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原道》雲"『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潤于草木，浸于金石。』以『金石』至現『道』之德，來源于商周時期，《墨子·非命下》所謂『是以書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盤盂，傳以後世子孫』，是其真實寫照。而金石作爲一門學問則肇始于宋代，學者着作紛呈，成績斐然。雖然其時尚無攝影照相之技術，而先賢除了以摹繪刻版（石)印刷成書外，更以中國的傳統技藝以紙覆器，墨拓傳形。這在《四庫全書》收録的宋代呂大臨《考古圖》《績考古圖》二書中就不難發現，其所着古器物除以線描作圖外，銘文全部以墨拓本再翻刻。可以說，以拓本方式傳承金石，宋人已開風氣之先，于是拓本的流傳與收藏，便是順理成章之事。
清代乾嘉盛世以降，由于以《說文》學爲代表的國小興起，促使金石學更加蓬勃發展，收藏金石拓本，或乘興題跋，或互相饋贈，更是文人學者間的雅好和時尚。其收藏及題跋者皆爲當時一流學者名家，如張廷濟、阮元、六舟、吳式芬、陳介祺、翁方綱、吳大澂，孫诒讓、楊守敬、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其風氣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方介堪先生作爲當代學者和篆刻藝術家，其收藏金石拓本，即是受此文化背景之影響所緻。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方介堪與張大千及友人
方介堪（一九〇一-一九八七)，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人，原名文榘，字溥如，後改名巖，字介堪，以字行，别号玉篆樓主。方先生早年師從趙叔孺，并得到吳昌碩的激賞，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被劉海粟、黃賓虹聘爲上海美專、上海新華藝專教授；應馬衡院長之邀擔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參加故宮博物院藏宋元名家墨迹的鑒定、編輯。抗日戰争勝利後，積極參與上海戰後文化恢複群組織藝術團體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溫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市博物館首任館長三十餘年，長期主持溫州地區的文物工作，兼任西泠印社副社長。
Lot 1628
方介堪藏 《吉金拓片集》
總計508件
出版：《方介堪藏吉金拓片集》全三卷，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2023年。
27×19.5 cm×508
估價：RMB 350,000-550,000
由方介堪先生哲嗣方廣強先主編的《方介堪藏吉金拓片集》一書，共着録方介堪先生藏金石拓本共五百多紙，『金』類以商周青銅器爲大宗，加之少量的秦诏量器和漢代銅器、新莽量器及雜器，而『石』類則僅僅十件而已。方先生藏拓雖然不能與陳介褀『箧齋』、劉體智『小校經閣』等大收藏家平分秋色，卻也是特色明顯，收藏不可謂不豐。
青銅器原器及銘文與方介堪原拓對比
收入本書的先秦銅器銘文，不乏傳世名品，可圈可點者頗有之。如道光年間山東壽張出土的『梁山七器』之『太保方鼎』（二四号)、『太保簋』（一一五号)、『太史友作召公甗』及『遰方鼎』（三五号)，已占七分之四；再如潘祖蔭舊藏的『燕侯旨鼎』（三九号)、『翳（按"本書着録名存原篆)父方鼎』（四三、四四号)、『褱鼎』（四六号)、『許奓魯生鼎』（四九号)、『宗婦鼎』（五四号)、『宗婦簋』（一○九、一一○号)、『揚簋』（一二〇号)、『作冊寰卣』（一九二号);李山農舊藏的『戍囗鼎』（五七号)、『虢叔旅鐘』（二号)、『文姑日癸甗』（一〇号)、『旂鼎』（五二号)、『六年琱生簋』（一一九号)、『靜簋』（一一八号)、『鄭虢仲簋』（一〇六号)；孫诒讓舊藏、現藏浙江省博物館的『麥鼎』（五八号)；陳介祺舊藏的『伯魚簋』（七六号)、『紀侯簋』（八八号)、『城虢遣生簋』（九五号)、『陳侯因囗敦』（一三二号)、『鄀公緘簠』（一三一号)；以及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兮仲鐘』（一号)等。
此外，拓本中有大量藏品同見于《郁華閣》着録，如『犀伯魚父鼎』（四五号)、『囗方鼎』（五〇号)、『陳侯鼎』（五一号)、『征人鼎』（五三号)、『厚趠方鼎』（五九号)、『杞伯每亡簋』（九六号)、『錄簋』（一一二号)、『頌簋』（一二一号)、『貉子卣』（一九三号)等，其拓本來源當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拓本中還有一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皆帶有族氏銘文，是了解早期原始文字構形的重要金文資料，如『亞盉父丁甗』（五号)、『戊箙父癸甗』（六号)、『商婦甗』（八号)、『離鼎』（一三号)、『囗父辛鼎』（二一号)、『冉父辛鼎』（二二号)、『亞醜父丁方鼎』（二七号)、『天黾作父戊方鼎』（三一号)等，皆爲潘祖蔭舊藏之器。厘清上述這些拓本來源，就中也可尋找出方介堪先生收藏拓本之管道，進而探讨當時學術的交遊圈，這對我們深入研究方介堪先生的學術生涯，不無幫助。
作為近百年來最爲優秀的篆刻藝術大家，方介堪先生一生治印逾四萬方，在當代産生巨大影響，尤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創作烏蟲書印，以雅緻空靈的書法氣息，開一代風氣之先。但綜觀方先生藝術成就，實以金石學爲最，所撰『玉篆樓印學叢書』多種和《介堪印存》多卷、以及《玺印文綜》，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着作。而方介堪先生收藏的金石拓本，既是方先生治古印的第一手參考資料，更是方先生賴以研究金石之學的基礎和重要源泉，故雖飽經滄桑及各種變亂，卻仍能一直伴随着先生，藏之永保。從這一視角出發，《方介堪藏吉金拓片集》的整理出版，更加能凸顯其意義之所在。
附帶指出，為便于讀者深入了解方介堪先生藏金石拓本的内涵和學術資訊、本書除《圖版編》外，特加《考釋編》一卷，均由上海博物館葛亮研究員承擔撰寫。上海博物館青銅部長期在馬承源館長的直接上司下，早已成爲中國青銅器和吉金文字研究的重鎮，葛亮研究員爲古文字青年學者的翹楚，任職上博青銅部多年，恰是如虎添翼。由他考釋的方介堪先生藏金石拓本，梳理清晰，釋文得當，勝義紛呈，尤其是專門列出『僞銘』和『翻拓本』兩節，更見其鑒賞功力。開卷有益，相信讀者諸君一定會有很好的收獲。
《方介堪藏吉金拓片集》全三卷
我聞知方介堪先生的大名，早在吉林大學從思泊師求學之時，這與我所學的專業方向和研究興趣有關。走上工作崗位後，我又與方先生曾分别擔任過浙江的省、市博物館上司，雖然共同從事文博工作，但作爲晚輩的我卻一直未獲能當面向方先生請益的機會。加之當年去溫州的汽車路程要長達一整天，且常遇塌方，一堵不知幾個小時方能通行，故大家視之爲畏途，一般沒有重要事情不會出差前往。而當我終于有機會也是第一次抵達溫州時，方先生已駕鶴西去，惜未能面谒，深以爲憾。
曹錦炎
（中國美術學院漢字文化研究所所長，
書法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