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研究概況

唐代長安地區的佛教寺院中供養有各類佛教造像，現在所能看到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對它們進行綜合研究，可以感覺唐代宗教藝術等方面的傑出成就。

國外對于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研究，主要以新中國成立前流傳出去的傳世品為主，這方面的研究以日本為代表。他們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主要以傳世品為研究對象，是以，研究過程難免有所欠缺，而且對唐長安地區出土佛教造像的總體特征把握尚顯不足，對于新發現的資料也注意不夠。

幾十年來，唐代長安地區出土了大量佛教造像，也發現了為數不少的與佛教相關的遺迹、遺物。雖然國内已有學者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但總的來看，國内有關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及寺院的研究，仍然以資料報道和簡單分析為主，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佛教造像的類型、藝術特征及其發展演變規律等進行綜合研究方面還比較薄弱，尚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對于長安地區的佛教造像，曆來為學界所關注，如中國台灣學者顔娟英女士于1986年，以長安七寶台造像為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就是對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後她還就七寶台的造像問題不斷地進行過探讨，着重探讨了七寶台造像的流失狀況、象征意義，并對七寶台進行了複原研究。1998 年，常青先生在其所著的《彬縣大佛寺造像藝術》一書中，不僅公布了彬縣大佛寺的基本資料，而且專辟一章即第四章，以“西京長安造像藝術的展望”為題，對彬縣大佛寺石窟與唐代長安的造像樣式、洛陽龍門唐代佛像藝術的形成、中國石窟造像藝術中的長安因素等幾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讨。

後來，常青先生又專門撰文，對唐代長安地區的佛教藝術樣式及其淵源進行過探讨。常青先生的這些論著是至目前為止，對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藝術最為深入而且是較為全面的研究成果了；王建新先生撰文對長安佛教造像的模式及盛唐時期造像的風格進行過論述；羅世平先生對四川的佛教造像與唐代長安佛教造像的樣式進行過探讨；丁明夷先生曾對陝西臨潼邢家村出土的金銅佛教造像藝術進行過專文論述。日本學者岡田健先生曾對長安地區初唐佛教像藝術進行過探讨；日本學者肥田路美先生在其《初唐佛教美術の研究》這部探讨初唐時期的佛教造像藝術的專著中，也涉及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問題，其中的“關于玄奘請來的釋迦七軀像”“西安出土磚佛的制作及其意義”等章節，均涉及唐代長安地區的佛教造像問題。

金申先生也曾對西安安國寺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進行過探讨，并在日本學者松原三郎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安國寺的白石造像，不僅有來自于幽州地區，也有曲陽一帶的因素。裴建平先生在其《從關中出土的北魏佛造像看長安模式佛造像的形成》一文中，對長安地區的佛造像的長安模式問題進行了論述，這篇文章雖然論述的是北魏時期佛造像的長安模式問題，但對唐代長安地區出土佛教造像的探讨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白文先生的博士論文《關中唐代佛教造像的圖像志研究》，對關中地區的唐代佛教造像進行了深入探讨。董玉祥也曾以《唐代佛教造像“長安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為題，進行過探讨。

楊效俊女士的《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以長安光宅寺七寶台的浮雕石佛群像為中心》一書，對武周時期（680—712 年）的佛教造型進行了綜合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武周佛教造型的代表作品——長安光宅寺七寶台的浮雕石佛群像進行了個案分析，其中第一章是對武周時期佛教建築與造型的綜合研究。第二章分析研究了武周風格的形成過程、特點及傳播。第三章研究了和長安光宅寺七寶台浮雕石佛群像相關的兩個圖像學問題——降魔印佛像和十一面觀音菩薩像。第四章是對七寶台浮雕石佛群像的風格和複原研究。第五章從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入手，分析了武周時期兩京地區的佛教視覺文化。

陳悅新女士對西安地區儲存較好的 39件單體石立佛的佛衣進行了考古類型學分析，并根據造像紀年結合其他地區年代較清楚的造像資料，将西安地區單體石立佛造像分為三期：第一期主要在北周時期（557—581年），第二期主要在隋代（581—618 年），第三期大緻在貞觀時期（627—649 年）至開元（713—741 年）初，對進一步深入探讨西安地區北周至唐代佛像的年代等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上述論著之外，文軍女士根據《曆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寺塔記》《長安志》《圖畫聞見記》等文獻中儲存的一些有關長安寺院壁畫的文字資料，對長安城内寺院中的壁畫題材進行過分類研究，為深入認識當時長安地區宗教信仰狀況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常青先生的一篇書評《淺談石窟寺考古斷代方法與樣式研究——〈慈善寺與麟溪橋〉讀後》，該文雖然屬于書評性質，實際上行文中以讀後感的形式對石窟寺考古研究中的斷代與樣式研究進行了精辟的闡述，對于佛教造像的研究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至目前為止，雖然長安地區的佛教造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都很少或者沒有采用類型學方法對各類造像進行總結，給出一個總的判斷标準。拙著在研究與論述過程中，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采用類型學方法，對唐代長安地區的主要佛教造像首先進行分類，在分類的基礎上，根據佛教造像的細部變化，來探讨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發展演變規律，進而為各類造像提供一個判斷年代的标尺。為什麼要在觀察佛教造像基本樣式的基礎上，以細部變化來探讨其發展演變規律呢？衆所周知，在石窟寺的研究過程中，在同一個洞窟中，形制、造像、壁畫等因素構成了洞窟的整體内容，而這些内容的變化經常是不同步的，往往是交錯進行。

這就得注意細部所産生的細微變化，而不隻是展現在造像主尊的變化這一個方面。在注意發現并找出變化最快的項目的同時，還必須明白的是，洞窟之中越是主體的内容往往在很長時間内變化不大；相反，越是次要的内容變化越迅速。這是因為開鑿洞窟的工作，在大的方面容易受到制約，而在一些小的次要的方面則可以加入工匠自己的設計，或表現一些新花樣。是以，既要注意大的方面，也要注意細小的變化，而且細小的方面絕對不能忽視。對石窟寺的調查與研究如此，在對其他單體佛教造像的研究中，這一基本的原則仍然适用。

唐代佛教造像的研究一直是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内容，通過對這些造像的研究，可以了解當時人的宗教信仰、審美觀等，特别是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作為當時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對它們進行研究更有學術意義。

唐代社會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中外文化交流異常活躍，為佛教的興盛和繁榮提供堅實的外部條件和物質基礎。例如，唐代都城長安作為當時絲綢之路的起點，從長安到河西有南北兩路：南路經扶風、天水、蘭州至武威；北路經彬縣、平涼、固原至武威。出武威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中三路西行：南路經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經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至喀什；北路則自哈密、經吉木薩爾、伊甯西去。從河西到新疆是漢唐以來通西域的主要路線。

與此同時，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也是暢通的。作為唐代文化中心與佛教中心的長安地區，由于其得天獨厚的條件，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從考古發掘的各類唐代資料來看，唐代藝術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大膽吸取，相容并蓄，表現在佛教造像上，就是把傳統的線刻藝術和立體造像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進而使得唐代佛教造像藝術達到了中國古代佛教造像藝術的頂峰。通過對長安地區及其周圍佛教造像進行研究，可以把握住唐代佛教造像藝術發展的脈搏，對于探讨唐代造像藝術的發展規律有積極意義。

本文由孫莉、闫廣宇摘編自 冉萬裡 著，《唐代長安地區佛教造像的考古學研究》之“前言”。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