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唐狄公案》的熱播使許多觀衆不僅被狄仁傑高超的破案本領所折服，而且對唐代司法制度也充滿了好奇。電視劇裡涉及的狄仁傑斷案和唐代司法制度有許多虛構的成分。那麼，曆史上真實的唐代司法制度是什麼樣的呢？
據《新唐書》記載：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歳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從這個記載來看，狄仁傑曾擔任過“大理丞”一職，也就是說，他的确當過“法官”，他任職的大理寺就是唐代中央司法機關之一。唐代的司法機關包括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兩大部分。中央司法機關相對複雜，包括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刑部（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機關）、禦史台（中央最高監察機關）。
《大唐狄公案》劇照
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谳”，主要負責審理朝廷百官犯罪以及京師徒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的官員有卿、少卿、正、丞等官和衆多的屬吏。《唐六典》規定：大理寺卿主管邦國折獄（判決訴訟案件）詳刑（斷獄審慎）之事。狄仁傑所擔任的大理寺丞則“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輕重”，即分管中央各部門和地方各州的司法案件的複審，是以大理寺丞對案件定罪量刑是至關重要的。
刑部是尚書省的六部之一，“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審查核實）谳禁之政”，具體職能主要包括：參與法典的制定與奏改；根據規定稽核大理寺及州縣呈送的重大案件，并具有複核和駁正之權力；受诏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如“三司推事”；參與大理寺等司法部門法官的選拔任用工作；等等。按照唐制，凡是大理寺審判的案件，刑部在複核時不同意大理寺的審判，需打回重審。如果達不成共識，最後由皇帝裁定。可見，大理寺與刑部在案件審判上，其地位是平等的。這有利于互相監督、互相制約，避免出現重大冤假錯案的發生。
禦史台是最高監察機關，也是中央司法機關之一，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和推鞫獄訟。據《舊唐書》記載，狄仁傑也在禦史台任過職，擔任侍禦史。除了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禦史台還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同時，遇重大或特殊案件，禦史台和刑部、大理寺組成三法司聯合審理，也稱之為“三司推事”。大理寺負責審訊人犯、拟定判詞，刑部負責複核，同時報禦史台監審，這種形式開創了後世“三法司”聯合審判制度的先河。
不過，刑事訴訟有時候是很複雜的，遇到大案要案，經“三司推事”，當事人仍然不服，就需要皇帝親自裁定。如果遇到疑難案而不能直接套用已經頒布的法律科條來量罪定刑，也需要皇帝直接裁定，也就是說，皇帝可以通過制敕斷罪，臨時處分。
與中央司法機關的三家分權制衡不同，地方司法機關則是權力集中，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就像在電視劇中看到的，一個地區的行政長官既管錢糧賦稅，也管審理案件。唐代前期的一級地方政府為州，長官為刺史。由于實行行政司法合一體制，刺史是州司法的最高負責人。唐代的縣政府是最基層的地方政府。縣的長官為縣令，也是一縣司法最高負責人。縣丞是縣令之副職，協助縣令處理本縣日常事務。縣令之下，縣尉是專職司法官吏，縣尉之下，設立司法佐和司戶佐，司法佐協助縣尉處理刑事訴訟方面的事務，司戶佐協助縣尉處理民事訴訟方面的事務。
另外，鄉間的鄉官、裡正等，可以調解一些民事案件，如有不服可以上告到縣衙。刑事案件則需直接上報縣衙。這樣的設計有利于提高地方的辦事效率，也有利于節省财政支出。因而“調解息訟”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傳統。
總體來看，唐代的司法機構設定是比較完備的：中央設立的大理寺、刑部和禦史台，在司法過程中互相配合、互相監督，這種互相的制衡，既是為了防止司法不公，也加強了司法效能。州（府）、縣也都有健全的司法體制，它們的審判、複核權限是法定的，并接受刑部、大理寺的稽核、監察和業務指導。
《神探狄仁傑》劇照
唐代的訴訟制度和訴訟流程一般可以分為管轄、起訴、審判、執行四個部分。
在管轄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确定審級。因為縣是唐代最基層的司法行政管理機構，是以，無論刑事訴訟還是民事訴訟皆先從縣這一審級開始。縣為第一級，受理處杖刑以下案件，州為第二級，受理上訴案件，刑部受理徒刑以上案件。一般不允許越級訴訟。不過，為了彰顯皇權的仁德與恤刑，也會允許有莫大冤屈者或其家屬向上一級衙門直至皇帝“直訴”。直訴的方式有“邀車駕”“撾登聞鼓”“上表”等形式，這些形式在戲曲小說電影電視劇中都有所表現。同級的案件則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各地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起訴在唐代概括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監察機關或各級官吏向官府糾舉犯罪，這類似于現在的公訴，該糾舉而不糾舉，或者不及時糾舉的，相關人員都要負刑事責任。另一種是由當事人或者其親屬向官府告訴（告狀），類似于現在的自訴。起訴一般需要寫起訴書，不識字或不會寫的人，可以請官吏代書，也可以雇人來寫。除書面方式外，口頭起訴也具有合法的效力。按照唐律的規定，有些案件不能起訴，例如，卑幼不能控告尊長，奴婢不能控告主人等。但有些案件卻必須起訴（告發）。發現謀逆、反叛這種重罪，如果知道了卻不去官府告發，那麼就等同于犯法。這是“引禮入法”在唐律中的展現。同時為避免誣告，唐朝法律規定實行誣告反坐原則，而且告發一定要實名制，不可隐藏自己的身份。如此一來，所有的告發都将是認真且謹慎的。
在審判方面，一般刑事、民事案件由各級法司進行獨立審判，如果遇到重大疑難案件，則采取合議的形式進行審判。唐代主要的合議審判有九卿議刑、三司會審、都堂集議。“九卿議刑”始于貞觀元年，唐太宗提出，特别重大的案件需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合議，以避免冤濫。“三司會審”指大理寺、刑部、禦史台共同派員組成合議機構，共同審理重大疑難案件。“都堂集議”是皇帝親自組織的最進階别的會審，負責商議重大死刑案件，主要針對具有特權的官僚貴族。按照唐律，對這些人可以考慮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等八種情況減輕刑罰，是以為慎重起見，皇帝會組織有關人員合議，并提出參考意見。
在定罪量刑方面有兩大原則：一個是“罪從供定”，一個是“援法斷罪”。要想取得公正的司法審判結果，離不開證據的采集，證據由口供、證人證言、物證、書證、勘驗筆錄等多種形式組成，在充分查明證據和事實後才可以裁斷。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據是律、令、格、式等法律條文。唐律規定司法官判決須“具引律、令、格、式”，如果不依法判決，後果很嚴重：法官本人可能因為“出入人罪”而受罰。“出入人罪”，在唐律中也稱“官司出入人罪”，具體指故意或者過失将有罪判無罪、無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司法官如果濫施刑罰或者放縱犯罪，不能秉公執法，就是對正義的違背和對法制的破壞。是以，“出入人罪”是唐代法律嚴懲的行為，對于保護無辜、防範錯案、罪刑相當、執法公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審判之後就是執行了。唐代的刑罰分為五等，從高到低依次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中央司法官、地方州縣官對其所判決的笞、杖刑案件可以直接執行；但是對徒刑以上的判決就比較慎重了，要當面将審判結果告知被告，允許其上訴，上訴機關要接受并重新審理。死刑案件更是要審慎對待，唐律規定：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準許，待準許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嚴格，須經過“五複奏”。為保證執法官員切實執行死刑複奏制度，《唐律疏議·斷獄》還規定“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裡”，如不等朝廷的最終核準就處決人犯，執法官員流放兩千裡。即使皇帝準許了死刑判決，也要等到诏書到達三天後才能執行。如敢提前行刑，則判處徒刑一年。死刑複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皇帝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是否必須判處死刑，且在此期間案情如有變化還可以及時糾正。這是避免冤假錯案、避免冤殺無辜的一種很好的制度安排。
“奉法者強則國強”，唐代是中國古代法制發展的鼎盛時期，唐朝能夠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強盛的國家，其相對健全的法律和相對高效公平的司法制度是一個重要原因，唐代的司法刑律制度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