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已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传统守旧的保守势力仍然坚挺，而作为保守天主教壁垒之一的哈布斯堡王朝尤为如此。前几期咱们讲了18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发展脉络和波西米亚历史，而本期咱们将聚焦不被重视的，看一看18世纪的斯洛伐克。
匈牙利与斯洛伐克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实行开明专制的时代，斯洛伐克的国土上养了大约2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斯洛伐克商人。而斯洛伐克的城镇和城市则保持着较小规模，其中最大的城市地区普雷斯堡(即布拉迪斯拉发)也只有1万人口。
开明专制
当时的斯洛伐克作为匈牙利的一部分，虽然仍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但斯洛伐克相对保持着“独立”，并未受玛丽娅·特蕾莎女王的税收改革以及哈布斯堡国土上军事行动的影响。
玛丽娅·特蕾莎女王
而且斯洛伐克也不是1775年奥地利和波西米亚之间建立的关税联盟的一方，这就意味着斯洛伐克人相对波西米亚（即捷克）人来说，有着更大的可操作性空间。不过斯洛伐克依旧是对匈牙利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个地区。
而在开明专制之后，哈布斯堡家族集权化的政策和国家的重组，在匈牙利被证明是难以实施的，因为匈牙利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和哈布斯堡统治者对于匈牙利贵族的妥协（即奥地利王位战争中玛丽娅·特蕾莎女王以王朝利益换取匈牙利人出兵支援）。
等到约瑟夫二世继位后，他开始对匈牙利人抵抗的进行回击，具体表现就是拒绝接受圣斯蒂芬王冠并且在1789年之后的十年中未再召集地方议会开会。约瑟夫对匈牙利各县的持续反对和主管贵族对他政策无效率的执行作出了反应。
公元1785年约瑟夫二世废除了在匈牙利长期存在的行政体系，用国家任命的公务员替换了传统上管理这些县里的贵族。匈牙利此时由十个地区组成，每个地区有四或五个县，而其中有三个便位于斯洛伐克境内（即科希策、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尼特拉）。
约瑟夫二世
而与波西米亚和其他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地区一样，德语早已在一年前就成为匈牙利行政机构的官方语言，虽然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民间，当地本族人的本土语言仍然被广泛使用着。
当然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其他改革也深刻影响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比如教育改革：它是通过延伸识字能力和学校教育到每个不分背景的人，以此来塑造更优等的公民，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而这当中，维也纳大学为特尔纳瓦大学（斯洛伐克的一所公立高校）的高等教育改革起了模范作用，该教育机构于1777年搬迁至布达，由此使斯洛伐克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知识和文化中心。
特尔纳瓦大学
1777年，玛丽娅·特蕾莎教育体系(Ratio Educationis)从小学到大学重新组织了天主教教育体系，使得非天主教徒有权进入所有等级的学校接受教育。1786年，德语成为匈牙利小学等级以上的教学语言。
与其他地方一样，约瑟夫二世最激进的改革也处理了匈牙利的社会和宗教问题：1781年的《宽容法令》给予非天主教徒公平，并且允许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应用于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有关公众信教的相同限制条件内进行礼拜。
约瑟夫二世
1785年，农奴特许证废除了农奴制并且重新定义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到1789年，匈牙利的大部分县都在表达对义务提供士兵和补给给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交战的约瑟夫军队的抱怨。
县议会的拒绝合作甚至已经到了要武装起义的地步，这在匈牙利官方看来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所以约瑟夫的顾问建议将特许权作为对日益增长抵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恰好这一年（即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法国大革命
有鉴于法国大革命的前车之鉴，约瑟夫二世最终宣布他将撤回他的所有改革，除了《宽容法令》和废除农奴制之外，他还将匈牙利所有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恢复到他统治开始时的状态，并且承诺于1791年召开匈牙利地方议会。
然而随着他在匈牙利政策的破产，约瑟夫二世也在不久后去世。凭借约瑟夫在1790年的行动，匈牙利重新赢得它作为一个王国的独立性，具有独特的民族权利，服从于匈牙利法律并且由合法占有圣斯蒂芬王冠的君主统治。
约瑟夫二世
受到这种民族权利被承认的激励，匈牙利的精英分子信奉一种新马扎尔民族主义，这是在一个真正马扎尔国家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在那里，非马扎尔多数民族的人口将通过“马扎尔化”的过程被同化。
旧匈牙利及其多文化概念的爱国主义走向终点，匈牙利现在面临着两条可能的发展途径：作为一个统一的马扎尔文化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或者作为一个包含多民族——马扎尔、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鲁塞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国家！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出现
自打大摩拉维亚帝国消亡后，斯洛伐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都从未发展过自己的独立历史，因为它长期被匈牙利王国所统治。而斯洛伐克人也知道，他们的语言、种族特点是可以将他们与马扎尔人、日耳曼人，甚至他们的斯拉夫兄弟：捷克人、波兰人和鲁塞尼亚人区分开来的。
但斯洛伐克人却缺乏神话起源，比如捷克人就有切赫、莉布舍和其他传奇人物的故事作为自己民族的起源，其民族特性趋向于跟语言和文学联系在一起，但斯洛伐克人则不然，所以他们的民族性一直受到争论。
而在宗教改革期间，《克拉利采圣经》（Biblia Kralická）的普及使得圣经捷克语(比布利奇蒂纳，biblictina)在斯洛伐克获得了语言立足点，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被“斯洛伐克化”或者说可以被改编为口头斯洛伐克语的书面语言。
《克拉利采圣经》
在斯洛伐克的新教徒用“比布利奇蒂纳”写作，并且在他们的礼拜仪式中使用，转而在1620年的白山之战挫败后帮助保存了捷克新教徒的作品。而当反宗教改革开始重新天主教化斯洛伐克的过程时，在特尔纳瓦的耶稣会教士则利用他们的印刷机来传播用被称为“耶稣会斯洛伐克语”的语言所写的作品。
这是新教徒的“比布利奇蒂纳”的一个替代品，是通过基于受过教育的斯洛伐克西部居民口音的书面语言传递给斯洛伐克人民的一种方式。新教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路德教派）偏向于用“比布利奇蒂纳”写作，而斯洛伐克高等贵族阶层适应于与他们同等的马扎尔人的语言和文化，低等贵族阶层和农民则用斯洛伐克语的地区性方言交流：
安通·贝尔诺拉克
公元1787年，天主教牧师安通·贝尔诺拉克（Anton Bernolak）出版了一部有关哲学的作品，在书中他试图为一种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建立基础。而在布拉迪斯拉发上神学院的时候，贝尔诺拉克曾与神学院的其他学生一同工作，创作斯洛伐克语译本的圣经。
1790年，贝尔诺拉克开始他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编纂，他出版了《斯拉夫语语法》(Grammatica slavica)一书，此书虽然借鉴了此前更早一本有关捷克语语法的书，但对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发展影响很大。
1792年，在特尔纳瓦组织了斯洛伐克语学社，推广他的书面语言——贝尔诺拉奇纳(bernolacina)，或者说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将中部和西部方言的元素与耶稣会斯洛伐克语和方言的特征结合在一起。
贝尔诺拉克
“贝尔诺拉奇纳”在形式和结构(词法)上非常接近捷克书面语言，不过发音的模式(音韵)明显不同。第一部用“贝尔诺拉奇纳”写的作品出现在1789年。贝尔诺拉克在18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着手一本斯洛伐克语的捷克语一拉丁语一德语一匈牙利语词典的工作，他却在这六卷本在1825—1827年出版之前于1813年去世了。
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贝尔诺拉克的工作和相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的贡献将斯洛伐克语言与捷克语分离，不过贝尔诺拉奇纳从未获得斯洛伐克新教徒的支持，他们继续用书面捷克语写作，或者使用更偏向于他们本地口音的斯洛伐克语。
贝尔诺拉克
到19世纪30年代，两位路德教牧师之子——扬·科拉尔（Jan Kollár）和帕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Pavol Jozef Šafárik），开始推广一种通用的“捷克一斯洛伐克”书面语言，以此作为通过一种共同的文化团结相邻的斯拉夫人民的手段。
在德国求学时，科拉尔接受了由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等浪漫主义时期哲学家和作家所定义的“民族”概念。赫尔德、费希特和浪漫民族主义的宣扬者将一个民族看做是本质上有组织的，是由语言、传统、地理和血统定义的。
扬·科拉尔
在科拉尔的泛斯拉夫版本中，存在一个由四种语言代表的宽泛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一斯洛伐克、俄罗斯、波兰和南斯拉夫。鉴于贝尔诺拉克曾把斯洛伐克人看做是在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统治范畴之内的，科拉尔及其同伴沙法里克根据后者在他对斯拉夫古代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中发现的证据，将斯洛伐克人定义为更宽泛的古代斯拉夫文化和传统框架内的一个民族。
科拉尔
其结果就是：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势在必行的是抵制马扎尔化的民族同化主义政策，并且转向捷克人和一个斯拉夫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是建立在旧的圣经捷克语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捷克一斯洛伐克语言的基础上。
尽管科拉尔和沙法里克的泛斯拉夫理论得到了很多新教和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共鸣，但其他人却拒绝将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觉醒的概念，他们认为自己与捷克人没有多少共同的历史。
帕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
由于沙法里克用捷克语写作并于1833年移居布拉格，他与科拉尔成为捷克民族觉醒的关键人物。赫尔德曾警告马扎尔语言和文化将很快被斯拉夫人民压倒，这似乎在为马扎尔化的文化同化政策辩解，该政策在匈牙利国土上将斯洛伐克文化和语言归入主导的马扎尔文化之下。
马扎尔化对斯洛伐克文化和语言的直接威胁促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团结一致，他们相信一种共同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的创建对于斯洛伐克身份的保留极为重要。而一名路德教学者卢多维特·什图尔（Ľudovít Štúr）对泛斯拉夫主义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尽管日耳曼人表现为以他们共同语言为基础的一个独特的民族，但斯拉夫人民和他们语言的多样性阻止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斯拉夫民族。
卢多维特·什图尔
相反的，斯洛伐克人表现为斯拉夫民族之内的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对他们自己的政治事务的一些控制方式都具有天赋权利。1846年，什图尔出版了一部作品，抵制科拉尔和沙法里克对捷克一斯洛伐克语言的召唤，转而提议就斯洛伐克书面语言达成一项协议。
什图尔早已在数年前完成他自己新教式的斯洛伐克语言的整理，由此他的“什图罗夫奇纳”(stúrovòina，即什图尔斯洛伐克语)成为语言研审的焦点。“什图罗夫奇纳”借鉴了贝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的元素，但是使用了斯洛伐克中部的塔特林方言，原因是其对那些生活在斯洛伐克国土东部和西部的人来说都浅显易懂。
什图尔
天主教徒则普遍拒绝使用“什图罗夫奇纳”,直到1851年的一次妥协导致天主教徒对“贝尔诺拉奇纳”和新教徒对“比布利蒂奇纳”逐渐疏远......
民族复兴
十八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成为了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坚定分子，其统治者开启了严酷的反动时期，执行了坚决的德意志化政策。但在无数爱国者的努力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语言文化并未被消灭，反而在民间如星火燎原。
而这种文化上的持续发展，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就跟上文中斯洛伐克文化发展和民族主义出现的过程一样，同时期的捷克人也历经了类似的过程，只不过捷克文化的成就要更为显眼一些罢了。
让我们再回到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创造了它自己的书面语言，安托宁·伯诺拉克于1790年根据西斯洛伐克的方言写成了他的文法书。在这个时期写成了最早的斯洛伐克散文作品。
扬·霍利(jan Holly，卒于1849年)则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了他的歌颂古代斯拉夫人的诗集。诗人扬·柯拉尔则用捷克文写了一些作品，他所搜集的一些民间诗歌，对于斯洛伐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扬·霍利
扬·查卢普卡(卒于1871年)的著作中则出现了斯洛伐克戏剧。在布拉迪斯拉发以路多维特·司徒尔(1815—1856年)为首的新教徒高级中学的周围聚集了年轻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
其中路多维特·司徒尔是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组织者，这些知识分子舍弃了原有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在1843年制定了一种新的标准文字，这是以中部斯洛伐克方言为基础的，这种文字在今天仍旧继续使用。
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
这种改革的成效由于司徒尔的这一辈人的优秀诗歌创作而巩固起来，这方面最优秀的代表作包括在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Andrej Sladkovic，1820—1872年)和扬科·克腊耳(1822--1876年)的著作中。科学研究工作则主要集中在特尔拉伐大学和布拉迪斯拉发的高级中学里。
经过上述的发展、铺垫，终于斯洛伐克人也能像他们的兄弟民族——捷克人一样，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奋勇斗争！就这样，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数个世纪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开启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