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鐘正生、張璐、常藝馨 （鐘正生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核心觀點
本文回顧中國曆史上的産能周期與産能過剩，審視當下産能過剩的結構特征，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輪産能過剩的化解之道。
曆史上的産能周期與産能過剩。産能周期往往滞後于經濟周期，新增産能的投放可能恰逢需求的回落，進而造成經濟中出現産能過剩。回顧曆史，中國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過了三輪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輪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開啟，2022年起或已進入下行階段。
目前中國制造業面臨結構性産能過剩。綜合統計局公布的細分行業和上市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2023年下半年，中國制造業總體産能利用程度低于曆史中樞水準。其中，計算機通信電子、電氣機械、汽車制造等裝備制造業表現最弱，與高技術制造業的重合度較高。原材料行業産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屬礦物制品和化工相關行業。消費制造行業中，無論是醫藥、食品制造、農副産品加工等必需品，還是紡織服裝、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紡織業等可選消費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産能利用不足。
本輪産能過剩的結構性特征。第一，房地産和人口迎拐點，建築原料與商品需求面臨變局。一方面，商品消費可能從增量市場變為存量市場，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産相關的耐用消費品，而食品制造、農副産品加工、紡織服裝等行業也較難複刻“消費更新”時期的增長邏輯。另一方面，房地産部門對鋼鐵、水泥、平闆玻璃等建築原材料終端需求的影響較大，相關行業産能過剩壓力逐漸累積。第二，産能投放疊加外需轉弱，化工醫藥行業壓力突出。2021年以來，外需推動化工、醫藥行業等行業大規模擴産。然而，2023年以來全球需求趨于回落，對前期産能的消化能力不足，産能過剩風險逐漸顯現。第三，綠色化浪潮推動，能源轉型行業投資迅猛。“碳中和”長期需求前景較好，遠期視角下的産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術路線處于演進過程中，“先進産能”和“落後産能”存在沖突。第四，海外産業鍊加速重構，半導體競争白熱化，行業面臨三重壓力。一是産能增長，中國及海外經濟體均加大半導體領域的資本支出，建立産能将陸續投放。二是制造外遷，外商企業在華生産回落，更趨向于“在岸”、“近岸”和“友岸”。三是需求回落，加劇相關行業的經營壓力。
産能過剩的化解之道。第一，供給側改革仍然有必要。本輪産能過剩行業涉及的民營企業更多，需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給予主動退出的落後産線一定财政獎勵，補貼低能耗産品的終端消費、征收“碳稅”等市場化形式，給予民營企業穩定的預期和充分的信心。第二，鼓勵創新和品質标準提升。先進産能不易過剩，管道、商業模式及應用端的創新同樣重要，優質産品的推出和推廣能夠創造需求，有助于幫助結構性階段性産能過剩的企業打開市場，消化産能。第三，暢通“外循環”。創造良好國際環境，鼓勵企業提高産品競争力，擷取更多國際市場佔有率。
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部分行業産能過剩”。當下看，“量”與“價”的背離已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而其根源便是産能過剩帶來的價格下跌，企業增收而不增利。本文着眼于中國産能周期的曆史軌迹，聚焦于目前中國制造業産能過剩的結構性特征，立足于曆史與現實的異同，探讨化解本輪産能過剩的相關政策。
一
曆史上的産能周期與産能過剩
如何刻畫産能周期？
庫存周期屬于經濟周期中的短周期，往往以工業企業産成品庫存累計同比增速表征，其曆史運作基本穩定遵循3-4年的規律、且為月度資料，是宏觀研究中觀察到的重要周期。
經濟中的中周期——産能周期（也稱朱格拉周期）與裝置投資活動相關聯，其中包括多個庫存周期。産能過剩的形成原理在于：投資決政策滞後于經濟周期、産能的形成也需要過程（裝置、廠房等固定資本形成需要一定時間），進而往往在經濟下行期遭遇新産能集中上馬，形成産能過剩。
結合GDP中的資本形成率、固定資産投資完成額資料來看，可以大緻認為大陸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2015年走過了三輪朱格拉周期，最新一輪的朱格拉周期在2016年開啟，2022年起或已進入下行階段。
産能過剩最重要的判斷名額是産能使用率。産能使用率通常定義為實際産出與潛在産能的比例。當一個行業的整體産能使用率處于較低水準時，就意味着存在大量的閑置産能，該行業就處于整體産能過剩的狀态。是以，産能使用率的衡量就成為界定和分析産能過剩的前提和基礎。
1、 國家統計局調查産能使用率
國家統計局采用直接的統計調查法測算工業産能使用率，對工業企業進行抽樣調查，并推算總體。在抽樣中，對于規模以上大中型企業采取全部抽取，規模以上小微企業采取分層抽取的方式（抽樣率為 10%）。調查的所有樣本企業總産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的 60% 以上。
國家統計局口徑産能使用率的問題在于：一是，釋出時間相對較短。2017 年底，統計局首次公布了自 2013 年第一季度以來每個季度的中國工業産能使用率，2006年以來曆年工業産能使用率。不過，陳穎婷、許憲春（2023）《中國調查法工業産能使用率的統計方法及改進方向》的圖表8中，涵蓋了2006至2021年的季度産能使用率資料，并注明資料源于國家統計局，能夠形成有機補充。二是，資料未經季節調整，呈一季度環比回落，二三四季度逐季攀升的态勢。三是細分資料僅公布了15個行業，未涵蓋41個工業行業，且最早2016年四季度開始釋出，可比區間較短。
2023年，統計局公布的工業産能使用率為75.1%，低于76%-80%的合意區間（陳穎婷 （2021）《對大陸工業産能使用率合理區間的供需動态平衡分析》）。
2、 央行5000戶企業裝置能力利用水準
在中國公開可得的宏觀資料中，與産能使用率定義最為接近的是中國人民銀行每季度釋出的 5000 戶工業企業調查資料中的“裝置能力利用指數”。該指數最早于1992年二季度開始釋出，時間序列較長。2023年三季度，央行5000戶企業裝置能力利用水準為38.8，處于2000年以來的 27%分位。
然而，央行5000戶企業調查隻适用于工業整體的産能使用率推測，而沒有分行業資料。為了研究行業層面和企業層面産能使用率的特征和變化趨勢，就需要利用企業層面的微觀資料作為基礎進行估計。
3、 固定資産周轉率
從微觀角度出發，固定資産周轉率與産能使用率的經濟含義一緻。固定資産周轉率 = 銷售收入 /固定資産平均淨值，表示在一個會計年度内，固定資産周轉的次數，或表示每1元固定資産支援的銷售收入。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上市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回落僅至中途，類似2013-2014年的位置。
2000-2015年的産能周期
2001年至2007年，随着中國加入WTO和國内房地産市場興起，國内外需求增長帶動工業生産能力快速擴張，尤其是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領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外部需求急劇下降，政府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進一步加劇了部分行業的産能過剩。
以2004年至2011年分行業固定資産投資增速觀察，此輪産能周期擴張較快的行業集中于上遊資源和中遊制造闆塊。其中，黑色金屬礦采選、有色金屬礦采選和非金屬礦采選行業的投資複合增速分别達49.8%、49.1%和43.2%，電氣機械、通用裝置、專用裝置和金屬制品行業的投資複合增速分别達47.6%、44.9%、42.3%和41.9%，七個主要行業均強于制造業總體31.8%的增速水準。
2012年，大陸産能過剩問題逐漸顯現。一方面，經濟過熱、物價上行壓力較大，宏觀調控政策整體收緊，而前期“四萬億”刺激帶來的新增産能陸續釋放。另一方面，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中國出口面臨逆風環境，也不利于工業産能的消化。2012-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持續關注産能過剩，解決産能過剩問題成為宏觀經濟調控重要任務。2013年10月，國務院釋出了《關于化解産能嚴重過剩沖突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号），檔案顯示“2012年底，大陸鋼鐵、水泥、電解鋁、平闆玻璃、船舶産能使用率分别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準”。這些行業中不少屬于生産連續性強的行業，合理的産能使用率應該較高，産能使用率低于75%表明嚴重過剩。
盡管政策端已有重視和應對措施，但2012至2015年間大陸産能過剩情況仍在加劇。國務院2013年《關于化解産能嚴重過剩沖突的指導意見》檔案中，提出“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過剩産能的相關措施，但其成效有限。2015年，大陸産能使用率、5000戶企業裝置利用能力指數分别較2011年低6.1和5.0個百分點，制造業上市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較2011年末下滑15.3%。
這一時期産能過剩化解效果不佳，原因在于，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未有根本性改變。産能周期的下行調整階段，投資率（固定資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均有過明顯的回落，1990年的投資率較1985年的高點回落5個百分點，2000年的投資率較1993年的高點下滑9.7個百分點，而2014年的投資率僅較2011年回落了1.4個百分點。産能過剩的本質是投資釋放的新增産能供給遠超需求增速，産能過剩的化解必然伴随着新增投資增速相對于出口和國内消費增速的明顯回落。
部分國有“僵屍企業”未及時出清，是2015年之前産能過剩治理的重要阻礙。這些企業普遍面臨經營困難，如經常性停産、持續虧損、資不抵債等問題，長期占用大量資源，扭曲資源配置。從工業企業财務名額可看出國有企業這一時期産能出清的緩慢：一是，國有企業資産負債率自高位進一步擡升，有異于工業企業總體的“去杠杆”。二是，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利潤增速持續低于股份制和私營企業，虧損面（虧損機關占全樣本的比例）攀升至近3成。
2015年末供給側改革啟動後，産能過剩治理的成效較快顯現。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經上司小組召開第十一次會議，習總書記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在适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五大任務。其中“去産能”為五大任務之首，重點是繼續推動鋼鐵、煤炭等行業治理過剩産能。同時，國資委于2016年啟動了“處僵治困”工作，對中央企業所屬子企業做了摸底，确定了2041戶“僵屍企業”和“特困企業”，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這些企業的“處僵治困”。同時，宏觀政策以“棚改”為抓手，促進房地産及其他上遊行業“去庫存”，通過減稅降費、降準降息為企業“降成本”，助力需求的企穩回升，為走出産能過剩提供良好環境。
2015至2016年，大陸投資率（固定資産形成在GDP中的比重）回落3.8個百分點，幅度遠超2012至2014年的1.4個百分點。
- 從主要工業品生産能力看，2015至2018年鋼鐵、焦炭、水泥等原材料産能均有壓減，産能使用率上行。據央視報道，2016年至2019年年中，大陸累計壓減粗鋼産能1.5億噸以上，退出煤炭落後産能8.1億噸，淘汰關停落後煤電機組2000萬千瓦以上，均提前兩年完成“十三五”去産能目标任務。
- 從産能利用相關名額看，統計局公布的産能使用率和5000戶企業裝置利用能力指數自2016年二季度起回升，上市制造業企業的固定資産周轉率自2016年四季度起回升，中國經濟在2016年下半年起重新煥發活力。
1990年代的産能周期
1992年初，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極大地激發了廣大幹部群衆發展經濟的熱情，各地出現了投資熱、房地産熱、股票熱、開發區熱等現象，産能過剩壓力接踵而來。
1996-1999年産能過剩集中于消費品和輕工業，以紡織、家電、塑膠制品等為代表。根據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産品中，全國有半數産品的生産能力使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膠卷的産能使用率僅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色電視機46.1%，家用洗衣機43.4%，自行車54.5%。1996年末，全國28種主要工業品生産能力有四成處于閑置狀态。1997年下半年，統計的消費品中有1/3供過于求；1998年，在900多種主要工業産品中，多數工業産品生産能力使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僅有10%。
産能過剩沖突直接帶來企業效益惡化和投資增速回落，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加劇了這一狀态。1998年初，亞洲金融危機對大陸的影響顯現，出口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外需明顯受到抑制，海外國家、地區在大陸的直接投資也大幅下降。大陸所面臨的主要沖突不再是通貨膨脹，而是經濟衰退帶來的通貨緊縮。
這一階段針對産能過剩的問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 首先，以行政手段推動供給端改革。終止重複建設、清理過剩産能，同時以紡織行業為試點、推動國有企業兼并重組企業，分流安置下崗職工。具體看，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199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
- 其次，實施債務重組，同時補充銀行資本金，增強銀行體系的穩健性。1998年8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準許，财政部發行2700億元人民币的長期特别國債，用于補充四大行資本金，提升其清償能力。1999年成立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向四大行收購不良資産。
- 最後，以改革釋放内需活力，以積極的财政政策托底需求。1998年房改啟動，為制造業創造了新的需求增長點；1998-2000年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農林水利、交通、基礎建設、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據張占斌（2016）統計，1999-2005年間剝離不良資産總額高達2.58萬億；1996-1998年，國有企業從11.38萬家下降至6.5萬家，減少幅度達到42%；1998-1999年，國有企業就業人數下降約2200萬。
從宏觀名額看，中國的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在1991年至1995年間的複合平均增速達到34.7%，在1996至2000年間增速中樞回落至10.5%。代表産能利用情況的央行5000戶企業裝置利用能力指數，從1992年的38.2的均值水準逐漸回落，到1998年初降至31.4的極端低位，此後随着去産能的推進開始觸底反彈。
1980年代的産能周期
1980年代，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需求提升、行政放權，刺激投資較快增長。随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消費需求日益多樣化，商品市場走向繁榮，需求膨脹推升供給端的産能建設。同時，地方政府經濟建設的積極性較高，但難免存在以行政邊界利益最大化為目标的問題，出現重複投資、盲目建設。當時的流行消費品以自行車、縫紉機等初級非農産品為主，也是産能建設較為集中的領域。據徐景安（1983）統計，當時全國大約有50%的手表廠和電視機廠、75%的自行車廠、80%的洗衣機廠和電冰箱廠達不到起碼的生産批量。
随着産能過剩壓力逐漸增大，企業現金流難以為繼，賬款互相拖欠，“三角債”愈演愈烈，投資快速增長後通脹壓力也接踵而至。1989年前後，中共中央通過《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國家開啟為期三年的整頓工作。1990年初，國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内開展清理“三角債”工作。
從宏觀名額看，中國的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在1981年至1988年間的複合平均增速高達22.9%，到1989年增速下滑7.2%，1990年小幅增長2.4%，直至1991年才有所恢複。
二
新一輪産能過剩的結構特征
本輪周期中，哪些行業面臨産能過剩？
本輪産能周期初期的2016至2019年，中國工業及制造業投資穩步增長，第二産業固定資産投資分别增長3.5%、3.2%、6.5%和3.2%，僅2018年投資偏強，得益于計算機通信電子、儀器儀表等行業裝置更新需求的支撐。多數行業投資增速低迷，相較于2016年，2019年的有9個子行業投資增速為負，22個子行業投資的年均增速低于5%。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工業需求和投資均受沖擊。
2021年至2023年，工業領域投資較快增長，産能趨于擴張。相對于2019年末，2023年第二産業固定資産投資的年均複合增速達到7.4%，制造業投資增速6.6%，均高于行業增加值的增速水準，一度受國内經濟複蘇、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出口中高速增長的支撐。分行業看，2020至2023年間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在10%左右及以上的行業可分為3類。一是，出口依賴度較高的裝備制造行業，包括電氣機械、計算機通信電子、儀器儀表、專用裝置等，增速分别達21.1%、15.6%、13.2%和10.7%。二是，資源能源及原材料行業，包括電力生産和供應、非金屬礦采選、煤炭開采洗選、有色金屬礦采選、化學原料制品、黑色金屬加工等，增速在10%-18%之間。三是，消費相關的行業，包括醫藥制造、酒飲料茶、農副食品加工等，增速分别達11.2%、10.2%和10.1%。
202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工業産能利用水準趨于回落。2022年中國經濟受疫情沖擊、三重壓力影響，2023年受外需和房地産拖累較大，新增産能的投放恰逢需求不振。
以統計局資料觀察，2023年工業、水電瓦斯及采礦業的産能使用率均值都高于2016年四季度以來的中樞水準。不過，作為工業主體的制造業産能使用率僅75.3%，較中樞水準低0.9個百分點。以2023年為基準，若行業産能使用率低于16年四季度有統計以來的中樞，可以認為該行業産能利用不足。以此篩選：化學原料制品、非金屬礦物制品等原材料行業産能使用率分别較中樞低0.3和4.1個百分點；計算機通信電子、汽車制造、電氣機械等裝備制造業分别較中樞低3.2、2.3和1.5個百分點；食品制造、醫藥制造和紡織等消費制造行業産能使用率分别較中樞水準低2.6、1.7和1.3個百分點。
以上市制造業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看，2023年三季度，上市制造業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處于2016年以來的43%分位，産能利用程度處于中性偏低水準。制造業三個闆塊中，裝備制造業産能利用水準明顯偏低，固定資産周轉率處于2016年以來的最低點；原材料制造和消費制造行業的固定資産周轉率相比2022年一季度的高點回落，分别處2016年以來的70%和50%分位水準。若名額處于曆史相對低位（低于1/3分位數），可以認為該行業存在産能利用不足的風險。以此篩選細分行業：截至2023年三季度，計算機通信電子、醫藥制造、汽車制造、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橡膠塑膠制品、紡織服裝服飾6個行業固定資産周轉率處于2016年以來的10%分位以下，産能利用水準不足；石油煤炭加工、化學纖維制造、非金屬礦物制品等原材料行業，以及食品制造、農副食品加工、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紡織業等消費制造行業的固定資産周轉率處于曆史13%-33%分位水準，也存在一定的産能過剩風險。
綜合統計局公布的細分行業産能使用率和上市企業固定資産周轉率：2023年下半年，中國制造業總體産能利用程度低于曆史中樞水準。其中，計算機通信電子、電氣機械、汽車制造等裝備制造業表現最弱，與高技術制造業的重合度較高。原材料行業産能利用程度也有不足，集中于非金屬礦物制品和化工相關行業。消費制造行業中，無論是醫藥、食品制造、農副産品加工等必需品，還是紡織服裝、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紡織業等可選消費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産能利用不足。接下來，我們将探究和總結本輪産能過剩的結構性特征，以尋求産能過剩的深層次原因和破解之道。
1、房地産和人口迎拐點，建築原料與商品需求變局
2022年和2023年，中國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房地産周期大拐點出現，這意味着居民消費及住宅投資将發生趨勢性變化，對建築原料需求有較深遠的影響。在人口日趨老齡化、潛在經濟增速緩慢回落、房地産需求見頂的背景下，消費增速的中樞也将回落，結構上或減少住宅相關消費，增加醫療保健、餐飲住宿、文旅、交通出行等服務型消費。這意味着，商品消費可能從增量市場變為存量市場，尤其是家用器具、家具、木材等房地産相關的耐用消費品，而食品制造、農副産品加工、紡織服裝等行業也較難複刻“消費更新”時期的增長邏輯。
本輪周期中，原材料行業的産能過剩壓力自2022年下半年開始累積，截至2023年，産能過剩的程度暫不及上輪。從投入産出表出發，房地産部門對鋼鐵、水泥、平闆玻璃等建築原材料終端需求的影響較大。
一方面，以水泥為代表的非金屬礦物制品行業産能過剩沖突最為突出，因其需求高度依賴于房地産部門，而基建需求的擴張尚難以對沖。基于最新投入産出表和工業增加值資料測算，2023年房地産部門在非金屬礦物制品行業終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達到44.6%；基建部門的占比僅28%，較房地産部門的影響低16.6個百分點。統計局資料顯示，2023年非金屬礦物制品行業産能使用率的均值僅64.7%，較2016年末低5.4個百分點。我們将高頻資料移動平均12個月以剔除季節性，觀察到：2024年一季度末水泥磨機運轉率僅41%，較2019年末的峰值水準低15.8個百分點，較上一輪産能周期的最低點（2016年2月）低4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黑色金屬加工等建築原料行業産能過剩問題尚不突出，基建投資的托底對沖、新能源及汽車行業較快發展帶來需求增量，為産能的消化和調整赢得時間。對于黑色金屬加工、石油煤炭加工等原材料行業而言，盡管房地産部門在其終端需求中的占比分别達到28.7%和19.7%，但均不及基建部門的30.8%和34.7%。對于有色金屬加工行業而言，房地産部門在其終端需求中的占比達到17.5%，而汽車及新能源相關行業、基建部門的占比分别達到29.3%、12.2%，能夠形成有效對沖。例如，黑色金屬加工所代表的鋼材産能使用率總體處于較高水準，但結構上分化明顯。與地産關系密切的螺紋鋼、線材産能使用率已降至4到6成，而中厚闆産能使用率超過9成，熱軋、冷軋的産能使用率也在8成以上，與制造業、基建及出口需求的支撐相關聯。
2、産能投放疊加外需轉弱，化工醫藥行業壓力突出
化工行業經曆大規模擴産。2020年下半年以來，海外先後受疫情蔓延、能源危機影響，部分化工行業産能難以正常運作，國内化工品出口強勁，行業景氣上行、利潤積累，刺激投資擴産。民營龍頭企業加速布局煉化一體，發揮規模化、叢集化優勢；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在華也有布局，廣東湛江的新一體化基地首套裝置在2022年9月開始投産，到2030年的計劃總投資達到100億歐元，将成為全球第三大巴斯夫基地。
然而，2023年以來全球需求趨于回落，對前期産能的消化能力不足，基礎化工原料産能過剩風險逐漸顯現。國務院此前印發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确要求，到2025年，國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億噸以内，主要産品産能使用率提升至80%以上。
1）需求端：化學原料及制品行業的出口交貨值在2023年下跌14.3%，同期行業PPI回落9%；2024年1-2月出口交貨值再跌9.4%，同期行業PPI回落6.4%。剔除價格因素影響看，出口“量”的回落仍有拖累。
2）供給端：據隆衆資料，2023年11月末中國162家煉廠原油總加工能力約為9.84億噸/年，逼近于10億噸的紅線水準。作為石油化工産業的核心的乙烯（乙烯衍生品占石化産品的75%以上），産能大量投放帶來過剩風險。據石化聯合會統計，2022年大陸乙烯生産能力達到4675萬噸/年，國内計劃于“十四五”末投産的乙烯産能還有3475萬噸/年。2024年2月1日，石化聯合會副會長傅向升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目前化工行業産能過剩的問題，已經不僅是肥料、酸、堿、塗料、農藥、钛白粉、有機矽單體、PTA、PET等基礎化學品和通用材料等領域面臨的問題了，而1，4-丁二醇、EVA、POE、己二腈、己内酰胺、尼龍6、尼龍66以及與新能源動力電池相關的碳酸锂、磷酸鐵锂、六氟磷酸锂等，諸多産品的在建、拟建産能都令人驚訝。有些産品，如果已經規劃的拟建産能都能如期建成投産的話，不僅是滿足國内市場需求的問題，有的滿足世界市場的消費總量都綽綽有餘”。
醫藥行業一度受益于海外疫情，需求銳減拖累較大。2020至2021年，國外疫情對新冠疫苗、生物藥品、衛生材料、醫療裝置及器械等闆塊出口形成較強支撐，醫藥行業出口交貨值分别增長36.6%和64.6%，但2022至2023年增速回落至-25.1%和-22.8%。
3、綠色化浪潮推動，能源轉型行業投資迅猛
能源領域面臨的更多是結構性的産能過剩。“碳中和”長期需求前景較好，遠期視角下的産能有望得以消化。然而，技術路線處于演進過程中，“先進産能”和“落後産能”存在沖突。中小企業、落後産能尚未退出，大型企業、上市公司在資金支援下已經先行建設，新增大量産能。
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3倍已達成共識。2023年11月至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召開，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可持續發展，各國達成了重要協定，即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加至目前的三倍，至少達到11000GW，其中光伏裝機容量将從2022年的1055GW增加到2030年的5457GW。在此背景下，中美兩國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表明兩國願意在氣候行動上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新能源相關企業擴産意願非常強烈，産能增速快于産量和需求的提升。新能源領域涵蓋光伏、風電、儲能、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等諸多行業。據國家能源局統計，2023年中國新能源領域完成投資額同比增長超過34%，太陽能發電和風電領域的投資額顯著增加。同時，新型儲能裝機規模迅速增長，新增裝機規模約2260萬千瓦，容量超過三峽水電站，較2022年底增長超過260%。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與新能源領域關系密切的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汽車制造行業，2023年的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速分别為32.2%、19.4%，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為12.9%、13.0%。因産能增速遠快于生産的增速，産能過剩的壓力已然顯現，2023年電氣機械行業季度平均産能使用率為76.95%，較2016年以來的均值水準低1.5個百分點。高工锂電（GGII）資料顯示，動力電池領域平均使用率由2022年的超75%，下降到2023年的不足65%；儲能電池産能使用率也從2022年超85%跌至2023年的不足55%。
産能過剩帶來供給過剩，“價格戰”愈演愈烈，使中國新能源相關行業在短期内面臨嚴峻形勢。相比2022年年末，2024年3月25日光伏行業綜合價格指數累計下跌69.8%，其中電池片價格累計下跌72.7%；方形電池的磷酸鐵锂和三元電芯價格分别累計下跌54.3%和49.5%。2023年以來，新能源領域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項目調整，包括終止和延期投産的情況。
4、海外産業鍊加速重構，半導體競争白熱化
2023年半導體及電子産業鍊産能使用率處于偏低水準。海外方面，TechInsights估算的2023年半導體行業的平均産能使用率約為73.3%，低于80%以上的合理水準；美國計算機和電子産品制造産能使用率僅69.9%，較2005年以來的均值低3.7個百分點。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計算機通信及其他電子裝置制造業2023年産能使用率均值75.6%，處于曆史低點。2023年四季度，國内最大兩家的晶圓巨頭中芯國際與華虹産能使用率分别為76.8%和84.1%，低于曆史中樞。
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已有擡頭。新冠疫情後，各國更加重視供應鍊安全，美歐紛紛推出“再工業化”、“去風險化”的政策。
一是産能增長，中國及海外經濟體均加大半導體領域的資本支出，建立産能将陸續投放。以作為半導體基礎材料的晶圓為例：據 SEMI在 2024年1月2日公布的《世界晶圓廠預測報告》，全球半導體每月晶圓（WPM）産能在2023年增長5.5%至2960萬片後，預計2024年有42個項目投産，産能增長6.4%，首次突破每月3000萬片大關。報告顯示，1）中國大陸晶片制造商2023年産能同比增長12%，2024年将有18個項目投入營運，預計産能同比增加13%。2）2024年中國台灣、南韓、日本的晶圓産能将分别增長4.2%、5.4%、2%。3）此外，2024年美洲将新增6家晶圓廠，預計産能同比增長6%；歐洲和中東地區4家新晶圓廠投産，預計産能同比增長3.6%；東南亞4個新晶圓廠項目啟動，産能将提高4%。
二是制造外遷，外商企業在華生産回落，更趨向于“在岸”、“近岸”和“友岸”。以蘋果産業鍊為例：1）據《财經》統計，2022财年蘋果供應商中，151家在中國大陸設廠，較2020财年減少4家；同時，東盟國家（越南、馬拉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印度的供應商建廠數量分别較2020财年增加10家和5家。2）據Countpoint預計，2023年中國在蘋果手機、耳機、PC、平闆生産中的份額均下滑，印度的蘋果手機份額由4%增至7%，越南的其他三類産品份額也有所提升。
三是需求回落，全球産業鍊重構背景下，需求回落加劇半導體相關行業的經營壓力。2023年，受電腦、智能手機等銷售低迷，資料中心支出減少的拖累，全球半導體需求回落，SIA統計的2023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同比下降9.4%。
三
新一輪産能過剩的現實應對
新一輪産能過剩與上一輪有何不同？
一方面，本輪産能過剩的行業更集中于裝備制造和下遊消費行業，涉及更多民營企業。上輪産能過剩中沖突最為突出的是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原材料行業，國有企業的占比相對較高。
另一方面，本輪産能過剩行業中，部分曾受益于産業政策的大力支援。例如，計算機通信電子、電氣機械、醫藥制造行業都屬于高技術行業、戰略新興産業，近年來較多享受各地産業政策的補貼和支援。
總結來看，本輪産能過剩原因更加複雜，與産業政策的“過度補貼”、技術路線的更疊、需求端強預期和弱現實相關，化解本輪産能過剩應從供需兩端同時入手，“雙管齊下”。
第一，供給側改革仍然有必要
上一輪産能過剩治理中有值得借鑒的經驗。環保督察工作在全國範圍内普遍開展，助力高耗能的原材料行業，以及印刷、造紙、皮革制鞋等下遊行業落後産能的退出。例如：根據工信部資料，1）在全國深入大氣污染治理的背景下，2016年全年淘汰落後煉鐵産能677萬噸、煉鋼産能1096萬噸、電解鋁産能32萬噸、水泥熟料産能559萬噸、平闆玻璃産能3340萬重量箱，關閉30萬噸/年以下落後小煤礦1500多處、涉及煤炭産能超過1億噸。2）在2017年的“地條鋼”落後産能淘汰督察專項行動期間，全國共退出鋼鐵産能3170萬噸，既能夠打消品質問題和安全隐患，也能夠減少環境污染。
需要注意的是，本輪産能過剩行業涉及的民營企業更多，實作手段不能簡單複制此前的經驗。民營企業通常更加依賴市場機制和利潤驅動，以行政指令壓降産能并不容易。通過能耗、品質和标準的引導，可以更有效地促使企業主動淘汰落後産能，實作産業結構的優化和更新。在方式方法上，亦不能忽視上一輪的教訓，避免“一刀切”重演，可給予主動退出的落後産線一定财政獎勵，補貼低能耗産品的終端消費、征收“碳稅”等市場化形式，給予民營企業穩定的預期和充分的信心。
第二，鼓勵創新和品質标準提升
一方面，先進産能不易過剩，技術創新在産能消化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1）以半導體為例：在行業景氣度下行階段，成熟制程的産能使用率往往更大幅度回落，而先進制程存在技術領先和獨占性，所受沖擊相對有限。可見，半導體下行周期中，逆周期擴産能否成功，關鍵要看擴産工廠是否具備先進技術，是否有創新能力，是否适應市場變化。2）在動力電池行業，目前過剩的産能是上一代老車型用的接近于标準的電池産品；而更新後的電池産品（800V等）又存在産能和供給不足的問題。
另一方面，管道、商業模式及應用端的創新同樣重要，優質産品的推出和推廣能夠創造需求，有助于幫助結構性階段性産能過剩的企業打開市場，消化産能。例如，光伏與建築一體化項目、光伏+交通、光伏+通信、光伏+漁業等模式，均有助于拓寬需求端的市場空間。與之配套，還需提升電網對分布式光伏并網的消納能力，階段性放松清潔能源95%的消納紅線等，避免行政限制成為行業發展的瓶頸。
第三，暢通“外循環”化解過剩壓力
創造良好國際環境，鼓勵企業提高産品競争力，擷取更多國際市場佔有率。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在國際關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面臨着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挑戰，需積極參與多邊經貿合作，為企業出海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一方面，鞏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成果。另一方面，拓展自貿談判或者更新談判，進一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标準自貿區網絡，包括但不限于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繼續推動加入CPTPP和DEPA；與洪都拉斯、秘魯、海合會、紐西蘭、南韓、瑞士進行自貿談判或者更新談判等。
在上一輪産能過剩中，通過提升自身競争力搶占國際市場佔有率的典型是造船行業。回顧中國造船業近年來的發展脈絡，可為當下處理産能過剩問題提供有益鏡鑒：
1）造船業初期“大而不強”，周期下行後産能過剩，造船業陷入困境。大陸早在2011年就成為第一造船大國，卻存在創新能力不強，管理水準與效率低等問題。2015年，大陸新承接船舶訂單大幅下降，泰州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東方重工、溫州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莊吉船業、浙江知名的民營造船企業正和造船、中國最大的外資造船企業STX（大連）造船，均進入破産重整。這一方面是因為航運低迷、需求不足、産能過剩，國内外市場競争激烈；另一方面則是大陸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船舶制造能力低，難以比拼日韓船企的技術優勢。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船舶工業企業1452家，實作主營業務收入7893.8億元，同比增長1.3%；實作利潤總額179億元，同比下降32.3%，利潤率僅2.3%。
3）造船行業轉型後，乘風而起。轉型時期，中國船舶工業從正常船型向高技術、高附加值船型邁進，在LNG、甲醇動力、氨燃料預留、氫燃料電池等綠色船舶和零碳船舶方面實作技術突破，擷取海外訂單。2023年，大陸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以載重噸計分别占世界總量的50.2%、66.6%和55.0%，三大主要市場佔有率名額首次全部超過50%。據中國船舶工業協會資料，2023年中國造船産能利用監測指數（CCI）達到894點，與2022年相比增長17.0%，全年運作持續上行。2023年，全國規模以上船舶工業企業實作主營業務收入6237億元，同比增長20%；實作利潤總額259億元，同比增長131.7%。
風險提示：
1、 中國正處于結構性轉型的關鍵時期，曆史資料的規律對于現實的指導意義或有不足。
2、 若國内财政政策、貨币政策力度不及預期，或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偏重影響政策傳導，“穩增長”的效果可能不及預期。
3、 若房地産市場調整壓力超預期，可能通過“财富效應”影響消費者信心，并使房企現金流壓力，沖擊房地産投資。
4、 若海外經濟下行超預期，或全球産業鍊調整風險超預期，可能使全球需求減弱，或中國出口份額下滑，拖累外需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