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離騷》中構築了一個奇偉瑰麗的精神世界。
賈誼，作《吊屈原賦》和《鵩鳥賦》，試圖擺脫現實的悲憤抑郁之情。
張衡，晚年所作《歸田賦》，通過描寫理想的田園生活來表現隐居之樂。
毫不誇張地說，這三人是中國早期文人士大夫的傑出代表，從他們留下的傳世作品中，可窺見豐富、浩瀚的精神世界，描繪出他們建構精神家園的軌迹和脈絡。
屈原：上下求索舍生取義
屈原是戰國時楚國大夫，也是大陸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他不僅創造了“楚辭”這一嶄新的文學體裁，而且他在作品中建構的精神世界更是得到後世廣泛的認同，成為安放文人士子痛苦心靈的家園。
其上下求索、堅持真理、甯死不屈的愛國精神和人格力量鼓舞了曆代無數的仁人志士。
屈原所處的時代為戰國中後期，正是社會變革、政治鬥争複雜激烈的時代。晉、燕、秦等國相繼變法圖強，實力大增。
而楚國貴族勢力把持朝政，頑固保守，“内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左傳·宣公十二年》），不能選賢任能，國力逐漸衰落。屈原想要振興楚國，卻被群小排擠，被昏君疏遠，“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在這種絕境中，屈原憂愁憂思，内心苦悶而不得解脫，遂賦《離騷》，開始上下求索的過程，建構了一個奇偉瑰麗的精神世界。
屈原在這個世界中想象自己駕龍禦鳳，上天入地，尋求精神的解脫。他三次求女，先是求宓妃，也稱洛水女神，“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再是求娀氏之佚女，傳說她是帝喾的妃子，“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餘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氏之佚女”。
又是求虞氏之二姚，傳說她是夏侯少康的妃子，“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雖然學界對屈原三次求女的了解存在争議，但無疑其表達的是屈原對美政理想的追求，對明君賢臣的向往。
然而一次次求女不遂，即便問占于靈氛，邀算于巫鹹，也“莫足與為美政”，國将危亡、王不覺寤的現實世界終使得屈原不忍濁世，選擇舍生取義，沉身汨羅。
《無能子·宋玉說》有言：“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于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
這段話不一定是宋玉所說，但可為屈原注腳，應時而動不謀一己之私，救濟世人不求個人之功，道出了屈原修己而無怨的高風亮節。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屈原“不容于世”，贊其“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用香草美人建構的精神世界是對美政理想的渴望與向往。
将個人價值完全融入社會價值之中，把政治理想的實作作為自己的終極價值目标來矢志不渝地追求，這點正契合了傳統儒家以仁義為核心的主流思想，成為後世文人士子的精神标杆，但這種理想是超越現實的，是在當時現實環境中很難達到的。
賈誼：全身遠害自珍自藏
到了漢代，賈誼在被貶長沙，路過汨羅江時寫下傳世名篇《吊屈原賦》。一方面悼念屈原，代屈原抒發“被讒放逐”的幽怨之情。
另一方面也是“自喻”，揭露和鞭撻是非不分的黑暗現實，借屈原的事迹來訴說自己不得志的悲憤。
但他對屈原之死持不同的态度，“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九州大地哪裡都能輔佐君主，何必懷戀此一國都？又以鳳凰的來去作比，“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
鳳凰翺翔在千仞的高空，看到君主道德閃耀的光輝才降落下來；看到德行不好的人顯出的危險征兆，就遠遠地高飛而去，明顯展現出遠害保身的思想。
賦中還提到“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這裡的“自珍”“自藏”也是指全身遠害，既是保全身體不受傷害，也是保全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現出不同于屈原的選擇。
賈誼的另一篇賦作《鵩鳥賦》，在這方面表達得更為充分，尤其是對生死的困惑與對痛苦的消解。
鵩鳥在楚地被視為一種不祥之鳥，賈誼有感于自身處境，在賦中假托與鵩鳥一問一答，抒發自己被貶谪的抑郁之情，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世界萬物無時無刻不處于變化之中；第二，“遲訊有命，焉識其時”，死生遲速有命，不能預知它的期限；第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達人與萬物可以互相适應，故沒有一物不合适。
這三點層層遞進，可以明顯看出賈誼深受道家，特别是莊子思想影響，希望豁達對待世間變化、随順而安的想法，但同時也反映了賈誼谪居長沙的失落、無奈和自我安慰的心情。
賈誼企望借助道家思想把自己從人生困境的低落情緒中掙脫開來，以一種超然的态度對待仕途名利、吉兇禍福以及生死，進而達到超越的人生境界。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賈誼表述的這些觀點隻是從道理上的自我安慰，借用道家思想對自己進行開解，實際上他本人并沒有真正得到情感的釋放和精神的超越。
也是以，無論賈誼表現得多麼超然物外，他的内心始終不得解脫。在梁王馬上意外墜落、不治身亡之後，作為太傅的賈誼傷心、恐懼又自責，一年後抑郁而死，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建構的精神世界表現出向内轉的靜态傾向，不再是飛天入地式的激烈求索，而是更多借助道家思想進行開解式的感悟，雖然表達的仍是政治上的追求，但已顯示出退隐的迹象。
張衡：歸趣田園意隐逍遙
兩漢時期隐逸文學興起，西漢東方朔首倡“朝隐”，避世于朝廷之中；莊忌借“哀屈原”抒發不遇之悲，表達歸隐山林之意；淮南小山作《招隐士》，顯示出隐士群體的存在。
東漢則出現了第一篇通過描寫田園生活表現隐居之樂的賦作，這就是張衡的《歸田賦》。《歸田賦》描繪了想象中的田園世界，使人在秀麗的風光中享受自然與身心的和諧之美，自然景觀與人生理想完美交融，為政治重壓下尋求解脫的封建早期文人建構了一座精神家園。
張衡所處的東漢中葉政教松弛，社會危機四伏，文人士大夫在竭力挽救國家傾頹的同時，又在反思曆史、直面現實中尋求保全身心的方法，“朝隐”與“逍遙”成為反映這一時期文化心理的特有狀态。
“朝隐”于張衡表現在《應間》中，《應間》作于順帝初，是一篇模仿東方朔《答客難》的“發憤以寫志”作品。該文序中有言：“觀者觀餘去史官五載而複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内識利鈍，操心不改。
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間餘。餘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餘誠焉，名之《應間》雲。”說明了作此篇的原由和旨意。
此時的張衡年已四十九歲，所處政治環境愈加惡化，在官場上落拓失意，不免産生“朝隐乎史柱”的想法。
而“逍遙”在張衡賦中反複言及，如《思玄賦》“與仁義乎消搖”、《歸田賦》“于焉逍遙，聊以娛情”、《髑髅賦》“逍遙乎陵岡”、“況我已化，與道逍遙”等，相對于更情緒化的“騷怨”，“逍遙”是由消釋強烈的怨情而達緻的理性思考。
特别是《歸田賦》，表現出由朝隐向意隐田園的轉移，展現的是其向适性逍遙的思想。《歸田賦》開篇即以“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的厭棄世俗、尋求解脫的隐逸思想領起。
繼而在“仲春令月”“仰飛”“俯釣”的想象中描述閑隐趣味，之後作者透過冷靜恬淡的向晚景象寫出自己的真實思想和心境：
感老氏之遺誡，将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對此，許結在《張衡評傳》中的論述最為精辟：“這裡固然包含了孔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精神風範和老子倡揚的‘得其美而遊乎至樂’之人生樂處。
甚至效法了莊子的‘采真之遊’與‘混冥’境界，但他表達的是那種和靜自安、随時應世而又好禮知樂、無系榮辱的心境，又顯然屬于張衡的時代。”受儒道影響而不為其所拘束，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光輝是張衡的一大創造。
值得注意的是，《歸田賦》中表現出明顯的山水之樂，一方面寫“諒天道之微昧，追漁夫以同嬉”，漁夫，也就是是古時的隐居者，張衡想象自己與漁夫遊樂山水，歸隐自然。
與楚辭《漁父》相較，張衡無疑是贊同漁父的功成身退，講求“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的精神，而不是屈原的舍生取義。
此時張衡已六十一歲，經近四十年的官場沉浮，他已經意識到宦海優渥生活中的危機，不再汲汲以求。另一方面，《歸田賦》具體描寫山水樂趣之所在，“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
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鰡”。這種在自然描寫中注入主觀情愫的手法，形成山水之美與哀樂之情的交織，與魏晉時期文人的山水審美情趣密切相關。
縱觀張衡生平，先後出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間相等職，可謂畢生孜孜于入世之途，但又始終表現出一種隐逸企向，“隐”與“仕”的交織使得他在不能歸隐的現實狀況下借助文學創作來一償心中夙願。
《後漢書》沒有關于張衡歸田的記載，《歸田賦》中所描述的景象不過是作者的想象之詞，并非現實，隻是借助意隐來抒發自己的情志。
正如清代李調元《賦話》所引《避暑錄話》言：“張子平作《歸田賦》，意興雖蕭散，然所序懷，乃在仰飛纖纖，俯瞰清流，吾謂釣弋，亦何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
張衡想要達到一種超然物外的境界，撇開塵世俗物和功名利祿，在意隐的片刻調解中尋求一種心理上的平衡。
但由于受儒家影響浸潤頗深，且身在朝廷，即使意隐田園，張衡也并沒有完全做到割舍紅塵、渾然物外，他的作品還不時流露出激憤、不滿和無奈之情。
即便如此，張衡《歸田賦》的出現促使文人士大夫在動亂年代尋找到一個避風港，回歸甯靜的自然，在精神上達到與自然合一的境界，其所建構的精神世界完全由政治生活轉向了日常生活，更多展現出文人的趣味。
正如錢穆《讀文選》指出，張衡《歸田賦》是“以作者自我私生活為題材”來“描寫一己之内心情志”。
概而言之，從屈原的《離騷》到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再到張衡的《歸田賦》，中國早期文人建構的精神世界大緻經曆了三大轉向，為後人面對現實困境提供了多樣化的纾解管道和價值選擇。
一是由社會的人到個體的人的轉向，即由把社會價值作為個人終極價值逐漸轉到重視個體自身價值的實作。
二是由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的轉向，從叙述政治理想到描寫以自我為出發點感受到的天地，回歸自然，在詩意的日常生活中擺脫苦悶，排遣焦慮，安放靈魂，滋養心靈空間。
三是由言志到抒情的轉向，從囊括宇宙、鳥瞰世界書寫偉大志向，轉為抒發個人内心細膩的感情。在表達手法上，也由大量鋪陳轉向以情趣為中心的表達，手法精巧靈活，風格多樣。
尤其是張衡的《歸田賦》，對後世文人精神家園的建構影響深遠。如其後“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毅然選擇辭去官場，在田園之樂中追求身心的愉悅，可謂是将張衡的幻想變為現實。
可以說，《歸田賦》為失意文人建構了一座政治重壓下尋求解脫的精神家園，讓無法實作濟世之志的文人士大夫得以借此排遣精神上的苦悶。
意隐雖然不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歸隐生活，但所闡發的志趣卻殊途同歸。這種回歸自然的精神追求啟示現代人在快節奏、高壓力的工作生活中有所選擇，堅守本心，不被物欲橫流所擾，不為浮躁風氣所染。
同時，即使不能像陶淵明一樣在現實中真正返還田園，也可以以“意隐”的方式安頓自己的心靈，保持精神的獨立與良好的心态，尋求一種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