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顯赫的家族

宋朝城市中最尊貴、最富有、最具有權勢的家族，自然是趙家皇室。

皇室總是繁衍最快的家族，因為他們可以享受到其他任何家族不能享受的一些特權與優待。凡宗室，從五歲開始就由官府發給薪俸津貼。

據粗略統計，僅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間，趙家皇族被封為親王、郡王的龍子龍孫（包括死了被追封的），除去八位皇帝不算，總共123人。再加上獲得其他爵位和各種官職的，高坡滾雪球，一代一代滾下來，便成了一個臃腫不堪的群體。

據宋宗正寺《仙源類譜》記載，生活在北宋末年徽宗、欽宗兩朝的宗子，太祖一脈，“令”字行有564人，“子”字行1221人；太宗一脈，“士”字行1499人，“不”字行達2130人。僅此四個字行的宗子就有5414人。（《文獻通考》）加上他們的家屬，這是一支多大的隊伍！

宗子主要居住于東京與北京大名府，擁擠不堪。後來蔡京建議把他們分散到西京河南府與南京應天府及其附近各州，并在沿黃河兩岸友善的州府安置。

在處理宗室問題上，宋王朝吸取了漢晉唐代以來的教訓，不讓宗室介入政權的實質性活動。唐朝，擔任宰相的宗子達十一人。而宋王朝立下的規矩是，一般不允許宗室成員擔任親民官，更不準擔任中樞緊要官職，給予他們的隻是較為優厚的經濟利益與表示尊崇政治地位的武職虛銜。于是，他們便成了一個坐享其成的寄生群體。

北宋王朝的開國君主趙匡胤有一段特殊經曆。

公元959年，後周世宗柴榮臨死前，提拔三十三歲的趙匡胤擔任殿前都點檢（禁軍最高指揮官）。柴榮的用心十分明顯，大有托孤之意，希望這名親信不辜負他的寵信與厚托，保護他年幼的兒子繼承大統。柴榮死，七歲的柴宗訓便當了皇帝。可是不到半年，就在公元960年的正月，通過一場短平快的政變，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陳橋兵變，趙匡胤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小皇帝的皇位。

皇帝寶座實在太令人陶醉了，許多掌握了相當權力的野心家總想染指這個座位。趙匡胤之前，五十多年間就像走馬燈似的換了五個王朝十四個皇帝。皇冠竟又是如此容易掉落，也真不是滋味。于是趙匡胤與他的智囊團絞盡腦汁，要消除重演黃袍加身的各種隐患。在這一點上，趙匡胤成功了。但是，他的皇位終于還是落到最親近的兄弟手裡，而且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趙匡胤有四個兒子，長子德秀與三子德林都已夭折，剩下了老二德昭與幼子德芳。按一般慣例，應該在這兩個兒子中選擇一個來繼承皇位，可是趙匡胤遲遲沒有冊立太子，甚至沒有給兩個兒子加封王号。

史書上說，趙匡胤的母親留下遺言，要這位開國君主把大位傳給弟弟趙光義。趙匡胤同意了，便立下“金匮之盟”。這也可能是後來取悅于趙光義的人編造的謊言。不過，趙匡胤遲遲沒有指定皇位繼承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給趙光義留下了一個機會。

開寶九年（976）冬，東京城裡發生了一場悄悄進行的權力更替。一個大雪紛飛的深夜，抱病的趙匡胤召趙光義進宮，他們在一個不允許其他人進入的大卧房裡酌酒對飲，隻見燭光搖曳，斧影晃動。

當晚，趙光義留宿禁中。快天亮時，趙光義正式宣布，哥哥已經駕崩，由他在靈前接皇帝位。

這個如此重大的事件，在北宋的實錄、國史中都沒有記載，真是不好了解。此事的記述，反而首見于文瑩和尚在熙甯年間撰寫的《續湘山野錄》。趙匡胤究竟是怎麼死的，一直是個曆史疑案。

此後，皇位一直被趙光義及其子孫所占據，直到南宋高宗趙構，終于又把皇位傳給了趙匡胤的七世孫趙伯琮。皇位的接力棒回歸到了宋太祖一脈。三百多年間，皇帝大位始終由趙匡胤兄弟的家族壟斷，盡管也有過一些令皇族心酸的痛苦經曆。

北宋有九個皇帝，南宋的皇帝也是九個。不過高宗趙構在位期間，出現過一段奪權的小插曲。

建炎三年（1129）二月，女真軍隊從河南打過淮河，長驅直入。當時駐跸在揚州的大宋皇帝趙構如驚弓之鳥，來不及跟身邊的兩位宰相汪伯彥、黃潛善打招呼，隻帶着王淵、康履等幾名親信倉皇出逃，坐小船過長江逃到鎮江，後來又馬不停蹄，經蘇州，過崇德，一直逃到杭州。

那天，汪伯彥、黃潛善正率領一些大員聽和尚說經，結束後，大家一起進餐，忽然聽到堂吏高呼：“皇帝走了！”真是晴天霹靂！這兩個患“恐金病”的草包宰相立即上馬去追趕南逃的皇帝。頓時，揚州城裡大亂。

人們呼号着、奔突着湧向城門，擠着的、踩着的，死傷不少。連皇帝使用的儀仗器物都全部被丢光。隻有太常少卿急急忙忙背了北宋九位皇帝的神主牌跑出來，一路上跌跌撞撞，竟把太祖趙匡胤的神主牌丢了，真是狼狽至極。

軍民們對這場可恥的潰逃憤恨切齒，趙構不得不罷免了這兩個窩囊宰相。

三月初五，禦營統制官苗傅與劉正彥等利用軍卒群眾的不滿情緒，猝然發動兵變，殺了剛剛任命的簽書樞密院事兼都統制王淵，又逼着趙構交出宦官康履，枭其首，并且進一步逼着趙構退位，擁立趙構三歲的兒子趙旉為皇帝，請孟太後垂簾聽政。

這是一場沒有充分準備的政變，也沒有精明的首腦人物來駕馭這場突變。更糟糕的是，在群衆抗金情緒高漲這個大背景之下，他們扳掉趙構，沒有更好地團結群衆抗金，反而極力主張與金議和。在他們看來，趙構竟是與金議和的一個障礙。這個愚蠢的主張倒幫了趙構的大忙。

盡管貪生怕死的趙構令人失望，但他畢竟是趙家皇族的嫡脈，能夠以趙家皇帝的身份作為團結大家抗金的一面旗幟。于是呂頤浩、張浚、韓世忠等抗金派人士起兵勤王，剛好一個月就收拾了這場兵變。四月初五，趙構恢複皇位。

這樣，如果把這個小皇帝算上，南宋有十個皇帝。

從宋朝皇位的傳遞可以看出，當時國家權力組織的政治體系是不大規範的，但是，從總體上看，宋朝皇位的傳遞還是比較平穩的，沒有大流血。

在理論上，皇帝是普天之下至高無上的主宰，對于所有臣民，他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不過，實際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臣民都是那麼心甘情願或誠惶誠恐地匍匐在他的腳下。前面所說的苗傅、劉正彥，因為手下有些兵卒，就敢于冒犯至尊。

對皇帝最迷信的是農民，因為他們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内，容易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然而造反最多的也是農民，當他們被壓榨，被饑寒困逼，實在走投無路時，便把心目中的皇帝偶像敲碎了。他們擁立自己的君王，著名的有四川的李順，被擁為“大蜀王”；河北的王則，被擁為“東平郡王”；兩湖的鐘相稱“楚王”；楊麼氣魄更大，号稱“大聖天王”。盡管這些農民君王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但确是對神聖的大宋皇帝的嚴厲挑戰。

對趙宋皇家威脅最大的是契丹貴族與女真貴族。特别是後者，他們終于敲碎了北宋王朝，乃至使趙佶、趙桓父子雙雙成為最卑賤的俘虜。

兩宋三百多年間，皇帝的龍庭雖然堂皇富麗，有時卻也不免令人心驚肉跳。面對裡裡外外的挑戰，封建衛道者們便想盡一切辦法來修補裝飾這個至尊的權威。在儒家經典裡，在經過重大整合的新儒家學說——“理學”的教科書中，維持以皇帝為代表的綱常，始終是第一要義。是以，美化皇帝、推崇皇帝的理論建設與宣傳一直沒有放松。

為了在廣大的群衆中更容易樹立起皇帝的偶像形象，禦用宣傳家還利用佛教、道教的影響，給某些皇帝貼上神的标簽。他們說真宗趙恒是來和天尊，仁宗趙祯是赤腳大仙，神宗趙顼是沖妙孚真人。（《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皇城之大，畢竟在方圓幾裡之間，長年窩在宮牆之内，總不免有蜷縮之感。何況，就是在皇宮之内，也并非所有去處都允許皇帝自由來去。元朝初年，一個南宋的老太監談到臨安皇宮内有個葫蘆井，井邊釘了一塊金字大牌，上寫：“皇帝過此，罰金百兩。”連葫蘆井都不準皇帝靠近，限制也實在太多。有作為的君主，或者說對皇位的久長與否憂患意識更強的君主，也許更想出去看一看臣僚的私下生活，訪一訪民間的疾苦。然而這不是随意做得到的。皇帝居于權力巅峰，按理說，他應該是一隻最自由的飛鳥，實際上，在個人行動方面，他卻是最不自由的。限制他行止的一條最大的繩索，并不是安全問題，而是權力本身。

作為帝國權力的象征與權力的總彙，他必須接受一整套維護權力的嚴密禮制的限制。一年裡，除了禮制所允許的出宮以外，隻能老老實實待在宮裡。隻有那些不大循規蹈矩的帝王，才有勇氣私自走出宮門。

皇帝私訪是不便張揚的活動，多數是為了暗中窺視某些動向，也有一些需要遮人耳目的不光彩行為。

北宋末年，徽宗趙佶色膽包天，偷偷溜出宮城，假扮成豪富商人，直入煙花柳巷，拜倒在妓女李師師的石榴裙下。這段風流韻事，自南宋一直到現在，不少文人騷客為之歌吟詠唱，編劇本，寫小說，已是盡人皆知。搞史學的，倒是不愛提它。其實，從當時整個社會風氣的寬廣背景以及從趙佶個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意趣考察，見諸野史的這樁豔事并不一定是虛構的。荒唐皇帝在荒唐的風氣中幹些荒唐事，合乎邏輯。

這是一種特殊旨趣的私訪，至少它表明宋朝城鎮的市井生活富有魅力，充滿誘惑。

喜歡出宮的，還是要數趙匡胤。“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續資治通鑒長編》）他本來就是個走南闖北的好漢，黃袍加身以後，不樂意這一道宮牆把自己與社會隔斷。他倒不是眷戀市井的繁華，而是一些曆史的陰影使他難以在深宮裡酣睡。剛剛過去的五十多年裡，在令人眩暈的軍事遊戲中頻繁更換着皇位的主人，這是他最要記住的曆史一課。他自己沒費多大氣力得來的黃袍，是不是也可能同樣輕易失去？這種深深的擔憂使他常常在宮中坐不住。

有一天，趙普剛剛收到兩浙王錢俶送來的十瓶海物，放在廊庑間，還沒有來得及收拾，趙匡胤來了，趙普隻得如實禀告。皇帝說：“這一定是上等海物，何不打開看看？”把瓶子打開，全是金燦燦的黃金，趙普十分惶恐地告罪：“臣如果知道是黃金，一定會上告官家，拒絕接受的。”趙匡胤哈哈大笑說：“你隻管收下，人們都說國家的事盡由你這位書生出點子呢！”（《涑水記聞》）

趙普時刻擔心皇帝的突然駕臨，每次退朝回家，總不敢脫卸衣冠。有一天，紛紛揚揚的大雪飄到深夜。他心想：皇帝該不會再出宮來了吧？正要卸裝歇息，忽然又聽到叫門，急忙跑去打開大門，隻見趙匡胤果然立在風雪之中。

不一會兒，晉王趙光義也來了。他們圍坐在大堂中，把皇帝、王公的架子丢在一邊，堆起木炭烤肉。趙普的妻子忙着行酒，趙匡胤稱呼她為大嫂，君臣三人活像一家兄弟。

趙普問：“夜深寒甚，陛下為什麼出來？”

趙匡胤說：“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别人家的地盤。”

就在這天夜裡，他們君臣三人商定了剪除割據勢力的“先南後北”方針。（《邵氏聞見錄》）

趙匡胤的出宮微行，使他了解了大臣的動靜，尋找到了決策的智慧。

關于他弟弟趙光義在位時的微服出訪，則另有一個生動的故事。

東京城裡發生了一樁血案。一個乞丐在某家鋪戶乞讨，沒有得到滿足，便倚門大罵。鋪戶主人出來賠禮，仍然久久不能平息。上百個圍觀者都對這個乞丐的無理取鬧憤憤不平。突然，有人從人群中跳出來，用刀将鬧事的乞丐刺死，把刀丢下走了。

天色漸暗，緝捕們一直沒有抓到那個殺死乞丐的兇手，不得不将這件轟動市井的血案報告皇帝。

趙光義聽說有人竟敢在京都大街上白天殺人，十分震怒，嚴令搜捕，期在必得。開封府誠惶誠恐，隻得下死力追查。

過了些日子，開封府尹報告說，原來是鋪戶主人不堪乞丐辱罵而殺了乞丐，可以結案了。

趙光義非常高興，對府尹說：“你能如此努力，很好！但是請為朕再複查一遍，以免冤枉了百姓。下次把殺人的刀子帶來。”

沒過幾天，府尹再來向皇帝彙報案情，并且把殺人的兇器帶來了。

趙光義說：“徹底弄清楚了嗎？”

府尹答道：“完全弄清楚了！”

趙光義便叫身邊的小内侍把自己的刀鞘取來，而後把刀套入鞘内，正好吻合。這時，皇帝拉長了臉，拂袖而起，說：“你們這樣辦事，怎麼會不妄殺老百姓？”（《鐵圍山叢談》）

微服私訪能了解的情況雖然十分有限，但是親自調查研究，畢竟可以從這些視窗看到許多事物的本來面目，可以剝落一些臣下彙報的粉飾僞裝。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皇帝本人開闊眼界，減少困居一隅的盲目性，這是北宋初期皇帝表現得生龍活虎的一個重要因素。

遺憾的是，趙光義在位後期就不再堅持這種好的作風了。後來的皇帝，則更次之。

皇帝私訪對多數臣民的生活并不會造成直接影響，可是當他公開地、堂而皇之地走出皇宮，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當時，皇帝出宮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是禦駕親征，太祖、太宗和真宗都有過這種經曆；第二是臨幸貴族大臣私第，多半是慰問性、安撫性的行動，以示優寵；第三是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活動，例如到相國寺、玉清昭應宮等廟宇燒香，或者參加一些例行的祭祀活動。

最為壯觀的皇帝出行，要數祭天的南郊大禮。根據禮制規定，每年冬至，在首都南郊的圜丘祭祀昊天上帝。這是當時最受重視的大典之一。每隔三年，皇帝要親自參加祭典，稱為“親祀”。這種大型的祭祀活動便成了當年城市生活的重大事件。

冬至前三天，皇帝先去太廟行禮。當天夜裡，他就住在大慶殿。顧名思義，這是大慶大典使用的宮殿。在北宋皇城的宮殿中，它規模最大，裡裡外外可容下幾萬人。這一天夜裡，殿庭中已經按出行隊列秩序擺好了各種儀仗、器物、車輛，一直排列到宣和門外。同時自宰相以下，參加祭典的百官也穿好了祭服，在宮内等候，更有幾萬名皇家禁衛軍全副武裝環護着皇宮。

翌日清晨，各處的職事人員分頭驅趕閑雜人衆。不過，禦街兩側還是有不少群衆在等待觀看這場莊嚴肅穆的高規格的大出行。仁宗以後，皇帝出行的儀仗隊伍達20061人。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多達21575人。（《宋史》）規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樣，确實令人瞠目。

皇帝大出行，實際上是一次觀賞性很強的大遊行，成了城市居民的一種特殊娛樂。

走在儀仗隊伍最前面的是六頭大象，左右各三。它們腦門上挂着紫羅繡襜當胸，腚後的彩索上挂着銅鈴、杏葉與紅犀牛尾拂，背上設定木質蓮花座、金蕉盤。每頭大象背上騎一名軍卒，并由四名軍卒牽引。它們悠悠晃晃，慢慢踏來，叮咚的銅鈴聲，把長達十裡的宏大隊伍源源不斷地引入禦街。

跟随在大象之後的是六名進階官員，稱為“六引”。走在前面的是開封府令，走在第二的是開封府牧。這兩個官位實際上常常空缺着，代之以官品較低的開封府尹（從三品）或權知開封府，他們代表東京市政府。走在第三的是大司樂（正四品，崇甯年間新置的官位），代表禮儀祭祀中心太常寺。走在第四的是少長傅（正二品），代表高層元老。走在第五的是禦史大夫（從二品），代表中央司法系統。六位大官裡走在最後的是兵部尚書（從二品），代表中央的行政系統。他們都在各自儀仗隊的簇擁下昂首而過。

随後，迎着凜冽寒風而來的是十二面黑色大旗。每面一人把持，一人托起，四人相護。而後是四騎押牙，八名手持丈八犦槊的金吾騎士。随之而來的是四名左右金吾上将軍（從三品）、四名将軍（從四品）、兩名左右大将軍（正四品），他們都由手持長矛的侍衛護持，一個個高頭大馬，戎裝新燦，顯得剛武威嚴。

到此為止，還隻不過是大隊伍引路的前導。可以想象整個大出行的氣派。

旗幟總是令人敬仰的。它是一種号令，一種威嚴，一種靈魂。在這次大遊行中，前前後後就有不少令人亢奮的、出奇的彩幟。

在朱雀旗隊、龍旗隊中有朱雀、青龍、風伯、雨師、雷公、電母、五星、北鬥、攝提等諸色牙旗。

在引駕旗隊中，有天王旗兩面，十二星辰旗十二面，天下太平旗一面，五方龍旗五面，金鸾、金鳳旗各一面，君王萬歲旗一面，日、月旗各一面，日月合璧旗一面，苣文旗兩面，五星連珠旗一面，祥雲旗兩面，長壽幢兩幅。

在金吾細杖旗隊中，有青龍白虎旗各一面，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面。

當時的旗幟大都是鑲牙邊的三角旗。顔色有紅、黃、藍、白、青、黑，旗上分别繡着不同圖飾。它們分别由許多将士簇擁，迎風招展，蔚為壯觀。

車隊素來是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它們不僅顯示乘車人的地位與富有，而且往往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科學技術水準。宋朝皇帝大出行中有一支特殊的車隊。其中，就有指南車一輛。這是一輛紅色大車，由四匹大馬并駕，駕士三十人，車廂畫有青龍白虎，上面立着一個木頭做的仙人，不管車子怎麼轉運，木人的手永遠指向南方。這是當時一個十分了不起的科技成果。此外，還有一輛記裡鼓車，也是紅色大車，四馬并駕，車廂壁上繪有花鳥，車廂上層也立着一個木人。車每行一裡，木人擊鼓；每走十裡，第二層有個木人擊镯。這種記裡鼓車，齒輪相套，計算準确，工藝水準很高，實際上就是後來機械鐘表的原型。

車隊中還有白鹭車、鸾旗車、崇德車、虎皮軒車等，各有駕士十八名。還有耕根車、進賢車、明遠車、黃钺車、豹尾車等，也有用三頭牛駕導的次屬車輛，真是目不暇接。

最堂皇的是金、象牙、革、木四辂，以及四輛副辂。這些都是圓穹頂、四壁相遮的皇家專用豪華車輿。每輛由兩匹馬踏路，四匹馬駕車。宣和年間（1119—1125），各辂配置駕士150人，副辂100人。

皇帝乘坐的玉辂是整個隊伍的中心，它由六匹青色大馬牽引。宣和年間簇擁在玉辂周圍的扶駕8人，駕士234人，骨朵直衛士134人，行門35人，陪乘将軍2人，後面還跟着一輛副玉辂及一輛大辇。在一千多年前，再也找不出比這更氣派的了。

為了壯其聲勢，儀仗隊伍中還配備了一支龐大的樂隊。它分為前後兩部。前部共有棢鼓、節鼓、大鼓、小鼓、羽葆鼓、铙鼓290面，金钲24件，長鳴、中鳴、橫吹、拱辰管共600件，箫、笳、篥等樂器共890件，歌詠隊48人。後部有鼓吹歌唱總共438人。這前後兩支樂隊吹打起來，把整個東京城都震動了。

浩浩蕩蕩的皇帝出行大隊穿越禦街，出南薰門到青城齋宮，住一宿。第二天正是冬至，夜半三更起駕，到圜丘祭壇行禮。折騰一天，又回到青城。

第四天，對昊天上帝表示了敬意的人世間的上帝便帶着兩萬人馬，循原路漫遊回宮。既是複歸，似乎沒有初出那樣肅穆，于是禦街兩旁的看客就比較松弛。高貴人家搭上華麗的看棚，鱗次栉比。中下人戶隻得擠在那些縫隙裡，擠在人堆裡，賞一賞這三年一遇的盛況。

坐在玉辂裡的皇帝，既是被萬民瞻仰的對象，又是觀賞萬民的看客。他有多少機會能夠如此盡情地欣賞這些虔誠的庶衆子民呢？

大規模的皇帝出行既是禮制上的需要，同時也給一些官僚帶來好處。

（摘自《大宋夢華：宋朝人的城市生活》 李春棠/著 嶽麓書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