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已深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但傳統守舊的保守勢力仍然堅挺，而作為保守天主教壁壘之一的哈布斯堡王朝尤為如此。前幾期咱們講了18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發展脈絡和波西米亞曆史，而本期咱們将聚焦不被重視的，看一看18世紀的斯洛伐克。
匈牙利與斯洛伐克
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實行開明專制的時代，斯洛伐克的國土上養了大約200萬人口，其中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斯洛伐克商人。而斯洛伐克的城鎮和城市則保持着較小規模，其中最大的城市地區普雷斯堡(即布拉迪斯拉發)也隻有1萬人口。
開明專制
當時的斯洛伐克作為匈牙利的一部分，雖然仍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之下，但斯洛伐克相對保持着“獨立”，并未受瑪麗娅·特蕾莎女王的稅收改革以及哈布斯堡國土上軍事行動的影響。
瑪麗娅·特蕾莎女王
而且斯洛伐克也不是1775年奧地利和波西米亞之間建立的關稅聯盟的一方，這就意味着斯洛伐克人相對波西米亞（即捷克）人來說，有着更大的可操作性空間。不過斯洛伐克依舊是對匈牙利經濟至關重要的一個地區。
而在開明專制之後，哈布斯堡家族集權化的政策和國家的重組，在匈牙利被證明是難以實施的，因為匈牙利貴族階層的強烈反對和哈布斯堡統治者對于匈牙利貴族的妥協（即奧地利王位戰争中瑪麗娅·特蕾莎女王以王朝利益換取匈牙利人出兵支援）。
等到約瑟夫二世繼位後，他開始對匈牙利人抵抗的進行回擊，具體表現就是拒絕接受聖斯蒂芬王冠并且在1789年之後的十年中未再召集地方議會開會。約瑟夫對匈牙利各縣的持續反對和主管貴族對他政策無效率的執行作出了反應。
公元1785年約瑟夫二世廢除了在匈牙利長期存在的行政體系，用國家任命的公務員替換了傳統上管理這些縣裡的貴族。匈牙利此時由十個地區組成，每個地區有四或五個縣，而其中有三個便位于斯洛伐克境内（即科希策、班斯卡—比斯特裡察和尼特拉）。
約瑟夫二世
而與波西米亞和其他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地區一樣，德語早已在一年前就成為匈牙利行政機構的官方語言，雖然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民間，當地本族人的本土語言仍然被廣泛使用着。
當然瑪麗娅·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的其他改革也深刻影響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比如教育改革：它是通過延伸識字能力和學校教育到每個不分背景的人，以此來塑造更優等的公民，适應新時代的發展。
而這當中，維也納大學為特爾納瓦大學（斯洛伐克的一所公立高校）的高等教育改革起了模範作用，該教育機構于1777年搬遷至布達，由此使斯洛伐克損失了一個重要的和有影響力的知識和文化中心。
特爾納瓦大學
1777年，瑪麗娅·特蕾莎教育體系(Ratio Educationis)從國小到大學重新組織了天主教教育體系，使得非天主教徒有權進入所有等級的學校接受教育。1786年，德語成為匈牙利國小等級以上的教學語言。
與其他地方一樣，約瑟夫二世最激進的改革也處理了匈牙利的社會和宗教問題：1781年的《寬容法令》給予非天主教徒公平，并且允許新教徒和猶太人在應用于奧地利和波西米亞的有關公衆信教的相同限制條件内進行禮拜。
約瑟夫二世
1785年，農奴特許證廢除了農奴制并且重新定義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系。到1789年，匈牙利的大部分縣都在表達對義務提供士兵和補給給正在與奧斯曼土耳其人交戰的約瑟夫軍隊的抱怨。
縣議會的拒絕合作甚至已經到了要武裝起義的地步，這在匈牙利官方看來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是以約瑟夫的顧問建議将特許權作為對日益增長抵抗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恰好這一年（即1789年7月14日）法國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獄，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開始了......
法國大革命
有鑒于法國大革命的前車之鑒，約瑟夫二世最終宣布他将撤回他的所有改革，除了《寬容法令》和廢除農奴制之外，他還将匈牙利所有的行政和司法機構恢複到他統治開始時的狀态，并且承諾于1791年召開匈牙利地方議會。
然而随着他在匈牙利政策的破産，約瑟夫二世也在不久後去世。憑借約瑟夫在1790年的行動，匈牙利重新赢得它作為一個王國的獨立性，具有獨特的民族權利，服從于匈牙利法律并且由合法占有聖斯蒂芬王冠的君主統治。
約瑟夫二世
受到這種民族權利被承認的激勵，匈牙利的精英分子信奉一種新馬紮爾民族主義，這是在一個真正馬紮爾國家的概念上建立起來的，在那裡，非馬紮爾多數民族的人口将通過“馬紮爾化”的過程被同化。
舊匈牙利及其多文化概念的愛國主義走向終點，匈牙利現在面臨着兩條可能的發展途徑：作為一個統一的馬紮爾文化占有支配地位的國家，或者作為一個包含多民族——馬紮爾、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魯塞尼亞和斯洛伐克——的國家！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出現
自打大摩拉維亞帝國消亡後，斯洛伐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都從未發展過自己的獨立曆史，因為它長期被匈牙利王國所統治。而斯洛伐克人也知道，他們的語言、種族特點是可以将他們與馬紮爾人、日耳曼人，甚至他們的斯拉夫兄弟：捷克人、波蘭人和魯塞尼亞人區分開來的。
但斯洛伐克人卻缺乏神話起源，比如捷克人就有切赫、莉布舍和其他傳奇人物的故事作為自己民族的起源，其民族特性趨向于跟語言和文學聯系在一起，但斯洛伐克人則不然，是以他們的民族性一直受到争論。
而在宗教改革期間，《克拉利采聖經》（Biblia Kralická）的普及使得聖經捷克語(比布利奇蒂納，biblictina)在斯洛伐克獲得了語言立足點，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可以被“斯洛伐克化”或者說可以被改編為口頭斯洛伐克語的書面語言。
《克拉利采聖經》
在斯洛伐克的新教徒用“比布利奇蒂納”寫作，并且在他們的禮拜儀式中使用，轉而在1620年的白山之戰挫敗後幫助儲存了捷克新教徒的作品。而當反宗教改革開始重新天主教化斯洛伐克的過程時，在特爾納瓦的耶稣會教士則利用他們的印刷機來傳播用被稱為“耶稣會斯洛伐克語”的語言所寫的作品。
這是新教徒的“比布利奇蒂納”的一個替代品，是通過基于受過教育的斯洛伐克西部居民口音的書面語言傳遞給斯洛伐克人民的一種方式。新教知識分子（大部分是路德教派）偏向于用“比布利奇蒂納”寫作，而斯洛伐克高等貴族階層适應于與他們同等的馬紮爾人的語言和文化，低等貴族階層和農民則用斯洛伐克語的地區性方言交流：
安通·貝爾諾拉克
公元1787年，天主教牧師安通·貝爾諾拉克（Anton Bernolak）出版了一部有關哲學的作品，在書中他試圖為一種斯洛伐克書面語言建立基礎。而在布拉迪斯拉發上神學院的時候，貝爾諾拉克曾與神學院的其他學生一同工作，創作斯洛伐克語譯本的聖經。
1790年，貝爾諾拉克開始他斯洛伐克書面語言的編纂，他出版了《斯拉夫語文法》(Grammatica slavica)一書，此書雖然借鑒了此前更早一本有關捷克語文法的書，但對斯洛伐克書面語言發展影響很大。
1792年，在特爾納瓦組織了斯洛伐克語學社，推廣他的書面語言——貝爾諾拉奇納(bernolacina)，或者說貝爾諾拉克斯洛伐克語。這種新的書面語言将中部和西部方言的元素與耶稣會斯洛伐克語和方言的特征結合在一起。
貝爾諾拉克
“貝爾諾拉奇納”在形式和結構(詞法)上非常接近捷克書面語言，不過發音的模式(音韻)明顯不同。第一部用“貝爾諾拉奇納”寫的作品出現在1789年。貝爾諾拉克在18世紀80年代晚期開始着手一本斯洛伐克語的捷克語一拉丁語一德語一匈牙利語詞典的工作，他卻在這六卷本在1825—1827年出版之前于1813年去世了。
從批判性的角度來看，貝爾諾拉克的工作和相關的天主教知識分子的貢獻将斯洛伐克語言與捷克語分離，不過貝爾諾拉奇納從未獲得斯洛伐克新教徒的支援，他們繼續用書面捷克語寫作，或者使用更偏向于他們本地口音的斯洛伐克語。
貝爾諾拉克
到19世紀30年代，兩位路德教牧師之子——揚·科拉爾（Jan Kollár）和帕維爾·約瑟夫·沙法裡克（Pavol Jozef Šafárik），開始推廣一種通用的“捷克一斯洛伐克”書面語言，以此作為通過一種共同的文化團結相鄰的斯拉夫人民的手段。
在德國求學時，科拉爾接受了由約翰·戈特弗裡德·赫爾德和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等浪漫主義時期哲學家和作家所定義的“民族”概念。赫爾德、費希特和浪漫民族主義的宣揚者将一個民族看做是本質上有組織的，是由語言、傳統、地理和血統定義的。
揚·科拉爾
在科拉爾的泛斯拉夫版本中，存在一個由四種語言代表的寬泛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一斯洛伐克、俄羅斯、波蘭和南斯拉夫。鑒于貝爾諾拉克曾把斯洛伐克人看做是在匈牙利人和馬紮爾人統治範疇之内的，科拉爾及其同伴沙法裡克根據後者在他對斯拉夫古代史、語言和文學的研究中發現的證據，将斯洛伐克人定義為更寬泛的古代斯拉夫文化和傳統架構内的一個民族。
科拉爾
其結果就是：對于斯洛伐克人來說，勢在必行的是抵制馬紮爾化的民族同化主義政策，并且轉向捷克人和一個斯拉夫文化統一體，這個統一體不是建立在舊的聖經捷克語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一種新的捷克一斯洛伐克語言的基礎上。
盡管科拉爾和沙法裡克的泛斯拉夫理論得到了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知識分子的共鳴，但其他人卻拒絕将斯洛伐克人與捷克人聯系在一起的民族覺醒的概念，他們認為自己與捷克人沒有多少共同的曆史。
帕維爾·約瑟夫·沙法裡克
由于沙法裡克用捷克語寫作并于1833年移居布拉格，他與科拉爾成為捷克民族覺醒的關鍵人物。赫爾德曾警告馬紮爾語言和文化将很快被斯拉夫人民壓倒，這似乎在為馬紮爾化的文化同化政策辯解，該政策在匈牙利國土上将斯洛伐克文化和語言歸入主導的馬紮爾文化之下。
馬紮爾化對斯洛伐克文化和語言的直接威脅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團結一緻，他們相信一種共同的斯洛伐克書面語言的建立對于斯洛伐克身份的保留極為重要。而一名路德教學者盧多元特·什圖爾（Ľudovít Štúr）對泛斯拉夫主義持反對意見，他認為盡管日耳曼人表現為以他們共同語言為基礎的一個獨特的民族，但斯拉夫人民和他們語言的多樣性阻止他們形成一個統一的斯拉夫民族。
盧多元特·什圖爾
相反的，斯洛伐克人表現為斯拉夫民族之内的一個獨特的民族共同體，對他們自己的語言和對他們自己的政治事務的一些控制方式都具有天賦權利。1846年，什圖爾出版了一部作品，抵制科拉爾和沙法裡克對捷克一斯洛伐克語言的召喚，轉而提議就斯洛伐克書面語言達成一項協定。
什圖爾早已在數年前完成他自己新教式的斯洛伐克語言的整理，由此他的“什圖羅夫奇納”(stúrovòina，即什圖爾斯洛伐克語)成為語言研審的焦點。“什圖羅夫奇納”借鑒了貝爾諾拉克斯洛伐克語的元素，但是使用了斯洛伐克中部的塔特林方言，原因是其對那些生活在斯洛伐克國土東部和西部的人來說都淺顯易懂。
什圖爾
天主教徒則普遍拒絕使用“什圖羅夫奇納”,直到1851年的一次妥協導緻天主教徒對“貝爾諾拉奇納”和新教徒對“比布利蒂奇納”逐漸疏遠......
民族複興
十八世紀末葉，哈布斯堡王朝成為了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堅定分子，其統治者開啟了嚴酷的反動時期，執行了堅決的德意志化政策。但在無數愛國者的努力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語言文化并未被消滅，反而在民間如星火燎原。
而這種文化上的持續發展，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複興奠定了重要基礎，就跟上文中斯洛伐克文化發展和民族主義出現的過程一樣，同時期的捷克人也曆經了類似的過程，隻不過捷克文化的成就要更為顯眼一些罷了。
讓我們再回到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運動創造了它自己的書面語言，安托甯·伯諾拉克于1790年根據西斯洛伐克的方言寫成了他的文法書。在這個時期寫成了最早的斯洛伐克散文作品。
揚·霍利(jan Holly，卒于1849年)則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出版了他的歌頌古代斯拉夫人的詩集。詩人揚·柯拉爾則用捷克文寫了一些作品，他所搜集的一些民間詩歌，對于斯洛伐克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揚·霍利
揚·查盧普卡(卒于1871年)的著作中則出現了斯洛伐克戲劇。在布拉迪斯拉發以路多元特·司徒爾(1815—1856年)為首的新教徒進階中學的周圍聚集了年輕的斯洛伐克知識分子。
其中路多元特·司徒爾是斯洛伐克民族運動的組織者，這些知識分子舍棄了原有的斯洛伐克書面語言，在1843年制定了一種新的标準文字，這是以中部斯洛伐克方言為基礎的，這種文字在今天仍舊繼續使用。
安德烈·斯拉德科維奇
這種改革的成效由于司徒爾的這一輩人的優秀詩歌創作而鞏固起來，這方面最優秀的代表作包括在安德烈·斯拉德科維奇(Andrej Sladkovic，1820—1872年)和揚科·克臘耳(1822--1876年)的著作中。科學研究工作則主要集中在特爾拉伐大學和布拉迪斯拉發的進階中學裡。
經過上述的發展、鋪墊，終于斯洛伐克人也能像他們的兄弟民族——捷克人一樣，為自己的民族獨立進行奮勇鬥争！就這樣，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數個世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開啟了争取民族獨立的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