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農民提出養老金這個話題，便有人斥責人家“農鬧”，這很不厚道。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是一個工業化過程，工業化程度從建國初期比利時那樣小國的體量發展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70%，既無外債又無内債，又沒通貨膨脹，堪稱世界奇迹。工業化是很燒錢的，尤其是原始積累，現在的發達國家你看它們像文明人似的，其實它們的原始積累無不充滿了殖民罪惡，有原罪。中國的工業化是最幹淨的，是靠了中國人民的巨大犧牲，勒緊褲腰帶，一口一口把原始積累省了出來。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數量龐大，農民在工業化中的積累最多，貢獻最大。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不承認這一點，就是缺乏曆史良心。
因為中國工業化要積累，沒有别的出路，要通過從農業中征收，農民的生活自然會受到影響。有個叫梁漱溟的知識分子，為此還提出了“九天九地”的說法，說忘了農民了，農民太苦了，在“九地之下”。
主席用“大仁政”與“小仁政”的關系回應了梁漱溟，他說發展工業建設是施仁政，是“大仁政”，是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人民目前的利益是“小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是以，為了大仁政就要犧牲一下小仁政，因為“要建設，就要資金”，“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否則“重工業建設别幹了”，這樣就要“毀滅中國的工業”。
1957年1月27日，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他指出農業事關工業發展大計：“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資金和更廣闊的市場。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後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
1957年2月27日，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對于工業發展道路問題，他指出：“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
1960年12月30日，主席召開會議談大躍進時期遺留下來的退賠問題時說:“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縣、社甯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産也要賠。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
在中國工業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國家開始對農業進行“反哺”，城鄉并舉，工農并舉，工業支援農業，城市支援農村，這都充分證明了中國的老農民為工業化做出了彪炳史冊的曆史貢獻，不可磨滅。
關于老農民對中國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的真實曆史，著名的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都有過詳盡而可信的研究，他充分揭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創業史。
老農民為中國工業化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并非子虛烏有，它銘刻在共和國的豐碑上，如今他們都老了，許許多多已經不在人世了，他們提出養老金的問題，并不為過，不要以為他們是無理取鬧，社會應該給以善待，當然，對那些一直吃“返銷糧”的，另當别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