活躍度，與人類社交媒體行為相比，社交媒體機器人的活躍度更高。
機器人通過擴大宣傳和塑造流行叙事，戰略性地放大特定資訊，操縱公衆并影響政治程序。機器人按照程式運作，可以全天候不間斷地釋出、點贊和分享資訊，被大量用于政治目的，以影響公共話語、軍事沖突和選舉議程。社交機器人隻需幾秒鐘就能傳播特定資訊。一項研究稱，X有6%的機器人釋出了31%的不良資訊。
研究發現，社交機器人在煽動“英國脫歐”兩極分化發揮着戰略作用，在X上與離開脫鈎相關的話題标簽主導了對話，不到1%的賬戶生成的内容占據所有資訊的三分之一。
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有近40萬個X賬戶（約占美國X使用者總量的15%）是社交機器人賬戶，為大約20%的線上對話創造了流量。美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封鎖期間，讨論重新開放的X賬戶有近一半是社交機器人。
六、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在競選活動中的應用前景
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未來取決于全世界的技術和網際網路的發展。近期，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競選活動中，人們注意到了技術和網際網路更新進步帶來的影響。
技術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學習，數以千計的應用軟體可在網上免費擷取，通過線上軟體可以編輯、合并，甚至僞造音頻、視訊和圖像。隻要有網際網路連接配接，這些視訊和音頻能在幾秒鐘内傳播到全球各地。線上競選活動正影響着選民的選擇，不久之後，相關技術的低門檻和低成本等特性恐将使、競選活動完全轉移到網上。
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在國家和地區競選活動中的應用将越來越多。定制軟體應用程式、深度僞造視訊和社交機器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挨家挨戶的競選活動。選民的詳細資訊很快就不再是個人隐私，選舉管理公司将通過定制的應用程式擷取選民的所有詳細資訊。一言以蔽之，未來的競選活動将由資料、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驅動。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元戰略，原作者元戰略智庫進階研究員。文章内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衆号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元戰略
作者丨元戰略智庫進階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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