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意外事件，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通力合作，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抓住了蒋介石，使中国历史在那一天转了个大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主动陪蒋赴宁，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
张学良被囚后，等待20万东北军的将是来自于蒋介石的清算。其中，被张学良委以重任的“抗日三剑客”——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最为危险，因为他们都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20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做了“客军”。故土沦丧，上至张学良，下至东北军普通官兵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故乡。
为此，张学良戒了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花天酒地。他一扫往日的颓唐，变得精神饱满，和以前判若两人。
在热河抗战中，东北军在日寇面前一败涂地，张学良认识到如今的东北军暮气太重，不堪大用。因此张学良认为想要驱逐日寇、富国强兵，就必须让东北军充满朝气。从此以后，张学良很注重发掘和吸收有抗日志向的青年。
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军少壮派应运而生，其核心人物被称为“抗日三剑客”，即是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苗剑秋以及孙铭九。
应德田与孙铭九、苗剑秋“一见即能倾心吐胆”，他们拥有“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和积极整顿东北军的心愿”。 他们对内要求整军，对外要求张学良联共抗日，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土还乡。但三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苗剑秋概括了他们各自的角色: “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订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
孙铭九的定位则是: “我只是一个军人，文化不高，没有水平，不能替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苗剑秋也有水平，但讲话走火得厉害，不像应德田那样深谋远虑。”可见，三人中应德田是领袖，孙铭九负责执行，苗剑秋负责宣传。
以这三人为核心，张学良又建立了抗日同志会。相比于以前的东北军元从、元老，张学良对“抗日三剑客”经常委以重任。而在西安事变中，“抗日三剑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月11日晚8点，张学良、杨虎城设宴将蒋系的几十名军政要员灌醉。随后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了位于华清池的官邸。
当晚10点，张学良驱车回到自己的公馆，然后叫来了当时担任卫队营营长的孙铭九：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执行任务，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一条腿！可千万别让他跑了，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作为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对于采取不抵抗命令的蒋介石记恨已久，早就等不及要捉拿他了。孙铭九领命后，火速回家写了一份遗嘱：“万一我回不来了，请应德田把我弟弟送到苏联去！”随后他带领百余名弟兄杀向华清池，捉拿蒋介石。
孙铭九一行杀到华清池后，立即与蒋介石的卫队交起了火。孙铭九后来回忆，蒋介石的卫队可真不是吃素的。配发武器除了轻机枪外，都是20响的连发，火力非常猛。但是孙铭九有备而来，火力更加集中，蒋介石侍卫死的死，伤的伤，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从后来的伤亡统计来看，这绝对是一场极端残酷的战斗。其中光是死亡的，就有中央委员邵元冲、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中将、宪兵三团团长杨震亚中将、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少将、边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王景樾、边业银行军代表张乃强上校、侍从秘书肖乃华中校、侍卫官蒋瑞昌少校、宪兵团附蒋垫少校、警卫队长毛裕礼中尉等卫兵17人，以及西安城宪兵、军警一百余人。
死者之中，很多都是蒋介石的族人，可以说孙铭九和蒋介石已经结下了不解的仇恨。
杀尽了蒋介石的侍卫后，孙铭九一行立即杀往蒋介石的住处，却发现这位委员长踪迹全无。孙铭九一模被褥，发现还是温的，肯定没跑远。孙铭九一面向张学良、杨虎城报告，一面吩咐部下：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委员长就算钻进地缝里，也要给我抠出来！今天找不到委员长，我就完了！
天蒙蒙亮时，东北军抓到一个名叫蒋孝镇的小兵，一审问，此人是蒋介石的族侄。孙铭九劈头盖脸地问：“委员长藏哪了？不说我毙了你！”
蒋孝镇年纪小，吓得舌头打结，支支吾吾地说：“是我帮助委员长翻墙逃跑的，刚刚背上半山腰就被你们捉了。”随后他指了指东北侧的小山：
“委员长就藏在那里！”
孙铭九一挥手，手下士兵呼啦啦地将小山围了起来。经过一番搜查，浑身颤抖的蒋介石从藏身地被揪了出来。
有传言说，孙铭九见了蒋介石，磕头如捣葱。多年后孙铭九澄清：
“胡说八道，都是污蔑！当时让老蒋下山他却不动弹，我记得要死，跪下一条腿转过身子，要背他下山，这怎么叫磕头作揖！而且无论干什么事也不能给他老蒋下跪磕头，我孙铭九是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马虎！”
蒋介石被捉后，以“抗日三剑客”为首的少壮派军官皆主张杀了蒋介石：“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
然而对于蒋介石，张学良却另有打算。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2 月 24 日晨，“张召集卢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放蒋问题( 但未提出送蒋的话) 。
当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时，应德田等人都非常吃惊，说这是纵虎归山。除非中央军退出潼关，否则就不能放蒋。
但是最终，张学良还是一一说服了少壮派军官。不久后，张学良搀扶着蒋介石上了飞机。周恩来闻言赶紧前往机场阻止，但追之不及。就这样，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半生都不得自由。
张学良走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元老派和少壮派立即产生了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认为应该继续推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2月25日晚，张学良致电西安，要求于学忠、王以哲把陈诚等4大要员给放了。
应德田认为: “扣留在这里的蒋方军政人员和飞机是副司令回来的可靠保证。”王以哲则表示: “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由此可见，张学良走后，东北军的决定权仍由元老派掌控，但是少壮派与他们的嫌隙和分歧越来越大。对于少壮派来说，他们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参与者。如果继续妥协下去，少壮派的下场恐怕要比元老派要惨得多。
与此同时，张学良滞留南京不归，也让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心急如焚，因此他们多次向王以哲提出，要求打出潼关，救出张学良。然而王以哲却认为，如果兵出潼关，无异于发动新的内战，最终只会为日寇所趁，请问西安事变的意义又在哪呢？
1937年2月2日，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当天，在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的指挥下，连长于文俊带领一群士兵杀入王以哲家中，将还未起床的王以哲杀死。除此之外，总部参谋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等人也一同被杀。史称“二.二事件”。
王以哲本是东北军和红军联系的关键人物，并且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在西北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而王以哲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王以哲死后，东北军迅速分化，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在日记里开心地写道：
“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少壮派代表——抗日三剑客的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逃离了西安，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但在陕北，孙铭九等人的地位相当尴尬。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严厉斥责了背后指挥滋事的“抗日三剑客”这些不听劝说、不顾大局的激进分子的错误作为，并迅速带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赶往王将军家中，帮助亲属设置灵堂，慰问吊唁，安排后事。
2月 4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囚禁于南京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悲恸之余，致函于学忠道：“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不久后，“抗日三剑客”杀死王以哲的行为果然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这个事件加速了东北将领对中央军的投靠。就这样，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拆分了东北军，20多万东北军人被调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不复再为一军。东北军撤走后，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分崩离析，杨虎城也被迫下野出国。
因此周恩来将“抗日三剑客”救出西安，留他们一条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待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延安便更不能留孙铭九、苗剑秋和应德田三人。三人离开延安后，做了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选择。
抗战开始后，孙铭九先是躲进了上海租界，随后被汪伪当局请出，当了汉奸。曾担任过山东伪保安副司令，曾利用自己的人望，招降东北军。
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国民党，曾策划刺杀陈云。不久后，孙铭九在哈尔滨被擒，再次投降。到了2000年，昔日的“抗日青年”，时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离世。据说远在美国的张学良深深记挂着这个老部下，当有人问他最想见谁时，张学良坦言：“我想见孙铭九，想问问他。”
或许张学良有着满肚子疑问，昔日的抗日青年，为何要投日当汉奸？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
与孙铭九一样，应德田也投日当了汉奸，曾任伪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怎么被追究，于1980年去世，时年80岁。
1950年，我方在审查应德田投日行为时，他还很不服气，对于元老派东北军将领依然余怒未消，他说：
“……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然而他自己却没想一想，就在他当汉奸之时，被他所看不起的广大东北军官兵正在与日军血腥厮杀，他昔日的同僚吴克仁、白凤翔都相继殉国。就这样，他还觉得自己被亏待了。
而苗剑秋呢？其行踪更加诡异。他离开延安后，化装成商人，东渡去往日本，此生再未回国。明明在抗日，苗剑秋却化装去了敌国，其行为着实匪夷所思。
三个热血青年，最终的选择却与他们的初衷南辕北辙。当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对我党我军恐怕也相当不满。
“抗日三剑客”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却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走向。他们捉蒋有功，但投日也有罪。他们是功多还是罪多，还是交由历史来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