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是中國曆史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意外事件，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将軍通力合作，于1936年12月12日淩晨抓住了蔣介石，使中國曆史在那一天轉了個大彎。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主動陪蔣赴甯，結果一下飛機就被扣留。
張學良被囚後，等待20萬東北軍的将是來自于蔣介石的清算。其中，被張學良委以重任的“抗日三劍客”——孫銘九、應德田和苗劍秋最為危險，因為他們都是西安事變最直接的參與者和執行者。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亡，20萬東北軍被迫退入關内做了“客軍”。故土淪喪，上至張學良，下至東北軍普通官兵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故鄉。
為此，張學良戒了毒，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花天酒地。他一掃往日的頹唐，變得精神飽滿，和以前判若兩人。
在熱河抗戰中，東北軍在日寇面前一敗塗地，張學良認識到如今的東北軍暮氣太重，不堪大用。是以張學良認為想要驅逐日寇、富國強兵，就必須讓東北軍充滿朝氣。從此以後，張學良很注重發掘和吸收有抗日志向的青年。
在這種形勢下，東北軍少壯派應運而生，其核心人物被稱為“抗日三劍客”，即是張學良的秘書應德田、苗劍秋以及孫銘九。
應德田與孫銘九、苗劍秋“一見即能傾心吐膽”，他們擁有“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和積極整頓東北軍的心願”。 他們對内要求整軍，對外要求張學良聯共抗日，最終目的是為了複土還鄉。但三人的特點也不盡相同。苗劍秋概括了他們各自的角色: “我有主張，應德田有頭腦，他制訂計劃，孫銘九是個實幹的人。”
孫銘九的定位則是: “我隻是一個軍人，文化不高，沒有水準，不能替他出謀劃策、分憂解難。苗劍秋也有水準，但講話走火得厲害，不像應德田那樣深謀遠慮。”可見，三人中應德田是領袖，孫銘九負責執行，苗劍秋負責宣傳。
以這三人為核心，張學良又建立了抗日同志會。相比于以前的東北軍元從、元老，張學良對“抗日三劍客”經常委以重任。而在西安事變中，“抗日三劍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2月11日晚8點，張學良、楊虎城設宴将蔣系的幾十名軍政要員灌醉。随後張學良親自将蔣介石送回了位于華清池的官邸。
當晚10點，張學良驅車回到自己的公館，然後叫來了當時擔任衛隊營營長的孫銘九：
“孫營長，我現在指令你，馬上率兵去華清池執行任務，千萬謹慎、小心，千萬别把他（蔣介石）打死了，萬不得已時，打斷他一條腿！可千萬别讓他跑了，千萬不能讓他死了。”
作為少壯派軍官，孫銘九對于采取不抵抗指令的蔣介石記恨已久，早就等不及要捉拿他了。孫銘九領命後，火速回家寫了一份遺囑：“萬一我回不來了，請應德田把我弟弟送到蘇聯去！”随後他帶領百餘名弟兄殺向華清池，捉拿蔣介石。
孫銘九一行殺到華清池後，立即與蔣介石的衛隊交起了火。孫銘九後來回憶，蔣介石的衛隊可真不是吃素的。配發武器除了輕機槍外，都是20響的連發，火力非常猛。但是孫銘九有備而來，火力更加集中，蔣介石侍衛死的死，傷的傷，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
從後來的傷亡統計來看，這絕對是一場極端殘酷的戰鬥。其中光是死亡的，就有中央委員邵元沖、憲兵二團團長楊國珍中将、憲兵三團團長楊震亞中将、侍從室第三組組長蔣孝先少将、邊業銀行西安分行經理王景樾、邊業銀行軍代表張乃強上校、侍從秘書肖乃華中校、侍衛官蔣瑞昌少校、憲兵團附蔣墊少校、警衛隊長毛裕禮中尉等衛兵17人，以及西安城憲兵、軍警一百餘人。
死者之中，很多都是蔣介石的族人，可以說孫銘九和蔣介石已經結下了不解的仇恨。
殺盡了蔣介石的侍衛後，孫銘九一行立即殺往蔣介石的住處，卻發現這位委員長蹤迹全無。孫銘九一模被褥，發現還是溫的，肯定沒跑遠。孫銘九一面向張學良、楊虎城報告，一面吩咐部下：
“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委員長就算鑽進地縫裡，也要給我摳出來！今天找不到委員長，我就完了！
天蒙蒙亮時，東北軍抓到一個名叫蔣孝鎮的小兵，一審問，此人是蔣介石的族侄。孫銘九劈頭蓋臉地問：“委員長藏哪了？不說我斃了你！”
蔣孝鎮年紀小，吓得舌頭打結，支支吾吾地說：“是我幫助委員長翻牆逃跑的，剛剛背上半山腰就被你們捉了。”随後他指了指東北側的小山：
“委員長就藏在那裡！”
孫銘九一揮手，手下士兵呼啦啦地将小山圍了起來。經過一番搜查，渾身顫抖的蔣介石從藏身地被揪了出來。
有傳言說，孫銘九見了蔣介石，磕頭如搗蔥。多年後孫銘九澄清：
“胡說八道，都是污蔑！當時讓老蔣下山他卻不動彈，我記得要死，跪下一條腿轉過身子，要背他下山，這怎麼叫磕頭作揖！而且無論幹什麼事也不能給他老蔣下跪磕頭，我孫銘九是愛國青年，一腔熱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馬虎！”
蔣介石被捉後，以“抗日三劍客”為首的少壯派軍官皆主張殺了蔣介石：“因蔣十多年的反革命，禍國殃民，萬惡滔天，無不恨入骨髓。”
然而對于蔣介石，張學良卻另有打算。在周恩來的斡旋下，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12 月 24 日晨，“張召集盧廣績、黎天才、應德田等人開會，讨論放蔣問題( 但未提出送蔣的話) 。
當聽說張學良要親自送蔣介石去南京時，應德田等人都非常吃驚，說這是縱虎歸山。除非中央軍退出潼關，否則就不能放蔣。
但是最終，張學良還是一一說服了少壯派軍官。不久後，張學良攙扶着蔣介石上了飛機。周恩來聞言趕緊前往機場阻止，但追之不及。就這樣，張學良被蔣介石扣押，半生都不得自由。
張學良走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元老派和少壯派立即産生了分歧。以王以哲為首的元老派認為應該繼續推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2月25日晚，張學良緻電西安，要求于學忠、王以哲把陳誠等4大要員給放了。
應德田認為: “扣留在這裡的蔣方軍政人員和飛機是副司令回來的可靠保證。”王以哲則表示: “副司令有電報訓示，我們怎能不辦呢?”“委員長已經走了，我們再留這些人毫無意義，送人情送到家嘛，這是副司令的精神”。
由此可見，張學良走後，東北軍的決定權仍由元老派掌控，但是少壯派與他們的嫌隙和分歧越來越大。對于少壯派來說，他們是西安事變最直接的參與者。如果繼續妥協下去，少壯派的下場恐怕要比元老派要慘得多。
與此同時，張學良滞留南京不歸，也讓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心急如焚，是以他們多次向王以哲提出，要求打出潼關，救出張學良。然而王以哲卻認為，如果兵出潼關，無異于發動新的内戰，最終隻會為日寇所趁，請問西安事變的意義又在哪呢？
1937年2月2日，元老派和少壯派的沖突終于爆發了。當天，在孫銘九、應德田和苗劍秋的指揮下，連長于文俊帶領一群士兵殺入王以哲家中，将還未起床的王以哲殺死。除此之外，總部參謀處長蔣斌、副部長宋學禮等人也一同被殺。史稱“二.二事件”。
王以哲本是東北軍和紅軍聯系的關鍵人物，并且早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當時西北軍、東北軍和紅軍在西北三位一體，組成了“鐵三角”，而王以哲是其中最關鍵的人物之一。
王以哲死後，東北軍迅速分化，真是親者痛、仇者快。蔣介石在日記裡開心地寫道：
“東北軍内讧，王以哲被殺，天網恢恢，天報惡者之速其如是也！”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少壯派代表——抗日三劍客的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逃離了西安，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但在陝北，孫銘九等人的地位相當尴尬。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嚴厲斥責了背後指揮滋事的“抗日三劍客”這些不聽勸說、不顧大局的激進分子的錯誤作為，并迅速帶領中共代表團從業人員，趕往王将軍家中，幫助親屬設定靈堂，慰問吊唁，安排後事。
2月 4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等人電唁王以哲家屬。囚禁于南京的張學良将軍聞此噩耗，悲恸之餘，緻函于學忠道：“真叫弟不知從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
不久後，“抗日三劍客”殺死王以哲的行為果然造成了巨大的惡果。這個事件加速了東北将領對中央軍的投靠。就這樣，蔣介石輕而易舉地拆分了東北軍，20多萬東北軍人被調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蘇四省，不複再為一軍。東北軍撤走後，西北三位一體的局面分崩離析，楊虎城也被迫下野出國。
是以周恩來将“抗日三劍客”救出西安，留他們一條命，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待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後，延安便更不能留孫銘九、苗劍秋和應德田三人。三人離開延安後，做了令所有人瞠目結舌的選擇。
抗戰開始後，孫銘九先是躲進了上海租界，随後被汪僞當局請出，當了漢奸。曾擔任過山東僞保安副司令，曾利用自己的人望，招降東北軍。
抗戰勝利後，又投降國民黨，曾策劃刺殺陳雲。不久後，孫銘九在哈爾濱被擒，再次投降。到了2000年，昔日的“抗日青年”，時年92歲的孫銘九在上海離世。據說遠在美國的張學良深深記挂着這個老部下，當有人問他最想見誰時，張學良坦言：“我想見孫銘九，想問問他。”
或許張學良有着滿肚子疑問，昔日的抗日青年，為何要投日當漢奸？腦子裡到底怎麼想的。
與孫銘九一樣，應德田也投日當了漢奸，曾任僞河南教育廳廳長。解放後他沒有怎麼被追究，于1980年去世，時年80歲。
1950年，我方在審查應德田投日行為時，他還很不服氣，對于元老派東北軍将領依然餘怒未消，他說：
“……這些人因為沒有做聯共抗日工作，也沒有營救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得罪過蔣介石，因而能跟着蔣介石跟到中國大陸解放的時候，永久是好官，是以他們沒有遭到蔣賊的壓迫危害，沒有沾到敵僞的污水。……孫銘九……如當日不積極做聯共抗日運動，随着那些‘聰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無是無非，跟着蔣賊混到解放時，他也許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變的好處。”
然而他自己卻沒想一想，就在他當漢奸之時，被他所看不起的廣大東北軍官兵正在與日軍血腥厮殺，他昔日的同僚吳克仁、白鳳翔都相繼殉國。就這樣，他還覺得自己被虧待了。
而苗劍秋呢？其行蹤更加詭異。他離開延安後，化裝成商人，東渡去往日本，此生再未回國。明明在抗日，苗劍秋卻化裝去了敵國，其行為着實匪夷所思。
三個熱血青年，最終的選擇卻與他們的初衷南轅北轍。當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蔣介石恨之入骨，對我黨我軍恐怕也相當不滿。
“抗日三劍客”在曆史的長河中算不上什麼大人物，但卻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的走向。他們捉蔣有功，但投日也有罪。他們是功多還是罪多，還是交由曆史來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