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風 王晨 何鵬宇 李萌
編者按：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工業既擔負着突破歐美技術封鎖的重任，又要面對促進經濟增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之向往的期待。本文作者、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和他的團隊憂心忡忡地認為，無論是新世紀初以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産生的去工業化，還是過去十年間以減碳為目的的去産能，都對中國傳統工業的根基造成了傷害，這也成為中國過去十年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背後暴露的割裂工業體系的“二分法”政策思維，以新舊産能劃分中國工業，是一種自我設限的跟随範式世界觀，而非新時代的偉大複興世界觀。作者認為，這種“二分法”政策思維和輿論思潮在目前發展中仍然存在，使我們對了解高品質發展和新質生産力等執政新理念産生了認識誤區。作者認為“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必要條件就是要徹底埋葬“二分法”思維，而使中國經濟發展真正光明起來的充分條件，則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業體系當作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路風教授的文章使我們聽到了來自基層特别是企業的聲音。媒體輿論生态中，學界、政策界的聲音占比一直很高，基層、企業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本文立論視角和調研思考的深度都很難得，路教授團隊拳拳愛國報國之心躍然紙上。文章所揭示的“跟随式思維範式”是中國近代以來幾代知識精英長期存在的一個思想鋼印，也是絕大多數前殖民地國家知識精英頭腦中不同程度都存有的，更是這些國家最後都不能完成真正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國已經擁有世界最全也很強的工業制造體系，“跟随式思維範式”其合理性已消散，需要全新的思維範式來替代引領。本文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本文約三萬八千餘字，紅色文化網特此釋出。
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的關鍵是什麼?就提供必要條件而言，我們完全同意餘永定老師關于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我們的立場來自于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視角，更加重視工業體系的長期運動和經濟的長期增長。是以，我們認為實施擴張性宏觀政策的效果不僅是擴大目前的總需求，更重要的是幫助解除綁在中國工業體系身上的“繩索”，使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增長軌道。
我們厘清問題的切入點是經濟增長與工業(第二産業)增長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2000-2013年期間，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10.88%)高于國内生産總值(GDP)的平均增長速度(9.95%);在經濟下行的2014-2023年期間，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5.42%)低于GDP的平均增長速度(5.96%)。
此外，雖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2023年期間有大幅上升(從48.3%上升到54.6%)，但并沒有抵消工業增長速度下行對于整個經濟下行的影響。這個簡單的分析告訴我們，近年來導緻中國經濟下行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工業增長速度的大幅下降。
2000-2023年間三次産業增長資料。最後一欄紅色字型部分，表示工業增加值增速慢于服務業的年份。圖檔由作者提供。
這就引出本文的主要論點：中國近年來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工業體系的增長動力受到“二分法”政策思維的壓制。大約10多年前，中國社會出現一股由自由派經濟學家所主導的強大“輿論”，它把中國經濟在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說成是“粗放發展”、“投資驅動”和“産能過剩”的，并是以而導緻中國經濟的“失衡”。于是，為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國工業體系被從負面看作是問題的來源。
這股輿論促成了“二分法”的政策思維，它把中國經濟一分為二：一方面是被認為已經喪失經濟增長潛力的“舊動能”，即占工業體系主體的傳統工業(約占工業産值的80%)，另一方面是被想象出來的“新動能”，即高技術工業或新興産業和服務業(如“網際網路+”所代表的内容，當時半導體工業并沒有得到關注)。更進一步地說，“二分法”思維認為中國經濟的中心問題不再是增長，而是以“新動能”代替“舊動能”的轉型。
以曆史的視野看，“二分法”思維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對這種設限的理論包裝就是像某些經濟學家經常随口講的那樣：“傳統實體經濟已經大量過剩了，再多生産未必有市場需求和競争力”。但他們自己也講不清應該發展什麼，是以經常拿那些生物技術和資訊技術相結合或數智技術的新産業以及金融業或高端服務業來搪塞。
實際上，自我設限的根源是對于中國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恐懼。在模仿和跟随階段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并獲得權力地位的“精英”們，沒有勇氣和能力來面對中國繼續發展壯大所必然帶來的不确定性，于是甯可追逐眼前的權力和利益，也要回避為迎接重大挑戰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和犧牲。中國連年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二分法”思維借口“産能過剩”而壓制工業體系的增長動力。
正是在這個曆史關頭，政治上司人所表達出來的“偉大複興世界觀”具有無比重要的曆史作用，因為這個世界觀解除了中國的發展必須以不能改變世界戰略結構為前提的自我設限，并以從全球觀點思考國家命運的思維方式打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視野。沿着這個方向，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沒有“天花闆”，包括高技術工業和傳統工業在内的所有工業需要經受的唯一考驗是，它們能不能具有國際競争力。
是以，如果這個“世界觀”最終能夠轉化為新的經濟政策範式，就會打破束縛中國社會能力進一步發展的“魔咒”。中國在這個關鍵階段最需要的關鍵決策是以“偉大複興的世界觀”重塑國家抱負，并通過新型舉國體制使支撐了國家長期發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因素走上互相強化的正循環。
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重新把工業體系放在經濟增長主動力的位置上。無論是否有人又會跳出來冠之以“放水”或“刺激”的污名，中國需要實施一次重大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其關鍵作用是使被流動性緊縮和運動式去産能所壓制已久的工業體系重新“動”起來。一旦工業體系走上增長的道路，技術進步和創新就會加速，新興産業才會崛起。
從長期的角度看，總需求取決于收入水準，而收入水準取決于生産發展，是以經濟增長才是解決需求和消費不足等短期問題的根本途徑。隻要保證資金流入生産領域，中國生産體系的增長就會創造出比彌補信用擴張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大價值的收益。是以，以抛棄“二分法”的思想解放為前提，目前果斷地實施擴張性宏觀政策是必要的。
本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從理論上講清楚工業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其作用機制，第二部分則追究“二分法”思維的“世界觀”根源，并闡明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世界觀”的曆史意義。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必要條件是徹底埋葬“二分法”思維，而使中國經濟發展真正光明起來的充分條件，則是在政策上重新把工業體系當作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一、工業體系如何持續影響經濟增長?
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本特征是人均産出或生産率的持續提高，而這個特征在本質上取決于工業體系——即越來越依靠現代科學知識的生産體系——的作用【1】。為幫助了解工業體系如何影響持續的經濟增長，我們集中分析三個方面：
工業體系具有各個工業互相依存的整體性;
工業體系的整體性是産生新工業的必要條件;
工業體系是科學技術作用于經濟增長的主要“通道”。
這三個機制可以充分解釋，為什麼看上去似乎無比重視科學技術的“二分法”政策思維一定會導緻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
1.1 口罩：一個了解工業體系的例子
由于讀者可能對“工業體系”的概念一下子感到抽象，是以我們先舉一個有“帶入感”的例子。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蔓延時，中國市場出現嚴重的口罩短缺。在這種情況下，原本處于不同工業的中國企業開始迅速轉産口罩，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内完成從極度短缺到大量出口的“逆轉”。
我們都親身經曆過的這個事件，足以幫助讀者了解“工業體系”的涵義。以下我們扼要回顧一下“口罩故事”的要點，除了單獨注明的之外，其中所有的事件都發生在2020年2-4月之間(口罩故事的所有資訊都來自當時的媒體報道)。
第一幕，在突發的供應短缺下，一大批業外企業進入口罩生産。服裝、家紡類企業因其原有的生産線優勢走在轉産的前列，如七匹狼、夢潔股份、水星家紡、羅萊家紡、爹地寶貝(嬰兒紙尿布)等，但令人意外的是諸如比亞迪、上汽通用五菱、中石化、中石油、中國船舶旗下的大船集團、深圳地鐵集團等企業也在第一時間開始生産口罩。
在區域層次，福建莆田市的制鞋企業在市政府的組織下轉産口罩，而在安徽桐城及鄰縣懷甯、浙江溫州等地則自發地出現口罩企業叢集。2021年2月24日，《日本經濟新聞》公布日本的“2020年新發售商品銷量排行榜”，其中口罩類别的銷量冠軍是中國汽車企業比亞迪生産的平面口罩。
2020年，比亞迪公司的口罩生産線
第二幕，許多人以為口罩不過是個勞動密集型産品，但其實符合标準的口罩是在潔淨間的流水線上生産的，而且大量使用自動化裝置。大批企業轉産口罩需要專用生産裝置，但市場一時無法提供。
在國資委的緊急部署下，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國船舶集團、兵器工業集團、中國電子、國機集團和通用技術集團6家中央企業開展口罩機、壓條機等聯合研制攻關，在一個月内就實作大量供貨(各企業各顯神通，出貨包括平面口罩機、立體口罩機、“1出1型”、“1出2型”等)，還解決了超音波焊機的短闆問題。轉産口罩裝置的企業不止央企，除比亞迪是自己開發全部裝置之外，總部位于長沙的工程機械企業山河智能集團也向市場供應全自動口罩生産線。
第三幕，大量生産口罩也立刻引起原材料的短缺。制造口罩的主要材料是無紡布和熔噴布，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無紡布生産國，供應不是問題，但技術含量較高的熔噴布卻産能不足，市場價格暴漲。熔噴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而聚丙烯的主要原料是石油和煤，于是中石油、中石化、國家能源集團和中煤集團都緊急擴産醫衛用聚丙烯。當時聚丙烯的供應不成問題，問題卡在從聚丙烯到熔噴布之間一個不可逾越的環節——熔噴布專用料，它是增加熔噴布産能的主要制約因素。
也是在一個月的時間裡，接到中石化集團公司指令的燕山石化成功建成熔噴布專用料的生産裝置。與此同時，中石化決定與國機恒天集團合作，在燕山石化和儀征化纖籌建10條熔噴布生産線。此外，中石油下屬石化院蘭州中心也自主開發出聚丙烯熔噴專用料，中石油還在蘭州石化和遼陽石化安排了4條熔噴布生産線。
第四幕，建設熔噴布專用料和熔噴布生産線也需要裝置。除了早期救急時從國外購買了一些裝置，“兩桶油”大批量建設的熔噴布生産線都是依靠國産裝置。例如，中石化項目的主裝置及外協裝置涉及全國各地80多家裝置供應廠家(包括國有和民營企業)。
這時，“中國在核心技術上被卡脖子”的論調又出現在這個領域。3月22日，某權威媒體刊登的一篇文章稱，雖然國内提供熔噴布成套生産裝置的廠家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噴模頭、熔噴絲闆依然依賴進口。于是，“與其他很多制造産業一樣，高端裝備和關鍵部件是制約熔噴布産業發展的一個掣肘。”那怎麼辦呢?該文說：“如何整合關聯力量，攻克高端核心裝置，建構标準與拓寬下遊市場，形成産業叢集，是打破熔噴布産業瓶頸的關鍵所在，但這不會一蹴而就，依然充滿諸多挑戰。”
文章作者顯然低估了中國工業的創造能力。話音剛落，浙江台州市精誠時代集團和江蘇常州紡興精密機械公司，以破紀錄的速度設計制造出3.2米規格的熔噴模頭、熔噴絲闆(通常是1.6米)，到4月上旬就向中石化的熔噴布生産線供貨，而它們是在3月上旬才接到發改委、國資委的詢問函的。
2020年3月12日，香港的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中國的‘口罩霸權’一開動，讓人對過度依賴‘世界工廠’感到恐懼”。該報道稱，疫情發生後，原本就占據世界一半口罩産能的中國，更是把原來一天2000萬個機關的産量，提高到了1.16億個機關。不過，這篇當時有點“聳人聽聞”的報道還是大大低估了中國工業轉産口罩的能力。
4月26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釋出會上，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根據海關統計資料，僅4月24日一天，中國出口口罩的數量就達10.6億隻。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在2021年1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釋出會上的介紹，2020年全年(3-12月)全國海關共驗放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資價值4385億元，其中口罩出口了2242億隻，價值3400億元，相當于為中國以外的全球每個人提供了近40個口罩。
即使對于看似技術簡單的産品，一個國家能不能具有以合理的成本進行生産的能力仍然是一件複雜和困難的事情。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初期，美國曾一度以不符合美國标準為由拒絕準許進口中國标準的KN95口罩。但權力是需要有能力來支撐的，到了3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就豁免了27家美國企業總計100多項進口中國醫療相關産品的關稅，其中包括口罩和手套。
當時美國政府的确鼓勵美國企業在本土建設口罩廠，美國企業也的确做出了努力，但市場後來還是被中國口罩所主導。原因很簡單，中國口罩的生産成本是美國口罩的十分之一。2022年1月，美國疾控中心終于承認KN95口罩的有效防護性，數百名美國聯邦衆議員提前收到國會醫生提供的KN95口罩。不過，口罩上都印着醒目的“中國制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口罩産能從日産2000萬隻猛增到10億隻，不是依靠已有口罩企業的增産，而是依靠中國工業體系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創造出來的一個嶄新的口罩工業——其産能規模是原有口罩工業的50倍。
幾乎所有創造這個新工業的企業此前都與口罩無關，但它們卻幾乎在“一夜之間”創造出從原材料到裝置再到終端産品的完整産業鍊——它與疫情之前存在的口罩産業鍊沒有關系。當然，當緊迫的巨大需求逐漸消退後，許多企業就會退出口罩産業鍊，但這并不會影響再次擴大或創造這種産業鍊的工業能力。
口罩的故事足以反映出工業體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須具有衆多的工業部門。這裡的“衆多”具有深刻的經濟涵義：由于所有的部門之間都具有直接或潛在的需求和供應聯系，是以部門越多，則該工業經濟體的市場越大。第二，它必須具有能夠為消費品部門提供生産裝置和材料的資本品部門，這是一個工業經濟體的增長可以自我持續的條件。
口罩産業鍊在中國可以被“召之即來”的情況證明，工業不僅具有縱向供應關系的産業鍊，而且還具有更根本性的橫向關系，即所有的工業之間都具有潛在的聯系，隻不過在通常情況下，有些聯系明顯，而有些聯系不明顯。但是，一旦出現新的需求(無論需求變化是由緊急情況還是由技術變化所引起)，潛在的聯系就會圍繞着新需求迅速顯現出來，變成縱向供應關系。
中國之是以能夠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形成一個龐大的口罩産業鍊，其前提條件就是所有相關的工業都已經存在，盡管此前人們意識不到它們之間的潛在聯系。大量生産口罩直接涉及到口罩制造、機械裝置、專用合成材料、石油和煤炭化工、重大裝備等工業(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口罩還可以與汽車工業直接有關)，還不用說也涉及到電子(電腦、晶片、軟體如控制系統、顯示屏和通信網絡等)、能源、物流等工業。
是以，口罩的故事反映出來的是中國的工業能力，而這種能力隻能從工業體系的整體上去了解。
上面的初步讨論為我們以下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基礎。不過，我們在結束口罩故事之際，留下一道有助于讀者從工業體系視角看問題的思考題：口罩是低技術産品還是高技術産品?
1.2 高技術工業與傳統工業不可分割
工業體系是一個分工體系，其中每一個工業的發展都有賴于其他工業的發展。例如，生産任何工業産品都需要供應鍊，而任何供應鍊或産業鍊都包括不同的工業(如口罩的例子)。現代工業發展呈現出産業鍊不斷延長或複雜化的趨勢，反映出工業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生産中間品的部門越來越多、中間品占總産值的比重越來越大。
這個趨勢說明：工業的勞動分工深化是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例如，我們前輩的飲水方式是直接喝河水和井水，但現在人們大量喝的是瓶裝的礦泉水或純淨水。今天與那時相比，飲用水同樣是滿足生命的基本需要，同樣要從自然界擷取水源，但已經變成被“迂回生産”出來的，其過程被插入若幹不同的工業。是以，各個工業之間存在着複雜的需求和供應聯系。
上述分析也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澄清“傳統工業”的概念。許多人以為“傳統工業”的根本特征是“舊”(存在時間已久)，但這是一個想當然的錯誤看法。傳統工業的根本特征是它們的産品形式穩定。造成這個特點的原因很簡單，工業是圍繞着人類的吃穿住行用發展起來的，一旦找到适用的産品形式，也就不會輕易改變，如紡織品、鋼材、輪胎、汽車、飛機等産品的基本形式都保持未變。但是，産品形式穩定并不代表産品的技術内涵不變。【2】
事實上，傳統工業一直在市場競争和創新的驅動下發生變化——今天的紡織品和輪胎與幾十年前的産品有着實質性的不同，或者是材料變了，或者是生産工藝變了，而且經常是兩者都變了。這些變化當然包含對新技術的吸收或融合(如今天生産紡織品和輪胎都會使用電子技術)，但原有的工業基礎和基本産品形式始終是誕生新産品或新系統的條件，如中國的高速列車是傳統鐵路裝備工業生産的，瓦斯輪機是傳統發電裝置工業生産的，等等。當然，傳統工業也經常因為生産出新産品而改變了自己的面貌。
雖然各工業之間的聯系非常複雜，但這些聯系的主要方向是有順序的。例如，中國有一個“基礎工業”的概念，它指的是能源、交通和材料三大領域的工業。當然，其中每一個領域又都包括多個工業，如能源領域包括從煤炭、石油天然氣到電力等工業，而新能源的發展又增加了光伏、風電和核電等;材料領域包括金屬材料(如鋼鐵、有色金屬等)、非金屬材料(如水泥、玻璃等)和化工産品等;交通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和制造交通裝置的工業。
基礎工業，是新産業發展的基礎。圖為2020年，寶鋼股份無取向矽鋼産品結構優化項目開工現場，這是當時全球唯一的完全面向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高等級無取向矽鋼專業生産線。圖檔|文彙報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重大裝備”的概念。也許有人以為這個概念就是指“重”和“大”的裝置，但其實隻有使用于基礎工業的某些裝置才能列入“重大裝備”。總之，基礎工業之是以被稱為基礎工業，是因為它處于整個工業體系的“上遊”，成為工業體系運轉和增長的基礎條件。
基礎工業在中國曾經得到特别的重視，因為從計劃經濟年代到改革開放後的最初二十年裡，基礎工業的産能不足始終是限制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每一次通貨膨脹都與基礎工業的供應瓶頸有關。這個瓶頸是在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過程中被完全打破的(如粗鋼産量從2000年的1.2億噸增長到2014年的8億多噸所代表的那種突破)。
我們有理由預計，基礎工業占整個工業體系的價值比重會逐漸下降，但原因不是對其絕對産量的需求下降，而是工業體系其他部分的價值量可能增長得更快。
從整體看，任何一個工業體系都包括高耗能和低耗能的部分，而基礎工業的确是耗能最高的部分，但其作用是向包括高技術工業在内的所有其他工業供應能源和材料。是以，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為理由去砍掉基礎工業的産能，其結果必然對整個工業體系的增長産生負面影響。
路風教授認為，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為理由去砍掉基礎工業的産能，其結果必然對整個工業體系的增長産生負面影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随着計算機、半導體、軟體、化學和生物制藥、新型醫療診斷裝置等工業的發展，出現了“高技術工業”的概念。這些工業的特點是技術變化速度非常快，但“高技術”是以研發費用占銷售收入之比來定義的，并非真的是按技術的複雜程度來劃分。按照這個分類方法，汽車和機床被劃分為中等技術工業。但實際上，汽車和機床的技術是非常複雜的，它們的研發費用比之是以沒有那麼高，是因為它們大量的研發活動是通過與生産過程密切相連的現場改進。
這個問題提醒我們，使用高技術工業和傳統工業的分類是需要小心的。例如，化工在中國被普遍認為是傳統工業，而兩位研究創新的美國著名學者指出，化學工業是“公衆了解最少的高技術工業”。【3】實際上，對工業的所有分類，如重工業與輕工業之分、資本密集型工業與勞動密集型工業之分，都隻是側重于工業某個特征的大緻分類，并不能反映工業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和模糊地帶。
近年來，中國生産出許多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裝置，如石油化學工業所必需的加氫反應器、壓縮機、汽輪機、空氣分離裝置。中國還生産世界上最先進的發電裝置(火力、水力和核電)、最好的石油天然氣鑽機等等，其技術複雜度都隻能用“高”來描述，隻不過這些成就被掩蓋在貶低傳統工業的負面态度之下。
分析至此，一個需要明确的主題是：高技術工業與傳統工業是共生關系，彼此之間互相依存，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性。
從供給方面講，任何新技術的産業化或新工業的發展都必須得到現有工業的支援，否則連基本的工具和裝置都無從得到(下面會有更具體的例子)。第二，從需求方面講，傳統工業是高技術工業的最大客戶。
例如，山東鄒平縣的一個民營特鋼廠被政府以環保規劃的理由關閉，盡管這個鋼廠最近幾年對環保裝置投資20多億元，并成為符合國家标準的超低排放企業。該鋼廠擁有一個先進的資訊化管理系統，建設這個系統的合同金額達8000多萬元(由一家專做冶金行業的軟體公司承包)，還不算後續的改進。可見，關閉鋼廠使資訊技術的市場需求随之縮小(實際情況更糟，關閉鋼廠導緻周圍100多家配套企業倒閉，也使旁邊鎮上的服務業陷入蕭條)。
從工業體系的總體看，各工業部門之間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累積性發展起來的傳統工業之是以是工業體系的主體，就是因為其産品形式的穩定反映出社會需求的穩定。【4】舉一個例子說明，2021年，全球內建電路的銷售總額為5559億美元;【5】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并經過作者換算，2021年中國化學工業的營業收入為12949億美元、鋼鐵工業為14987億美元、有色金屬工業為10889億美元、汽車工業為13597億美元。其市場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是以，即使将來中國半導體所代表的高技術工業得到長足的發展，傳統工業構成工業體系主體的格局也不會改變。傳統工業自身也同樣存在比例關系。例如，裝置工業的經濟規模永遠比它們所支撐的生産工業要小——冶金裝置工業的經濟規模小于冶金工業，石化裝置工業小于石化工業，等等。是以，不談生産工業隻談“高端裝備”就會誤入歧途。比例關系之是以存在就是因為工業之間沒有替代關系。
工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
2016年11月釋出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規劃》規定，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達到15%，形成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制造、生物、綠色低碳、數字創意等5個産值規模10萬億元級的新支柱。”這個規劃目标沒有完成。根據2023年7月的媒體報道，工業和資訊化部相關負責人介紹：2022年，新一代資訊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超過13%(沒有達到15%)。【6】
實際上，這個資料已經是被改過“口徑”的，因為新能源汽車并沒有被2016年的規劃列入“戰略新興産業”，可見新能源車的突飛猛進是在政府的預料之外的。不過，規劃目标沒有完成的原因不是部門不努力，而恐怕是這些規劃違反了産業的比例關系規律。
“戰略新興産業”的經濟比例并非越高越好，因為工業之間不存在可以互相替代的關系。試問：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産和生活來說，無論“數字創意”到底算什麼産業，它還能比紡織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嗎?即使“數字創意”有了發展，社會還不是照樣需要紡織品和水泥。
戰略新興行業和傳統工業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關系。圖為國家級文化産業示範園區——深圳龍崗數字創意産業走廊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隻有從工業體系的整體性上才能予以充分了解。如果從負面看待規模龐大而且必不可少的傳統工業，并在政策上将其撇在一邊，即使中國在高技術工業領域取得突破性的發展，也不足以抵消壓制傳統工業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沖擊。
實際上，結果隻會更糟，因為傳統工業的衰退必将會導緻高技術工業的衰退，這已經被近幾年的實踐所證明。是以，從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從技術進步和生産率的提高、從保持國際競争力等各種角度講，中國的産業更新都應該是基礎廣泛的更新，絕不是以“一小撮兒”高新技術工業去代替構成經濟活動主體的現有工業。
1.3 任何“戰略新興産業”的發展都不能脫離現有工業體系
把新興産業當作産業更新的重要力量是沒有錯的，因為新工業在成熟之前往往會有較高的增長率，是以它們可以抵消其他一些工業在成熟後逐漸下降的增長率。不過，新工業對于經濟增長的更大作用是，可以為其他工業部門提供新的技術來源或者産品市場，促進占經濟比重更大的傳統工業的技術進步和市場擴大。
例如，電子和化學工業的創新影響了從消費品到資本品的一系列工業;一些工業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對其他工業高端産品的需求，如汽車和航空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汽油、航空燃油和合成材料的發展;傳統工業通過吸收新技術可以開發出全新的産品(如數控機床)【7】。
我們不能把新産品逐漸代替老産品的普遍現象，錯誤地混同于新工業代替傳統工業，因為後者也在不斷推出新産品并更新自己。是以，新技術在不同工業部門間的擴散，而不是某些部門代替另一些部門，才是一個國家可以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高新技術工業不能代替傳統工業的理由，尤其展現在對于“新興産業”從何而來的“靈魂之問”上。最新流行的一個政策思維是以布局前沿技術的研發來推動“未來産業”的發展。實際上，這個邏輯的前提仍然是認為傳統工業不行了，需要以“新興産業”或“未來産業”來代替傳統工業，而且認為隻要抓技術研發，新産業就會被計劃出來。
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确的，那麼由政府部門來布局科研項目就是一個好辦法，隻要國家在看得見的時間裡舍得賠錢。但是，這個邏輯經不起實際證據的證明，因為任何新興工業的産生和發展都從來不會發生在工業體系之外。
曆史首先證明，大多數新興工業源自現有工業的在位企業所發動的創新活動。僅就技術進步而言，工業史上的許多重要技術特别是那些導緻新工業誕生的技術，如半導體半導體和內建電路、合成纖維、光纖、液晶顯示器等等，是由現有工業中的在位企業發明或創造的。【8】
當新技術引發新工業的出現和興起時，往往會吸引大量的新進入者，但這些“新進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業領域的在位者，而新創業的“新進入者”又往往是在位企業的離職者。在位企業之是以在創造新技術和新工業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為在産業活動的背後存在一個知識和經驗的體系，即使是新企業也隻能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基礎上被建立出來，否則就沒有能夠在市場上競争的能力。【9】
是以，産業更新的實質是一個經濟體的知識和能力體系的更新。
其次，科學和基礎研究的突破當然會創造出誕生新技術甚至新工業的可能性，而且政府在緊急情況下的介入也會推動這些突破。但是，任何産生于工業之外的新技術，都不可能不經過工業企業的産品開發過程而進入市場。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出現的電子數字計算機是一項劃時代的偉大發明，伴随着偉大科學家的名字，也受益于美國政府為赢得戰争而産生的緊迫需求和慷慨資助。但如果将這個事件置于曆史的脈絡，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出現同時伴随着産品的商業化過程。
遠在電子計算機出現之前，美國從19世紀70年代就出現緻力于資訊和資料處理的“商用機器”工業，它所提供的制表機、機械計算機、模拟電控控制系統成為發明科學計算的基礎(工具和手段)和靈感的來源。在電子數字計算機被發明出來之後，它進入應用市場的過程恰恰是被這個商用機器工業所塑造的。
盡管這個工業的起源不同于科學計算，而且追求了完全不同的技術軌道，但它們後來不僅定義了電子數字計算機的技術架構，而且定義了它的社會文化内涵。【10】
一個典型的代表性企業就是IBM，它本是一個商用機器的企業，但在二戰後擁抱了電子數字計算機之後，它比任何其他組織都更加塑造了現代電子計算機的發展軌道：在大型機時代，IBM首創計算機的标準化和子產品化(包括軟體和外圍裝置的分離);在個人電腦時代，IBM的開放架構定義了個人電腦市場的主導設計以及CPU和作業系統的發展軌道。
不僅如此，所有高技術工業或“新興産業”的物質内容，從來就包括大量來自傳統工業的各種材料、零部件和裝置，它們無非是随着新工業的發展而沿着專門的方向進一步演進，否則任何新技術和新産品都成不了“工業”。【11】
晶片作為高新技術産業代表，其産品的制造環節，離不開傳統行業技術的積累
以目前各地政府熱衷的半導體晶片為例：晶片的基礎材料——矽單晶——首先需要經過采礦、冶金和化工裝置的一系列加工過程才能制備出來，制造這些裝置本身同樣需要大型鑄鍛件裝置和機床加工的支援;在矽單晶上制造晶片的幾項主要工藝——塗膠、光刻、刻蝕和離子注入——都來自于化工、光學和金屬加工行業的技術積累和裝置基礎。【12】
在曆史上，美國發展晶片大規模生産的關鍵需求來自于商業計算機的普及，而晶片和商業計算機的早期資助者和大使用者之一則是非常“傳統”的石油工業。【13】
同樣的道理，核能、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發展的背後是冶金、金屬材料和非金屬材料、化工和重型機械等典型的傳統工業的支撐。中國之是以能夠大規模建設核電站，有賴于中國重型機械工業在2005年之後的一次重大更新，否則就無法提供核電站所需要的核島壓力殼以及發電裝置等。
凡此種種都證明，一談高技術工業、新能源、半導體就覺得光榮，一談冶金、金屬材料和非金屬材料、化工和重型機械等工業就嫌棄，其實是一種“病态”心理。
對于“未來産業”可以設想，但不能把概念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按照語義和邏輯，“未來産業”是現在我們不知道的産業。那麼，我們今天怎麼可能用現有的知識、資源和手段去規劃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第一位把創新概念引入經濟學的熊彼特說過，“創造性反應(注：讀者可以直接了解為創新)總是隻能在事後被了解，從來不會在事前被了解”，因為創新“不可能按照從已經存在事實推論出來的普通規則預測出來”。但是，“創造性反應很重要，因為它塑造随後事件的全過程及其長期結果，它創造出來沒有它就不會出現的情況，是以是曆史的實質性要素。”【14】
創新的不确定性恰恰可以解釋，為什麼計劃體制在創新的績效方面不如市場經濟。答案很簡單：計劃體制隻能計劃已知的産品，不能計劃不知道的産品，否則物資平衡表就沒法做。是以，雖然計劃體制對于追趕已有目标具有動員資源的優勢，但總是會把創造性活動排斥在資源配置設定過程之外。
“未來産業”是計劃不出來的。即使我們堅信它們終将到來，也知道對新技術的投資終将得到回報，但我們既不可能知道它們到來的路徑和時間，也不可能知道它們最終的實際形态和競争規則。如果以“未來産業”為目标而投入研發，那将是一條費力不讨好之路。
舉個例子。美國企業在上世紀60年代首先發明了液晶顯示器，最初的動機是為了做出能夠“挂在牆上的電視”。但是，最初的液晶顯示技術太粗糙，根本用不到電視上，隻是經過引進了這項技術的日本企業将其應用在電子手表、電腦上，才使它存活下來，并在筆記本電腦市場勃興時才得到産業化。液晶電視真正替代顯像管電視已經到了21世紀初。【15】
這些過程和意外的路徑可以解釋，為什麼發明了液晶顯示的美國企業最終丢掉了這項技術——一旦把新技術的目标盯死在未來電視上，就沒有任何企業能夠堅持40多年隻有投入沒有産出的研發。
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已經到了可以率先産生新工業的地步——消費級無人機(以深圳大疆為代表)和新能源汽車就是兩個有力的證明。但我們永遠不要忘記：
第一，這些新工業的産生雖然有賴于改變舊規則的創新思想，但它們能夠發展起來的條件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基礎;
第二，它們發展起來的路徑和時機是難以預計的，隻能被了解為市場競争的結果，即便政府可以提供方向和支援。正如我們今天能直接觀察到的那樣，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首先依賴于燃油汽車工業的存在，因為不僅二者之間在技術上和制造上存在着很強的連續性，而且它們的消費市場也是連續的。與燃油車相比，電動汽車的動力系統發生革命性變化，但這個新動力系統的基本技術此前就已經發展出來——如車用電池最初是從消費電子工業發展起來的，雖然這些技術應用在汽車上需要進一步的改進。
最後，盡管我們都知道中國為發展新能源汽車提供了方向和支援，但為什麼中國新能源汽車是在新冠疫情期間“爆發”，以及為什麼本非政府支援重點的比亞迪成為第一，至今都是無人能解之謎。
新産業的爆發，離不開中國工業體系的地基。圖為2021年企業家、客戶代表在大疆參觀。
實際上，政府需要樹立的正确政策思維是：堅信今天的工業就是産生未來産業的基礎，不僅因為這個基礎越大、越堅實就越可能産生新工業，而且因為今天所有的工業都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自我更新。在産業發展上，“新”和“舊”從來不是截然分開、互相對立的。創新是改變現有的做事規則，但創新的動力來自克服現有規則的缺陷，而創新所需要的能力來自積累起來的知識和經驗。
是以，政府可以指導方向，可以鼓勵前沿技術的研發，但必須重視現有工業的發展，同時必須把通向“未來産業”的過程留給現有工業的企業和市場。隻有承認自己有所不知，才能坐收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意外之喜。正如生活的普通道理那樣，一個知道自己知識和能力限度的人遠比一個自認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更有力量。
1.4 技術作用于經濟增長的主要管道：工業體系的互補性
隻要推動前沿技術的研發就會産生未來産業的說法，在本質上是一個以技術代替産業的邏輯，但這個邏輯根本就不成立。不錯，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但技術進步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和過程，卻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要複雜得多。
從本文關注的問題看，有三點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技術進步如果對經濟增長産生作用就必須采取産品形式，而産品是工業生産的，是以技術進步和創新隻有通過産業發展才能作用于經濟增長;
第二，無論新技術從長期看多麼重要，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主要作用不是發生在其突破階段，而是發生在它們被持續改進和擴散的階段;
第三，對于那些被稱為通用技術(如可以廣泛應用的蒸汽機、電力應用、內建電路等等)的重大創新來說，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是需要通過整個工業體系的應用和持續改進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由于開發“下一代大飛機”也被列入推動未來産業發展的前沿技術，是以我們可以舉一個人人都可以了解的例子，來說明“二分法”思維的缺陷。
當政府部門認為“下一代大飛機”是發展未來産業的前沿技術之一時，中國自主開發的C919已經于2022年12月正式投入商用。但是，C919迄今隻傳遞了個位數的飛機，因為這個研發項目還需要一個産業化的階段。在這個關頭，假如國家現在有500億元的投資資源，那麼這筆錢是應該主要投入開發“下一代大飛機”還是主要投入C919的産業化?
如果完全按照“二分法”的邏輯來決策，那麼就應該把500億全部投入“下一代大飛機”的開發，因為它可以決定未來産業的發展。但是，假如“下一代大飛機”在10年後開發成功，它那時恰好也同樣處于C919今天所處的階段。那麼，到那個時候，決策者是否應該繼續把投資主要用于開發“下下一代大飛機”呢?顯而易見，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決策，最後的結局不僅是大飛機對經濟增長毫無作用，而且這個模式本身也不可持續。
由上述邏輯沖突可見，認為隻要推動前沿技術就會有未來産業發展的政策思維是存在缺陷的，因為它忽略前沿技術本身是需要經過在市場應用中的改進才能成熟、才能産生經濟收益的。沒有這個過程，任何技術都成不了産業，甚至連技術本身都難以存活。是以，決策者今天顯然應該把假設的500億投資的主要部分(如400億)用于C919的産業化，而把100億用于開發新飛機(以後可以追加)。
認為隻要推動前沿技術就會有未來産業發展的政策思維是存在缺陷的，新技術産品的産業化無疑也屬于創新過程。圖為2022年12月9日，中國東方航空全球首發的國産C919大飛機。
如果C919的傳遞量能夠在今後兩年擴大到100-200架并随時間而繼續增加，那麼中國自主開發的大飛機就會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起到帶動作用，逐漸成熟的C919以及擴大的制造能力和産業鍊就會成為未來航空産業的基礎，而這個産業化的過程恰恰也屬于創新過程。
這種創新的艱難程度甚至高于再開發一款樣機(特别當樣機隻能是樣機的情況)，因為它是創造工業的過程。繼續開發新飛機是必要的，因為中國民用航空工業需要通過豐富産品線來擴大市場、需要技術進步來確定未來的市場，而且必須繼續擴大産業規模。
但是，從産業競争和發展視角看的新産品，恐怕不同于從“二分法”視角看的“下一代大飛機”，因為前一個視角的産品由市場決定成敗，即使用者是否認定新産品會帶來更低的營運成本、更多更好的功能，而後一個視角的産品隻要找一幫“專家”來鑒定就基本可以確定成功——中國的“科技體制”早已經把這一套玩兒得爐火純青。
以技術代替産業的想法莫過于近年來得到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熱捧的“産業數字化”概念，其邏輯是把“數字化”看成推動産業更新的關鍵，而且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廣。實際上，在這個邏輯的背後還是隐藏着“二分法”的動機：既然産業更新可以通過從外部向“落後”的工業體系注入技術(如強迫企業“上雲”)，那麼産業數字化就可以被用來代替傳統産業。
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置于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曆史脈絡，就會發現那種想法不過是“二分法”思維的一廂情願。
數字化的前提和基礎是現代計算技術的發展，其曆史順序用最簡單的語言講大緻如下：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帶動了內建電路(晶片)和軟體的發展，而晶片和軟體的發展又使計算機和通信之間互相融合;網際網路的出現标志着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融為一個互動的系統，而低功耗晶片和無線通信的發展催生了移動網際網路，使計算技術發生了“端”(智能終端)和“雲”(資料中心)的分離，由此産生的大資料為人工智能鋪平了道路。
在這個被稱為資訊和通信技術(ICT)的現代計算生态系統的形成過程中，軟體的發展起到特殊的作用，因為當計算機本身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實體世界時，軟體系統無可回避地要與一個更大的計算系統交織在一起，其中不僅包括機器，也包括人和過程。換句話說，軟體是計算技術與社會關系和人的行為互相交叉的地方。【16】
這裡特别要強調，上述順序隻能從事後了解，因為從來沒有任何人在任何階段能夠準确地預見到計算生态系統在下一個階段的實際形态——技術史的邏輯是被在不确定條件下的創造性反應所塑造的。
應用市場的規模和增長速度同時決定着ICT的技術創新速度。中國數字支付領域的技術領先，正是與中國工業生産能力及相關物流服務的發展分不開的。
上面幾句話所概括的過程其實至少持續80年了，它說明ICT一直在影響經濟發展，隻不過這種影響是漸進的。這種漸進性質的根本原因在于，ICT的發展及其經濟效果不僅取決于ICT工業的技術創新，而且取決于使用ICT的其他工業和服務業的應用創新。
特别重要的是，應用市場的規模和增長速度同時決定着ICT的技術創新速度，因為沒人買單的技術研發是不可持續的。ICT的應用創新不僅僅是技術性的，而是涉及企業結構的變化，工作和激勵結構的變化，甚至包括對使用者服務方式的變化。
于是，最有價值的ICT應用既要求ICT的技術進步(一個領域的知識)，也要求應用企業發明新的經營方式(另一個領域的知識)，這就帶來很難事先看到技術機會與商業價值之間相比對的問題。【17】這種不确定性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在網際網路應用方面的創新(無論是阿裡巴巴的電子商務還是抖音的短視訊)能夠超過在ICT技術上領先的美國。
從技術觀點看，現代計算生态系統展示的産業數字化前景是：來自真實工業世界的資料一旦成為數字模式，就可以通過數字化生态系統的網絡和裝置來擷取、儲存、通訊、分析和轉換這些資料。數字化資料之是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它可以被結合進由電子計算機上的軟體所代表的數字模型，而數字資料和數字化模型的相結合允許以數字來模拟原來的實體系統，進而通過操作資料使實體系統實作人類依靠傳統方法做不到的功能。【18】
數字化使計算機的作用産生如此的革命性，在科學研究上，實驗室的新知識不是通過對自然界的觀察和試驗，而是通過在可視環境中仿真自然界;在工業發展上，如果産品開發和生産過程能夠被數字化，那麼就可以通過數字資料和數字化模型來仿真和操作這些過程，并通過虛拟的手段來改變産品開發和制造的過程。
但是，産業數字化仍然必須經過現有工業的改進和應用創新，因為它受到兩個條件的限制：
第一，對于數字化來說，資料雖然可以被處理成為虛拟世界，但必須來自真實的工業世界(不真實的資料沒有用)。如果沒有現有的工業，就沒有真實的産業資料，也就沒有産業數字化的可能性。
第二，數字化必須對工業發展産生經濟效益——如幫助提供更好的或成本更低的産品和服務，否則就沒有企業願意為數字化付錢，要不把搞數字化的專業人士餓死，要不就得忽悠政府提供無底線的投資。是以，數字化始終是“賦能”的手段，而不是工業能量本身，它逃不脫生産率提高必須遵循以機器代替人力勞動的規律。
這些限制條件還提出另一個重要問題：産業數字化的主力軍是誰?大約10年前，曾經風靡一時的“網際網路+”企圖用網際網路改造工業，如果不是代替的話。最後，沒有任何一家網際網路公司能夠改造任何一家工業企業。原因在于，每個工業都有自己長期積累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不是網際網路公司或任何ICT企業所能掌握的。
例如，如果想實作軋鋼生産過程的數字化，就必須開發以智能軋鋼機為中心的智能軋鋼生産線，而開發智能軋鋼機的先決條件是有能力設計建造軋鋼機和軋鋼生産線。更一般地講，以數字化方式把工業生産與現代計算生态系統連接配接起來的關鍵是工業生産裝置的智能化，而裝置智能化的關鍵是把裝置的控制系統與計算網絡系統連接配接起來。
由于不同工業甚至不同企業的裝置控制系統都需要不同的工業知識和經驗，是以開發能與計算系統相連接配接的裝置控制系統隻能依靠工業企業，盡管需要它們做出新的努力(如有能力開發軟體)。是以，無論ICT發展到什麼樣的水準，産業數字化的實際進展也隻能取決于現有工業企業的創新。這個過程不存在以ICT來代替傳統工業的可能性——“二分法”的邏輯不成立。
人工智能是數字化技術的最新成就，它的目的是使機器能夠對目标對象的變化做出像人一樣的瞬時反應。以目前流行的大語言模型為例，它通過對海量文本資料進行運算，用Transformer這樣的深度學習架構來了解詞語之間的聯系和關系。目前大模型已經從文本領域拓展到做多模态處理，開始處理圖像、音視訊這些不同形态的資料。不過，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剛剛開始影響“白領”工作領域的生産率，而對人工智能影響生産率的厚望還是被寄托在它能夠進入生産領域。【19】
如果人工智能技術能夠進入工業，它所帶來的機器自主學習可能創造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在馬克思劃分的以手工造機器→以機器造機器階段之後，【20】再加上一個讓機器自主造機器的階段，那将使一個社會的生産力發展擺脫勞動力數量的限制(亦即生産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是，實作這個前景恐怕不僅需要比想象的更長時間，而且更加依賴于工業體系的互補性。
人工智能技術仍然屬于數字化性質，是以它在工業上的應用面臨着類似的障礙：首先，需要擷取真實和準确的海量工業資料;其次，則需要在把數字網絡與生産連接配接起來的智能機器或機器人方面，取得新的重要進展，以及工業組織相應的變化。
人工智能仍然是賦能技術，不能代替現有的工業，反而有賴于工業企業的應用創新。圖為2020全球人工智能大會上亮相的國産智能機器人
是以，人工智能應用于工業的可能性，仍然有賴于工業企業的應用創新(因而通用大模型不一定是工業人工智能的最優技術路線)，而工業應用計算技術的累積性過程——從機器的控制系統、營運的資訊化到産品開發和生産過程的數字化，仍然是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對生産率提高産生明顯的影響，它仍然是“賦能”技術，不可能代替現有的工業，反而有賴于工業的應用創新才能繼續發展。
為了繼續推銷“二分法”思維，一位經濟學家在2023年說，“我們面對的實際上是兩種不同實體經濟：一種是傳統的競争力下降、過剩嚴重的實體經濟，另一種是數字化賦能、生産率大幅提升的實體經濟。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加快實作由傳統實體經濟向數字化實體經濟的轉型。”
不過，這段話存在一個重大的自我沖突：如果傳統的實體經濟是産能過剩的，那為什麼“生産率大幅提升”(意味着生産得更多)的數字實體經濟就不過剩?當然，他們不得不說“實體經濟”是因為有政治正确的限制。但是，數字技術隻是賦能技術，本身并不生産任何東西，他們怎麼就能相信數字化可以代替工業化?“二分法”思維可以讓人忘記常識。
強調工業體系的互補性并非貶低發展高技術工業的作用，而是強調這種互補關系是技術進步影響生産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機制，即一個工業部門的創新會導緻其他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而新技術在衆多工業部門的擴散和持續改進才會使其經濟效果得以充分發揮。正是從工業體系的整體性視角看，中國發展高技術工業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是工業體系技術進步和更新的主要動力。
正是從這個視角看，我們對于中國半導體工業一定能夠發展起來的前景也充滿信心：世界最大的單一半導體市場提供的需求條件，加上世界最大工業體系提供的供給條件，使中國半導體工業的崛起隻是時間問題。也正是從工業體系的這種互補性和整體性來看，我們就會了解，為什麼企圖以高新技術工業來代替傳統工業的“二分法”政策思維會導緻經濟下行。
望廣大讀者繼續理性探讨，各抒己見。觀察者網作為輿論平台，盡量呈現多元觀點，供大家參考。當下中國經濟複蘇向好，但仍面臨複雜艱巨的内外局面。希望參與讨論的讀者能從大處着眼，立足本地經驗，貢獻自己的思考和良策。
二、“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
工業體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壓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維的根源則是中國的發展隻能跟随西方的“世界觀”。正是在這個曆史關頭，黨的上司人提出偉大複興的“世界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強烈的民族抱負——為國家和民族的偉大複興而敢于在世界範圍内競争的抱負。
是以，重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以偉大複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範式，破除對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并重新把中國工業體系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舊“二分法”思維的背後是“跟随”思維範式
讀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讀者很容易了解各個工業之間存在着聯系和互補性，很容易了解工業體系的整體性。是以，讀者結合他們的生活直覺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隻依靠少數的“新興産業”，更遑論還見不到的“未來産業”。
那麼，為什麼“二分法”的邏輯能夠如此嚴重地影響政策思維?如果我們層層追問原因，那麼就會發現，“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是對中國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技術水準相差很大。在那個曆史背景下，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種“跟随”的思維範式(以下簡稱“跟随範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潛意識認為，中國隻有通過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并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才能發展起來。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實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實的話。但是，當這些最初是實用和樸素的想法變成“信仰”——即變成思維範式——之後，它就成了限制人們繼續實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們在跟随範式下懷有發展的意願，但永遠不會、不敢想到中國有發展到與“榜樣”國家并駕齊驅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樣”會反過手來給中國的發展“下絆兒”。
是以，跟随範式必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之間産生越來越大的沖突。當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開始進入高增長時，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中國經濟規模在随後僅僅10年間(2001-2010)就連續超過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生産國。
跟随範式的思維顯然無法解釋高增長的原因：第一，它過分強調引進外資和“國際産業轉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内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礎并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擴大的“中國特色”工業體系;第二，它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隻能依靠引進，但忽略了從引進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自主創新;第三，它雖然強調了市場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場化的本質是為人民廣泛參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也忽略了中國經濟得以長期發展的政治-社會條件。
但是，面對他們無法了解的現象，某些中國經濟學家給出另一種解釋：中國經濟之是以出現高增長，那一定是依靠工業體系擴張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發展、投資驅動和産能過剩;是以，中國的增長模式應該轉向以研發、資訊化和服務業為主(因為經曆過“去工業化”的美國“先進的”經濟結構就是這樣的)。
2011年之後，中國第二産業的增加值以及狹義上不含建築業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現持續下滑趨勢，截至2018年已經分别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個百分點。圖檔由作者提供
對于部分在跟随範式下成長起來并獲得地位的人來說，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一個“意外”，而且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挑戰：中國經濟如果繼續增長就必然引起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的問題。這個前景令西方發達國家和國内的某些“精英”階層同時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國際權力地位被颠覆，而後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對一個充滿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成就的指責下，跟随範式下的“精英”階層也開始“檢討”懷疑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加之對嶄新世界的恐懼，使得他們“反思病”發作，在某些領域選擇走上“自廢武功”的道路：自己給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放棄繼續壯大自己而轉向“内卷”。
2.2 自我設限的三個行業案例：鋼鐵、造船、煉油
我們可以用經驗證據來驗證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維的本質是不是自我設限。
對于中國工業來說，過去10年影響最大的政策莫過于“去産能”。2013年10月印發的《關于化解産能嚴重過剩沖突的指導意見》【21】指出，“大陸部分産業供過于求沖突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産能普遍過剩……”;“産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大陸經濟運作中的突出沖突和諸多問題的根源。”
該檔案特别列舉了鋼鐵、水泥、電解鋁、平闆玻璃、船舶等行業，但也規定該檔案“同時指導其他産能過剩行業化解工作”。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影響，剛剛經曆了高增長的中國工業确實出現需求不足的問題。政策檔案就是針對因需求不足而産生的産能過剩現象，而且對當時存在的“地條鋼”等違規産能确實應該治理，這也沒錯。
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關于産生這個現象的原因：中國工業的“産能過剩”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如果是周期性的，産能過剩就是一個短期問題;如果是結構性的，那就是一個絕對的、長期的問題。從後來的政策實際走向看，它被當成了結構性問題，恰恰證明“去産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維所主導的。限于篇幅，我們隻舉鋼鐵、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國的粗鋼産量達到将近7.8億噸(第二年就超過8億噸)。要知道，在中國之前，從來沒有任何國家的粗鋼産量能夠接近過2億噸。美國粗鋼産量達到峰值(1.36億噸多)是1973年，蘇聯達到峰值(1.63億噸)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億噸)是2007年(世界鋼鐵協會資料)。
更驚人的是，2000年的中國粗鋼産量還是1.2億多噸，到2014年就增長到令人目眩的8.2億多噸，看上去實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随範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國的粗鋼産量隻有8800多萬噸，而中國居然生産了8.2億多噸——這不是中國落後的标志又是什麼?是以，有中國經濟學家說，中國工業的産能已經達到“實體極限”。
不過，如果換掉跟随範式的“濾鏡”，我們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在曆史上，美國和日本的鋼産量都曾經達到過人均一噸鋼(按總人口計算)的水準，而日本從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億噸上下的産量水準，隻是最近幾年有點繃不住。
外媒繪制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鋼鐵生産國，當年中國鋼産量為10.13億噸。
以曆史為鑒，既然中國的人口是14億，那麼中國鋼鐵工業的空前規模隻不過是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必須達到的“台階”或基礎，它并不妨礙中國在高技術和新興工業領域的繼續發展。
2023年，南韓人口為5132.53萬，而粗鋼産量為6670萬噸，人均約1.3噸鋼(同年中國人均約0.72噸)——這個水準影響南韓發展半導體工業了嗎?面對世界工業史，我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如果中國跻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那将會以怎樣的工業規模來進入這個行列?
2013年判定産能過剩的标志是産能使用率。實際上，這是個實物名額(實際産量與産能之比)，它可以幫助判斷某個時點的經濟形勢，但不能被用來判斷長期性的産能過剩。但是，“二分法”思維斷定産能過剩是結構性的。
工業和資訊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釋出的《鋼鐵工業調整更新規劃(2016-2020年)》中說，“今後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産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作幾年高增長，産能過剩已不可能通過曆史上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來消化。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沖突和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沖突、是環境資源等發展條件的變化決定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作V型或U型反彈，将經曆一個L型發展階段”。
根據這個指導方針，這份檔案有這樣一段今天看起來大大低估了中國發展勢頭的預測：“從國内看，‘十三五’大陸鋼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将呈雙下降走勢……國内粗鋼消費量在2013年達到7.6億噸峰值基礎上，預計2020年将下降至6.5億-7億噸，粗鋼産量7.5億-8億噸。”【22】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鋼價從2015年年底開始周期性回升，訂單增長迅速，鋼鐵行業也在2016年扭虧為盈(同年4月的産能使用率高達88.93%，大幅超過世界平均水準)。其他被列為産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但政府部門不承認前幾年的生産過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繼續推行“運動式”的去産能。
由于需求頑強存在，中國粗鋼産量仍在緩慢增長：2018年突破9億噸，2020年突破10億噸(10.6億噸)。主管部門要求壓減産能，2021年砍掉3000萬噸産量，2022年繼續實施壓減，又砍掉1200萬噸的産量(至10.18億噸)。環保部門和統計部門也加入進來，把壓減重點放在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國務院越來越關心經濟形勢，加上重點鋼鐵企業的利潤大幅下跌，這些部門沒有繼續大刀闊斧地去産能，改為産能平控(不增不減)。于是，當年的鋼鐵産量漲回到10.3億噸，而且鋼鐵的直接和間接出口非常強勁。
無論如何，“二分法”思維經不起一個“靈魂拷問”：為什麼中國就不可以達到人均一噸鋼的水準?
造船工業的例子也有力地證明“産能過剩”的周期性。
中國造船工業也是在高增長階段迅猛成長起來。2010年，中國三大造船名額躍居世界第一(首次超過南韓)，新接訂單量、在手訂單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場占比均超過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場那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入下行周期，中國企業普遍遭遇訂單不足。
2013年，造船工業被列入産能過剩名單。2016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被南韓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國在在新船訂單方面又被南韓反超。“反複争奪”無非說明造船工業的根本問題是競争力和技術進步。
在大約10年間，中國造船工業經曆了慘烈的“去産能”、破産重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難階段，中國造船工業仍然在進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别造出航空母艦“山東号”和“福建号”，從2020年起實作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華郵輪等。
随着疫情後世界航運市場的複蘇和技術進步，中國造船工業從2020年起再度超過南韓。到2023年，中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以載重噸計分别都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大幅度拉開與名列第二的南韓的距離。
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據2023年9月的媒體報道，從2013年以來，造船工業就被銀行列為“謹慎類”行業并在“金融機構授信額度”等方面受限。該報道稱，“金融危機過後，十幾年來，船企盈利了，産業更新了，落後産能淘汰了，市場洗牌且複蘇了，政策上也多次釋出金融服務的指導性檔案。但是，落實到貸款上，造船民營企業的困境還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23】
造船業是一個高杠杆化的行業，因為造船所需的材料、裝置和勞動力報酬需要由造船企業提前支付，而造船企業高度依賴銀行的融資。在受到貸款限制的條件下，一些民營造船廠面對旺盛的需求隻能放棄部分訂單。可見，在“二分法”政策思維的主導下，任何工業一旦被戴上“産能過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來，是以中國造船工業在生機勃勃的情況下仍然受到壓制。
毫無疑問，“去産能”政策實際上延緩了中國造船工業的發展，但這個工業憑借自身發展出來的能力，照樣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訂單量——這恰恰是主張“去産能”的人所永遠無法了解的工業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為原料來生産成品油和化工産品的煉油工業。2022年，中國的煉油産能(9.24億噸/年)正式超過美國(9.07億噸/年)，達到占世界總産量的近17%。無論從石油化學工業本身看，還是從世界地緣政治看，這都是一個标志性的曆史事件。
但剛取得這項成就，發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态環境部就于2023年10月聯合發文，規定“到2025年，國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億噸以内”。【24】
中國石化煉化一體化項目——福建古雷石化基地
為探讨限制煉油工業産能的原因，我們從曆史的視角回顧一下該工業的發展。人類社會利用石油的時代起始于19世紀中葉。從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國的煉油産能一直保持為世界第一，時間超過160年。在早期階段，石油産品主要用于照明(煤油燈的煤油)，如美國曆史上的第一家工業托拉斯就是賣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團。自從内燃機在19世紀末被發明出來後，石油的主要産品随着汽車和飛機等工業的發展而轉向燃油(汽油、柴油、潤滑油等)。
此外，當現代化學工業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後，以煤炭為原料的德國化工一直領先世界。但是，随着在石油工業取得霸主地位，美國在以石油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為創新者和主導者。在二戰後，石油化工成為一個對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的工業，也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中國從建國起就非常重視石油工業，但煉油工業的真正發展還是在開發大慶油田之後。1972年中國打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之後，經毛主席準許，為解決人民的吃穿問題實施了一次大規模引進(以化纖、化肥成套裝置為主，大部分項目是在改革開放後建成投産的)，史稱“四三方案”。
中國成規模生産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産品)還是從引進西方技術開始的。石化工業在改革開放後得到很大的發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間，中國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進口。是以，政府準許了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煉化、中石油廣東石化等幾個千萬噸級的煉油化工一體化項目，使中國煉化工業出現迅猛增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裝置工業為實作石化重大裝置的國産化曾經堅持了幾十年可歌可泣的奮鬥。到浙江石化上馬時，這個當時世界最大煉化項目(4000萬噸/年)的絕大多數裝置，包括加氫反應器、壓縮機、汽輪機、冷箱(氣體分離)等重大裝備，都被中國企業中标。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報道稱，中國的煉油能力即将超過美國，語氣間充滿了酸楚感。【25】
那麼，政府部門為什麼要在這個曆史關頭決定限制煉化工業的發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門聯合檔案沒有直接給出解釋，雖然從行文上也可看出減碳和産能過剩是主要考慮。不過，還是有幾個問題值得追問：
第一，中國煉油工業的增長速度受經濟下行的影響已經放緩，而目前中東和非洲産油國正在大舉增加煉化産能，【26】未來中國的産能份額能否提高還是個懸案。
第二，雖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轉型，但石化工業本來就可以朝減少成品油、增加化工産品的方向發展。中國近年來建成的都是煉化一體化項目，本身就具有生産的靈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還是個高技術工業，其技術進步影響其他工業的發展。例如，在國家知識産權局釋出的國内企業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上，中石化在過去10年裡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與中石化争奪排名的主要是華為、中興通訊、騰訊、OPPO這些IT領域的大企業。
第四，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為什麼煉油能力剛剛相當于美國就不能再發展了?這些疑問不得不令人猜測，政府部門對産能的判斷是在遵循一條“潛規則”：哪個工業趕超美國，哪個工業就是“産能過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工業生産能力曾經占全世界的一半，遠高于中國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國人從來沒有為此“内疚”過，反而是利用這種優勢建立起超級大國地位。當美國于1971年實施美元與黃金脫鈎時，許多人以為美元霸權将受到重創，沒想到反而得到強化。後來證明，美元霸權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貿易是以美元結算的。
為什麼必須這樣?因為美國石油工業(包括煉化)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27】1974年，美國煉油産能占全世界産能的比重是将近22%(1965年是幾乎30%)【28】。實際上，由于那時煉油能力也很大的蘇聯東歐集團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是隔絕的，是以美國的實際影響力遠超這個比例所表達的程度。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一個沒有工業的産油國(如中東國家)不在石油開采、煉化、運輸和銷售方面依靠美國的工業能力，大概是無法利用石油财富的。于是，世界石油貿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結算。
事實上，美國石油工業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國内，如清末民初的中國煤油市場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導的。如果美國石油化學工業隻盯着國内市場，它的産能早就過剩了。
2.3“二分法”思維誤讀了高品質發展的理念
以上不過是舉了幾個主要工業的例子。實際上，“二分法”思維必然導緻對高品質發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給中國工業體系戴上“産能過剩”的帽子，造成對工業投資的持續緊縮。尤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産能”變成運動式的，波及到所有的傳統工業。
在地方，金屬制品、建材、輪胎、陶瓷、紡織、造紙、制鞋甚至連家具制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過街老鼠”：全世界技術最先進的電解鋁生産線，剛建成就因“違規産能”被關，隻是因為被扣上“舊動能”的帽子。與此同時，“二分法”思維使得對“新舊動能轉換”了解産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在執行過程中追逐少數時髦的“高技術”産業，全國将近三千個縣都想發展生物制藥、新能源和半導體(2018年之後)，大量同質化的招商泛濫和投機活動反而瓦解了當地傳統優勢産業的根基。
路風教授認為，“二分法”思維導緻傳統工業被輿論污名化，同時也助推了新産業的紮堆。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是以深得一些部門之心，并非是它的理論邏輯多麼有說服力，而是背後的權力邏輯在作祟。我們從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業協會根據企業座談會報給該省工信廳的函裡，摘取一些隻言片語，以幫助了解一些“涉事”企業當時對政府部門做法的不滿：
“目前一些地區将停産、限産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規定”;“對于連續化生産的裝置(如高爐)，頻繁啟、停操作，某些地區還要求停爐時扒爐”，造成機關的資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發生在生産裝置啟動、停止時”;“排放标準和環保設施要求變化時間間隔過短、幅度過大”;“生态環境部門要求工廠中的房間、原料場全封閉，安全(部門)要求留有通風口，雙方總有一方(可以)處罰企業，尤以生态環境部門，經常頂格處罰”;“環保檢查沒有統一規劃，沒有計劃，省、市、縣、區、鄉鎮多層檢查，不同部門多頭檢查，檢查過于頻繁，企業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檢查人員，疲于應付”;“檢查标準不一，檢查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前一個檢查組提出的要求企業執行了，又被後一個檢查組要求整改”。
正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可以用環保、能耗、品質、标準、安全、市場監督等名義随意關停企業(民營企業首當其沖)，才造成所謂“市場缺乏信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在于，中國要想産業更新、要想發展高新技術工業，就必須保持經濟增長，而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以傳統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傳統工業占整個工業體系80%左右)。
很顯然，本文列舉的鋼鐵、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業都遠沒有達到工業化本身的“極限”——中國鋼鐵工業能夠軋制汽車闆是在1998年之後，中國造船工業能夠建造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是在2008年之後，中國石化工業自主掌握乙烯生産的成套工藝是在2012年之後，等等。
就在這些工業還處于技術突破和更新的過程中，它們卻被扣上“産能過剩”的帽子，随之受到壓制。“二分法”思維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而自我設限的根源在于不敢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去創造新世界，于是國家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維影響的施政者所俘獲，他們選擇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強行摁回到跟随範式的舊世界裡。
對中國工業體系的壓制當然會産生經濟下行的後果，隻不過這個後果是自我預言的實作——如果在政策思維上認定中國經濟增長必将是“L型”，那麼實際的增長就早晚會真的變成“L型”。是以，“二分法”思維是跟随“世界觀”的産物。
三、破除自我設限要靠偉大複興的世界觀
面對同樣的曆史關頭，黨的上司人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做出與跟随範式不同的選擇，即提出“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抱負。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觀”，它以中華文明的曆史地位為參照系，為中國的發展定義了一個以實作自我價值為抱負、隻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願的目标。是以，國家經濟發展的總目标和總任務就“順理成章”地以黨中央決議的形式，被定義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這樣的抱負沒有颠覆現行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沒有從已經融入的世界經濟中退回來的打算，相反，改革開放被進一步強調和實踐。但新的“世界觀”并不承認現有的世界戰略結構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會固定不變——“這個星球上，不能富國永遠是富國，窮國永遠是窮國”。【29】
3.1 強國範式與跟随範式的根本差別：中國發展沒有“天花闆”
在經受住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的沖擊後，這個新的“世界觀”進一步表達了對中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實作現代化的信念，并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一個更具體的“到2035年基本實作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标。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産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作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至此，“偉大複興的世界觀”不僅已經清晰可見，而且定義了黨的政治任務，證明中國政治上司層在這個曆史關頭選擇了進取而不是退縮。但是，如果“偉大複興的世界觀”能夠以邏輯一緻的方式落實在理論探索和經濟政策上，那麼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範式——我們姑且将其稱為“強國範式”。
為幫助了解這句話的涵義，我們從經濟政策範式所必然包括的三個方面——經濟發展任務和目标、發展途徑以及本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的關系，來說明偉大複興世界觀之下的強國範式應該具有什麼特征。
中國共産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就是實作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經濟發展任務和目标方面，我們以回答一個關鍵問題來差別“強國範式”與“跟随範式”的根本不同：中國經濟發展是不是應該有“天花闆”?
從偉大複興的世界觀看，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存在“天花闆”——不管是自己所設還是外人所設或“内外聯手”所設，否則何談“偉大複興”?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入門級水準，就必須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僅僅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
按照同一個邏輯，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也沒有“天花闆”，因為它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如果回想十幾年來那些聲稱“經濟增長不重要”、“應該永久性取消經濟增長目标”以及産能過剩是中國經濟主要問題的言論，人們就很容易了解“強國範式”與自我設限的跟随範式之間的根本差別。
強國範式以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終極目标，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定義為力争全面進入發達狀态，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當作經濟政策的中心任務。
在發展途徑方面，如果中國的發展沒有“天花闆”，實作現代化就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質涵義。當中國的經濟發展處于落後狀态時，出現跟随或模仿的行為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中國不可能跟随任何其他國家而發達起來。中國有14億人口，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38個OECD成員國)的總和。【30】
一個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的工業化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事件也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當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遭到霸權的壓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事件。是以，中國隻有走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道路，無懼霸權的打壓，才能繼續發展，否則就會在壓力下倒退。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強國範式”，而“科技自立自強”方針的一般意義就是它代表了強國範式的發展途徑。
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的關系。“強國範式”要求中國繼續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但絕不被動服從，而是積極主動地塑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這方面的内容很多，本文僅集中于中國工業生産能力的戰略意義。
3.2工業生産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性資産
在“強國範式”下，道路自信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不會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發之前的狀态。但是，如果中國不願意按照霸權的意志退回到國際經濟體系的邊緣位置，那什麼是中國能夠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賴的戰略性資産?很顯然，如同美國有美元霸權、俄羅斯有石油和天然氣那樣，中國的工業生産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戰略性資産。
“制造業”不是可以移動的物品(如廠房、裝置和生産線)，而是有組織的“能力”，既包括單個企業和工業的能力，也包括“體系”的能力。與自然資源在不用時也不會“貶值”不同，工業生産能力隻有在不斷的生産經營中才能被保持和發展。
同時，由于各個工業的企業還存在以彼此之間的需求和供應關系為紐帶的共生關系，是以一個工業的消失會導緻其他工業的消失。能力的發展是累積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決定一個組織明天能幹什麼。
是以，對于任何國家而言，去工業化過程一旦持續一段時間，一個經濟體就會失去對工業的社會“記憶”，其間發生的社會變化會成為“再工業化”的障礙。正是從能力視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維的破壞性。
無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正确的戰略就是要把現有的每一個工業都做到競争力十足，同時依托整個工業體系的力量把暫時落後的工業發展起來。
歐美對中國的打壓——從晶片到紡織(新疆棉)、起重機、新能源汽車等——都是從産業下手。有人擔心歐美以各種壁壘阻止中國工業進入它們的市場會導緻“脫鈎”，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違反經濟規律。隻要中國工業不斷保持進步并進入一切可以進入的市場，歐美的保護主義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例如，它們隻能保護出來高成本的鋼鐵工業或其他工業，使它們自己的産品無法進入世界市場，進而擡高它們自己所有其他工業的成本。
工業生産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資産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樣，當中國工業能夠以美國十分之一的成本無限制供應口罩時，什麼關稅和标準壁壘以及美國議員的政治喧嚣都歸于無用。是以，中國工業體系雖大雖全，但沒有一個工業是多餘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晶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紙尿布工業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國工業體系及其生産能力就是中國屹立于世界經濟而不可能被排擠出去的最大保證。這項戰略性資産越強大，世界經濟就越不可能與中國“脫鈎”。
3.3 二分法思維對新執政理念的誤讀
是以，對于偉大複興“世界觀”下的經濟政策範式來說，經濟增長目标本來就應該占據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本來就是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為幫助繼續深入了解這個邏輯，我們在偉大複興世界觀的語境下，重新解讀受到熱議的幾個有關發展的方針、原則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維對它們的誤讀或曲解。
關于“高品質發展”
高品質發展是黨中央确立的方針，但在“二分法”思維下也存在諸多誤讀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品質”為名，把工業分成三六九等，然後要求以“高端”工業和服務業來代替傳統工業。如此一來，“高品質”與“發展”就成為對立的關系，因為其中把對工業體系的限制發展或不發展變成了這個方針的主要内容。
這種對立關系的擴大還把高品質發展與增長速度對立起來，謊稱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不利于結構調整。隻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鋼印，我們就可以明确，高品質發展與增長速度沒有沖突，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例如，日本确實是一個發達國家，但誰會認為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滞狀态是“高品質”的?為結構調整而必需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經濟增長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礙和壓抑結構性變化，而創造性的結構重組在經濟上升階段發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兩位長期研究這個問題的美國經濟學家所說，“結構性變化在經濟收縮時會下降而不是上升”。【31】是以，如果增長速度過低，其實就沒有品質可言。
關于“先立後破”
“先立後破”的原則，是黨中央針對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國的限電限産風波【32】提出的。那場風波的原因就是運動式“減碳”和強化煤炭“去産能”的後果。“先立後破”的原則一舉扭轉了供電危機，證明了黨中央站在人民一邊的鮮明立場。
實際上，這個原則還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它直指“二分法”思維違反客觀規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現有事物的基礎上産生的，不管是通過創造或災變，而新舊事物的轉化需要一個過程。是以，這個原則完全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産業更新。
中國需要保持經濟增長，以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中國需要保持傳統工業的發展和更新，以支援高技術工業的突破。是以，如果“高品質發展”是目标，那麼“先立後破”就是方法論。
關于“現代産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産力”
“現代産業體系”、“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産力”是中央提出的三個概念，互相聯系。由于這三個概念比較新穎，是以引起熱議。但隻要撇開“二分法”思維的誤讀，我們就很容易看出這三個概念在政策邏輯上，是與偉大複興“世界觀”和強國範式相一緻的。
現代産業體系的标志不是以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代替傳統工業，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樣，累積性發展起來的傳統工業不可替代。
事實上，鋼鐵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造船工業可以是現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現代化的，紡織、建材、糧食加工等等工業都可以是現代化的。判定它們是否“現代化”的标準也很容易了解，就是任何一個工業在技術水準、生産率、成本、環保水準和競争力方面都達到世界先進水準。是以，就工業來說，現代産業體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業代替另一些工業的問題，而應該是所有的工業——即工業體系——都成為現代化的。
現代産業體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劃分的産業所組成的體系，其關鍵在于“體系”：它要求三次産業之間和每個産業的各個部門之間要協調發展，還要求産業的門類完整，而産業體系的整展現代化就是建設現代産業體系的根本任務。
新型工業化是以新的或創新的方式完成中國發展的曆史任務——工業化。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任務。2022年，中國鄉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4.8%，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農業勞動生産率隻有非農産業的四分之一。
中國人口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總和，而且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如此人口規模的國家要實作工業化和共同富裕，不僅曆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沒有遇到過的困難(如資源瓶頸)。在這個曆史背景下，中國能不能以新的、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就成為一個時代的問題。
中國要實作工業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勞動收入(亦即勞動成本)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失去工業，包括那些被稱為勞動密集型的工業。這就是中國遇到的挑戰，如果中國傳統工業能夠通過融合新技術來提高自身的技術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産率的提高來抵消勞動成本的上升。
路風教授認為，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産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圖為伊利乳業工廠的機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業化的任務同時說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樣人為地幹預經濟規律，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在三大産業的勞動生産率趨近之前就增速放緩。
建設現代産業體系和推進新型工業化要靠發展新質生産力，這個表述在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于，什麼是“新質生産力”的根本标志?
最近一個帶有流行性的解讀是從構成生産力的四個要素看，即新質生産力表現為新型勞動力、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礎設施。這又是一個類“二分法”式的解讀。如果把新質生産力的要素之一說成是新型勞動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崗的勞動者(包括如此解讀這個概念的經濟學家們)排除在新質生産力之外。那麼，新型勞動者從何而來?其他的要素——新型勞動對象、新型勞動工具和新型基礎設施也都面臨這個邏輯沖突。
如果從中國生産力發展的曆史過程看，改革開放後在發展方面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堅持自主創新，這是今天出現“短闆”和“粗放”現象的主要原因。針對這樣的問題，今天提倡發展新質生産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國工業在任何領域做大做強，包括通過自主創新進入任何高附加值領域，也包括敢于創造新的領域。這與把生産力的物質内容分為“新的”和“舊的”毫無關系。
動态地看，在“偉大複興世界觀”或跟随範式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态下，某個時點上相同的物質生産力會産生出非常不同的結果，前一種能夠超越而成為“高端”，後一種則甘于跟随而陷入“低端”。是以，生産力的“質變”恰恰發生在偉大複興世界觀和強國範式所倡導的行為準則上：當中國的産業發展徹底擺脫曾經的跟随模式，當大多數的企業都敢于以自立自強來創造前無古人的業績時，中國的生産力就是新質的。
偉大複興的“世界觀”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經濟增長需要以這個“世界觀”重塑中國的經濟政策範式。新的範式要求把經濟增長目标重新拉回到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發展的自我設限。重振增長的途徑是從中國現有的産業基礎出發，推動基礎廣泛的産業更新，因為腳踏實地才能實事求是。
中國的發展要靠黨對發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創造，讓市場和企業發揮作用的實質就是讓人民的創造性可以充分發揮。是以，應該改變過去由政府部門天天計算産能、天天管制市場的做法，使每一個政府部門的工作方向與“偉大複興”相一緻。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首先要改變“二分法”思維對中國經濟的“自限”緊箍咒。
3.4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是黨上司人民創造新的奇迹
以偉大複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範式，必然伴随着相應的體制變化。新型舉國體制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後一節，我們從金融支援實體經濟和科技自立自強的兩個側面，來讨論新型舉國體制面臨的任務。雖然這個體制的具體形态還需要在實踐中探索，但它的實質是以黨上司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
金融體制問題：黨管金融一大障礙還是“二分法”思維
中國經濟出現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出現脫節趨勢。如果金融體系陷入自我循環，那麼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政策當局将無法保證資金流入工業。我們需要簡要了解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能夠集聚和配置社會資金的“金融中介”隻有财政部和人民銀行，且有“大财政、小銀行”之說。由于計劃體制幾乎取消了信用的作用，是以财政和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工業企業的利潤上繳和居民的儲蓄，資金的投資方向也比較單一(主要是工業建設)。
改革開放後，國家針對計劃體制對金融活動統得過死的問題，逐漸放開金融中介機構參與市場活動的限制，但對金融機構的背景保持嚴格的審查(如主要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信托都是國家控股)。當時的金融改革方案與國有企業改革高度相關，主要目的是以資金的有償使用代替無償撥款。
圍繞着改革國家資金管理體制的主線，央行從财政部中獨立出來，各類金融中介機構快速成長，信用的作用大大加強。但是，國家保持對這些金融機構的控制，沒有貿然讓市場占主導地位。
相比之下，國家對于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則放松很多。從那時起，國家就将越來越多的社會投資職能交給資本市場，資本市場逐漸成為連接配接企業和社會資金的通道。
直到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進入高增長後，中國金融體系的運轉都主要圍繞着工業體系的發展。第一，國家保留了對工業直接投資的管道，如成立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就是為了承接原來的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成立國家開發銀行是為了給國家重大項目提供長期貸款。此外，從“五五”期間就開始實施的裝置更新改造貸款的政策也是由國家預算引導、銀行信貸支援的工業投資。
第二，資本市場的發展其實是相對緩慢的，早期各種金融産品和市場上發行的股票不多，居民對于銀行儲蓄以外的金融投資也很陌生，這是金融資本主要流向工業體系的一個客觀原因。盡管資本市場的閘門剛一打開，金融的投機性就随之顯現，但金融機構的豐富和信用的恢複對中國工業體系的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如對市場主體貸款限制的放開使得計劃外的經濟主體可以參與到經濟建設當中，而國有企業在撥款減少的情況下仍可以申請到貸款以求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金融體系表現出越來越強的“獨立性”。例如，當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金融體系的缺陷時，中國金融部門卻認為自己開放程度還不夠，需要繼續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推進，央行獨立、開放資本賬戶等呼聲也越來越強大。
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二分法”思維的輿論通過把中國工業體系“污名化”，也把國家控制的投資“妖魔化”。既然“投資驅動”、“粗放發展”的工業體系已經“産能過剩”，于是被“二分法”思維俘獲的政策思路就以“不刺激”為名，轉向實施緊縮政策，以消化“四萬億”貨币“大水漫灌”的影響。
同時，對于全社會融資和投資的需要，政策轉向通過市場化改革(包括取消行政審批和國有企業、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來盤活貨币信貸存量，由市場的資源配置引導資金流向效率最高的經濟活動。
“二分法”思維影響了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從2013年起，相關政策出台的節奏明顯加快，其内容包括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進一步豐富市場選擇，放松監管力度、鼓勵混業經營，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放開審批，發展網際網路金融(包括後來變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國際化(陸續成立10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這些被民間稱為“金融自由化”的措施改變了1997年以來國家定下的“分業經營”的金融政策基調，在最後一塊讓曆任國家上司都猶疑是否放開的金融領域啟動了改革。在金融機構方面國家退出的更多，并且逐漸放開了外資持股的限制，能夠在中國國内社會上融資的金融中介機構數量更多、背景更加複雜，甚至有建議向國外金融機構開放中國的居民儲蓄。
社會投資方面，在政府監管放松和金融機構投機性的驅使下，金融産品的增長非常迅速，各類金融衍生品更是得到蓬勃發展，成為金融投資追逐的熱點。這些變化終于使日益膨脹的中國金融體系不必再“被迫”向實體經濟投資，隻是依靠買賣自己的金融産品就可以完成商業閉環。于是，金融體系開始俘獲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社會資金還是政府投資都越來越難以進入實體經濟。
今天，中國重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重振工業，而重振工業需要保證資金能夠流入工業。但是，國家對金融中介機構的控制和金融産品的衍生監管已經放松到可以讨論誰在掌握調配社會财富權力的程度，而受控于國家政策的工業投資管道也已經逐漸消失。
這裡需要指出，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運作邏輯之間是有沖突的。金融資本永遠要賺快錢、賺大錢并具有高流動性，而工業資本的增值則需要長期累積性的改進和研發，而且一旦以固定資本的形式投入就基本上變成“沉沒”資本。是以，一旦金融徹底自由化，經濟運作就會朝着不利于工業發展的方向演變。
很容易了解，為什麼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與制造業的衰落其實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為什麼具有一百多年曆史的波音飛機公司也會在最近幾年出現産品品質問題。
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員會的成立。如果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那就需要國家在金融體系和工業體系之上進行協調。守住金融風險的底線不僅在于被動的防禦(加強監管)，更意味着國家需要主動出擊，一是國家堅持主導調配社會财富和信用的權力，二是國家有意識和能力抵消金融資本市場的投機性，保證生産體系能夠獲得足夠的投資。
在現實世界中，上文所指的“國家”是分層的，包括中央、部門和地方。在金融體系和工業體系之間的“頂端”協調，政府部門是無法做到的，因為金融支援實體經濟是一個跨部門、跨領域的任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黨中央居于國家的最高政治決策層，于是産生了黨管金融的必要性。
路風教授認為，黨管金融仍需打破“二分法“思維，守住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基本原則
“黨管金融”的最大障礙還是“二分法”思維。如果繼續沿襲這個思維，那麼占中國實體經濟80%以上的工業領域就被排除在投資對象之外。如果排斥掉大部分投資對象，那麼管住金融體系又有何用?
事實上，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原則比金融體系自身強不強更重要。是以，中央提出推動裝置更新的政策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僅在于擴大需求，而更為關鍵的是在借鑒過去技改投資體制的基礎上，重新恢複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的銀行貸款和專項債，建立起向工業體系和實體經濟提供産業投資的管道。
一旦破除“二分法”，投資的對象就應該包括所有的工業企業，不分所有制，沒有行業限制;隻要産品有市場需求、可以提高生産率、可以降低污染和能耗等，就符合貸款條件;同時要強調自主創新，優先支援補上“短闆”、突破核心技術、提升産業鍊的項目。
總之，實施“基礎廣泛”的産業更新就可以打開投資需求的大門，而抓住創新和技術進步機會的工業體系将産生更大的經濟盈餘，推動經濟的發展。創造這種循環應該是新型舉國體制在金融問題上最大的任務。
科技體制問題：“成果轉化”難在科技體制與工業發展割裂
科技體制也同樣存在一個“脫節”的問題。舉個例子。當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使中國遭到被“卡脖子”的威脅時，現行“科技體制”流行起一個主張，即解決“卡脖子”問題要靠加強基礎研究。但是，這個主張不符合解決問題的邏輯順序。
在問題的起點上，中國所有被“卡脖子”的地方都展現為可用的産品，如晶片、軟體、裝置等等;那麼，解決問題的終點一定是中國能夠自主供應這些産品。是以，無論基礎研究多麼重要，它都處于解決“卡脖子”問題的中間環節，都不可能繞過工業去直接解決問題。實際上，這個主張本身就說明科技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脫節”的問題。
中國的“科技體制”是在1950年代伴随着工業化和計劃體制的建立而形成的，它包括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的主管機構及其所屬的科研機構。從事後看，計劃經濟年代科技體制的最大缺陷是研發與生産的脫節，如研發機構與企業是分立的，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系是通過計劃。但無論存在什麼樣的缺點，計劃經濟年代的“科技體制”卻具有很強的任務導向特征。
例如，在科學院工作過的吳明瑜有一個總的評價：“當時科學院主要的力量跟軍工緊密集合……其實中國科學院從來沒有把理論研究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文革’之前，有幾次那麼強調搞基礎研究的時候，也沒有把它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是把軍工放在前面嘛。”【33】
1956-1967年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張勁夫回憶說，“參加‘兩彈一星’研制任務的科學研究人員占全院科研人員的2/3。”【34】如果連中國科學院都具有如此明顯的任務導向型特征，那麼工業部門的科研院所就更是如此。
從總體上說，雖然那時的科研任務完全由行政部門以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形式下達，但任務導向卻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計劃體制的缺陷。不過，在後來對計劃體制的否定中，任務導向型科研的積極作用既沒有被從理論上識别和概括出來，也沒有得到承認，而是被一并抛棄。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曾經大幅度削減國防經費并大量取消國防科研項目，同時中國工業走上主要依靠引進來實作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些變化使那些曾經主導了中國科技發展的國家任務迅速消失，而任務的消失則使科研受到忽視。這種情況引起科學界的憂慮和呼籲。
1986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89位院士的建議下，國務院正式準許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1986年3月，四位著名科學家的建議得到鄧小平的重視和同意，促成中國政府推出了“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簡稱“863”計劃)。
“863”計劃對中國的“科技體制”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曆史上第一次采取了“專家決策管理制”和不再按行政系統下達經費的撥款制，在計劃的各個領域設立首席科學家職位和專家委員會;科研項目由專家評審決定，經費跟着項目走。後來這種“專家決策管理制”逐漸擴散，成為其他所有國家科技計劃的基本模式。這些改革具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對于保住科研而言)，但也留下科研系統可以轉向“自我服務”的漏洞。
“863”計劃四位倡議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在市場化改革中，絕大多數地方所屬的科研院所都實行了轉制。從1999年起，最後242家原來屬于各工業主管部門的科研機構實行轉制，或轉變為科技型企業，或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或轉為技術服務和中介機構等。至此，計劃經濟年代建立的工業科研院所基本被撤銷。
這個變化使“科技體制”的組織管理範圍大大縮減，而大學的地位則得到很大提高。不過，從21世紀初年開始，中國越來越多地出現企業内設研發機構的現象。那時，華為和中興通訊的生産人員就已經不到總員工的10%，而研發人員的比重數倍于此——這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企業形态。當汽車工業出現自主開發企業後，它們中的每一家都必須建立起數千人的研發中心，否則無以自主開發車型。這種情況逐漸成為工業的主流。
“科技體制”的基本特征也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即從“任務導向型”轉變為“成果轉化型”。
随着經濟情況越來越好，國家設立越來越多的科技計劃，包括發改委和工信部等政府部門分管的專項計劃。但是，所有這些計劃都遵循“線性模式”的假設：技術進步的過程就是從先進研究産生“成果”，然後把“成果”轉化為生産力。于是，“成果轉化”就成為中國政策語彙中的高頻率關鍵詞。為了促進“成果轉化”，國家不僅于1996年專門立法，而且采取了多種政策手段促進“轉化”，但“成果轉化難”或“創新成果的轉化應用效率低”成為一直綿延至今的現象。
“成果轉化”的邏輯其實并不成立，即使基礎研究是重要的。如果能夠有一項細緻的研究去分析國家科技計劃的項目，那麼它一定能夠證明決定這些項目能否有用的條件：
(1)如果項目是由已經具有足夠強大基礎的工業或工業研發機構來執行，那麼就可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它們也就不屬于“成果轉化”模式了。
(2)如果項目是尚無工業基礎的原理性突破，那麼就需要等待工業去解決所有為産業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但這也不是“成果轉化”模式，因為工業此時不是被動接受者，而是使這些研究能夠有用所不可或缺的創造者。
(3)如果國家科技計劃的項目隻是從科學家的想象或認知開始，但工業既沒有基礎也沒有介入的意願，那麼這些項目就會成為無用的，而這樣的項目恰恰是遵循了最純粹的“成果轉化”邏輯。
事實上，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的突破主要是中國工業崛起的結果，而不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結果。從早期突破的電信程控交換機到後來的智能手機、半導體顯示器、網際網路應用技術、消費級無人機、光伏、锂電池，和能夠大規模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等等都與國家科技計劃無關，亦即與“成果轉化”無關。
今天，中國在內建電路上的頑強成長也是由工業所驅動，沒有“成果轉化”什麼事。基礎研究當然對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貢獻，但其最大也是最無可替代的作用，是為工業培養了受過科學訓練的大學畢業生。是以，理工科高等教育是重要的，為了解技術的科學原理并發現新原理的基礎研究是重要的，但聲稱單方面加強基礎研究就能夠解決“卡脖子”問題顯然是有誤導性的。
到中國遇到“卡脖子”問題時，“科技體制”已經變成一種自我服務式的科研模式：
(1)跟随國外的研究議程選題，然後申報國家資助的項目，并由同樣是跟随國外研究議程的專家評審項目申請。
(2)隻要拿到錢，就總能做出“成果”，不管是以論文、樣品還是專利的形式，因為課題形式的項目總可以通過專家評審而結題。
(3)由于這樣的“成果”很難用成敗來衡量，是以就形成了按“中間狀态”而不是按結果的評價和獎勵方式，特别典型地表現在“帽子”橫飛的現象上。例如，在國家層次上，科技人員有“院士、千人、長江、傑青、青千、青江、優青、青尖”八大“鐵帽子”，其他各類人才稱号(省市級)堪稱全世界最複雜和最豐富的。這種在中間過程就把科技人員分為三六九等的評價方式，反而證明“成果轉化難”的實質問題是，國家科技計劃在大量支援與解決實際問題無關的研究項目。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沖擊了中國社會，也沖擊了中國工業和科技界，而提出“科技自立自強”則是政治上司層對這個沖擊的回應。如果中國能夠經受住這種沖擊，就必須改變把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割裂為兩個主題的政策思維和體制，從中國發展的全局來把握科技進步的問題。
從全局看，完成有關發展的重大任務是高于任何局部議程的，而完成這些任務的途徑要靠工業和基礎研究的緊密結合。是以，在科技方面實施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也同樣是在完成重大任務的導向下，把原來的“脫節”重新聯系起來。這大概是中央科技委員會的最大任務。
新型舉國體制的意義：将“二分法”割裂的各種“脫節”聯系起來
我們以金融和科技兩個領域的例子說明，新型舉國體制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把被部門分割造成的各種“脫節”重新聯系起來。這些“脫節”有其曆史原因，但因“二分法”思維而加劇。工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但政府一些部門卻離工業本身越來越遠，反而借壓制工業來擴張權力。
例如，對傳統工業的抛棄與金融自我服務的取向具有一緻性，解除金融對工業投資的責任更符合金融自由化的底層邏輯;“科技體制”要求把大部分資源撥給它并由專家們來決定用途，其理由是他們的高精尖研究項目決定經濟發展，雖然這些項目的議題大多是跟随美國，而且大部分不産生什麼實際效果。
局部利益當然不隻是金融和科技，如環保部門不斷要求以犧牲工業發展來提高空氣品質名額，哪怕是極端氣候造成的名額下降也要以工業減排來“對沖”，原因很可能是，這些由它自己定的名額可以為其官員赢得升遷的“政績”;而權勢更大的部門則是在限制本國工業産能的同時，力促對外資的徹底開放，雖然人們不明白，為什麼受到限制的傳統工業一旦換成外資所有就變成“先進”的、就不過剩了，等等。
部門利益是老問題，但由于行政體制變化等客觀原因，工業逐漸失去與政治上司層的直接聯系，導緻一些部門的權力擴張抑制了工業發展，但問題卻難被重視。
雖然把各種“脫節”重新聯系起來會觸及到既有的利益結構，但這也恰恰說明，新型舉國體制應當發揮的核心作用是重申經濟發展的人民性，以黨直接聯系人民和工業，而非訴諸部門體制的方式去完成重大任務——重振增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建立新型舉國體制的根本意義是以黨上司人民的方式“解除”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任何“束縛”，放眼全球、放開市場、放開增長，使整個社會發展出實作民族偉大複興之抱負的能力。
結語
從支援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立場出發，本文兜了一個大圈子，目的是講清楚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沖突。中國迫切需要實施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因為就像餘永定老師講的那樣，增長是最重要的。反對這個立場的人經常把讨論拉入在給定生産結構下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平衡的問題，拿紙上算出來的“潛在增長速度”來說事。
但是，重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完全不是在現有結構下的平衡，而是解放被“二分法”思維壓制的生産體系，進而釋放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增長動力(經濟增長就是這兩個方面通過彼此互動而共同增長)。通過擴張性宏觀政策來恢複和增加對于工業的投資，不僅可以擴大眼前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促進基礎廣泛的産業更新和持續的技術進步，使中國經濟再上台階。
是以，以偉大複興的“世界觀”打破自我設限才是推動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關鍵。
注釋：
【1】[ Simon Kuznets,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in Barry E. Supple, ed.,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Book, 1963, p. 53.]
【2】 例如，從19世紀末汽車工業誕生以來，汽車的基本産品形式迄今沒有出現過重大變化，但經曆過大規模流水線生産的應用、内燃機的持續改進和電子元器件的普遍使用，直至今天的新能源汽車發展。這些變化降低了汽車的生産成本，擴大了生産規模，把汽車從最初的貴族奢侈品變成了今天的大衆消費品。
【3】 Ralph Landau and Nathan Rosenberg, “Successfu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y,” in Nathan Rosenberg, Ralph Landau and David Mowery, eds.,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3.
【4】 官方自己也承認，“石化化工、鋼鐵、有色、建材、機械、汽車、輕工、紡織等傳統制造業增加值占全部制造業的比重近80%，是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和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礎”。見：《工業和資訊化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傳統制造業轉型更新的指導意見》工信部聯規〔2023〕258号，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3270.htm。
【5】 資料來源：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
【6】“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超13%”，《人民日報》，2023年7月6日 第1 版，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0706/c1004-40028852.html。
【7】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8】半導體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貝爾實驗室發明的，內建電路是德州儀器公司發明的;合成纖維是原來生産炸藥的杜邦公司發明的;光纖是生産玻璃的康甯公司發明的;液晶顯示器的樣機是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發明的，但産業化是日本消費電子企業所實作的。這些發明後來都發展成為獨立的工業，即當時的“戰略新興産業”，但它們都出身于傳統工業。
【9】 Constance E. Helfat and Marvin B. Lieberman, “The birth of capabilities: market ent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histo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o. 4 (2002), pp. 725-760.
【10】 【美】阿爾弗雷德·D·錢德勒、詹姆斯·W·科塔達，編：《資訊改變了美國：驅動國家轉型的力量》，萬岩、邱豔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
【11】W. Brian Arthur, “The Structure of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36 (2007), pp. 274-287.
【12】例如，光刻工藝最早來自于相機的聚焦和曝光工藝，最初的光刻鏡頭也是用相機鏡頭改裝而來。時至今日，在光刻鏡頭領域領先全球的德國蔡司、日本佳能和尼康同樣也是相機鏡頭領域的主導企業。
【13】 Cyrus C. M. Mody, “Spillovers from Oil Firms to U.S.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mudging State–Industry Distinctions and Retelling Conventional Narratives.” Enterprise & Society, vol. 24, no. 3 (2023), pp. 676–701.
【14】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2 (Nov., 1947), pp. 149-159
【15】這段曆史詳見路風：《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第三章。
【16】 Thomas Haigh, “Inv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ystems men and the computer, 1950-1968, ”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75, No. 1 (Spring, 2001), pp. 15-61
【17】Timothy F. Bresna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CT in light of ideas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 2 (2019), pp. 331–349.
【18】 Nathan Ensmenger,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s in Society,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3, no. 4 (October 2012), pp. 753-776
【19】 James Manyika and Michael Spence, “The coming AI economic revolution: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erse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23), pp. 70-86.]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439-441頁。
【21】《國務院關于化解産能嚴重過剩沖突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号，2013年10月18日，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3-10/18/content_4854.htm?ivk_sa=1023197a#。
【22】全文見：《工業和資訊化部關于印發鋼鐵工業調整更新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規〔2016〕358号，2016年10月28日，發改委網站(原文已從工信部網站删除)：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6/t20170621_1196816.html。
【23】 陳雯：“訂單飽滿被列入産能過剩行業，造船企業貸款‘無門’”，中國戰略新興産業，2023年9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MLOnKeLkFOeVC4GoKoAnsQ。
【24】《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促進煉油行業綠色創新高品質發展的指導意見》，發改能源〔2023〕1364号，2023年10月10日，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11599.htm。
【25】 “美媒報道：中國或很快超美成最大煉油國”，《參考消息網》2020年11月2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1124/2425414.shtml。
【26】 王林：“全球煉化産能将持續增長，成品油或将‘不敵’石化産品”，《中國能源報》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
【27】李晨陽：“為什麼脫鈎黃金的美元仍然是世界貨币：企業組織能力與國家結構性權力”，待發表稿，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23。
【28】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9】 引号内的話見：“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就出訪南太島國接受中央媒體采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22年6月5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206/t20220605_10698766.shtml。
【30】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22年，OECD(經合組織)國家總人口為13.8億人，而中國為14.1億人。
【31】 Muriel Dal Pont Legrand and Harald Hagemann, “Do productive recessions show the recuperative powers of Capitalism? Schumpeter’s analysis of the cleansing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17), p. 253.
【32】到2021年9月下旬，限電停産的情況已經席卷到十幾個省;到9月26日，東北三省毫無預警地對居民拉閘限電，緻使各地“限電停産”的消息迅速成為全國壓倒性的輿論話題。
【33】吳明瑜口述、楊小林通路整理：《科技政策三十年——吳明瑜口述自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第43頁。
【34】張勁夫：“請曆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人民日報》1999年5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