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一直被譽為“海派”平劇的領軍人物。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來上海，他通過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李太成約見了上海平劇院院長周信芳和文化局戲劇處處長劉厚生。
周揚建議周信芳編演一本以海瑞為主角的平劇。他說，從反右之後，許多人都不敢說話了，寫海瑞戲，要鼓勵大家敢于說真話。
周信芳把這一創作任務帶回來，立即得到文化局與平劇院的支援。同時決定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長負責，立即成立創作組，劇本采取集體讨論的方法，由編劇許思言執筆。
創作組很快就開始工作，他們認真閱讀、研究了《海剛峰奇案》、《治安疏》、《丘海二公合集》和其他有關海瑞的史料，以及傳統戲曲中的海瑞戲。
經過讨論研究，決定主要以曆史素材為依據，兼采用傳說和戲曲傳統劇目中現成的形象，來豐富這一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4月到5月，創作組編寫了劇本提綱。
就在同年4月間，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在會上針對反右以後不少人不敢講真話的情況，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氣，要有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堅持真理、敢想敢說的風格。
他強調指出，實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根本保證就是敢于堅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是在少數人那裡，因為堅持真理就必須有反潮流的精神”。
會上，毛澤東又作了關于《工作方法十六條》的講話，再一次提出“要有反潮流的勇氣，要提倡敢想敢說的共産主義風格”，“要有王熙鳳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号召“幹部要有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不要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
他看了湖南花鼓戲《生死牌》以後，又講了稱贊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話。
這一時期創作組先後搞了三個提綱。周信芳不僅是這出戲的導演和主演，而且自始至終參與了劇本的創作活動。
經過全體演職員的緊張工作和通力協作，隻花了短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海瑞上疏》已經排演就緒了。
市裡也很重視這一劇目，市文化局與市委宣傳部石西民部長研究安排國慶十周年演出重點劇目和參加國慶遊行彩車時，都将《海瑞上疏》列入其中。這一打算也得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同意。
1959年國慶前夕，上海平劇院的大型新編曆史劇《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
周信芳雖然年逾花甲，但老當益壯。他再次以其獨特的麒派風采和麒藝魅力傾倒了觀衆，引起轟動。
劇本圍繞海瑞冒死上書一事，戲劇沖突十分尖銳，劇情發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瀾翻滾，具有扣人心弦的藝術魅力。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後，立即引起了廣大觀衆的強烈反響和評論界的普遍關注。《戲劇報》發表何慢關于上海舉行建國十周年獻禮演出的綜述文章《春申江畔百花開》。
文中指出：“田漢同志的成功新作話劇《關漢卿》，著名表演藝術家周信芳同志的新作《海瑞上疏》，優美的舞劇《小刀會》，都力圖根據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曆史人物作了評價，描寫了曆史上先進人物與人民之間的聯系，人民的願望和鬥争行為給他們的強烈影響，真實地表現了他們的民主主義的精神，使這些曆史上的先進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現在舞台上。”
上海與北京的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與藝術方面的成就，稱贊該劇的創作演出獲得了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劇本便在《上海戲劇》上公開發表，并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後來這個戲到北京演出，陳毅、周揚等上司同志觀看了演出，都給以了肯定。
然而，政治鬥争風雲變幻，誰能料到，《海瑞上疏》因為受《海瑞罷官》的“牽連”，也成為“文革”首先開刀的對象！
一開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雙雕的，他特别點出：“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曆史劇《海瑞上疏》。”
1966年2月、5月，先後又在《解放日報》上抛出丁學雷的《〈海瑞上疏〉為誰效勞？》和方澤生的《〈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兩篇黑文。文章誣稱“《海瑞上疏》和《海瑞罷官》是一根藤上結的兩個瓜”。
這幾篇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無中生有，羅織罪名，無限上綱，欲置人于死地。
文章說《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廬山會議上向黨進攻，可是《海瑞上疏》寫作時，廬山會議還沒有召開；文章誣稱1960年演出的《海瑞罷官》支援單幹風、翻案風，然而批單幹風、翻案風，那是1962年的事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離、抄家、遭批鬥，還被押上高架軌線修理車，胸前挂着牌子遊街示衆，後來幹脆被投入監獄。
周信芳夫婦
周信芳的夫人裘麗琳受到株連。
當年的上海灘，大名鼎鼎的平劇名角周信芳與上海上流社會的千金小姐裘麗琳，從私訂終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個流傳甚廣的愛情傳奇。
裘麗琳用她的智慧與強幹，扶持着周信芳走上平劇大師的地位；後來她把家裡的5個孩子一個個“趕”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見，卻讓他們成功地避開了那場災難。
作為周信芳最小的女兒，13歲時周采茨就開始了一個人闖蕩世界的生活，諸多苦楚與辛酸，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基因讓她從不輕易屈服。
周采茨回憶：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總想起媽媽當時最愛念叨的一句話：“遲早有個大的擱頭。”這是上海話，也就是遲早有個過不了的坎的意思。
媽媽總覺得會一個大風波來，把我們全淹掉。我後來想，媽媽真的很怪，她怎麼就有那麼敏感的直覺呢？
1959年再普通不過的一天，媽媽通知我：一周後去香港。那一周，媽媽開始考驗我的禮儀規矩，比如怎麼使用刀叉，怎麼待人接物……
跟往常一樣，爸爸也是在我出發前才知道這個消息的：媽媽把我領到爸爸的書房，說：“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
爸爸聽了，也沒什麼特别的表情，隻是摸了摸我的頭叮囑一句：“乖一點，要好好讀書。”
我想媽媽那時已經從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運動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時我們家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非常優裕：家裡兩輛車子，一輛是專門給我大哥開的，另一輛由專門的司機開，我上學時有一段時間還用這個車送我，被同學貼了大字報之後就不敢了。
我家的生活條件，在上海也是數得着的，媽媽總是擔心有一天被鬥上門來，後來的事情也證明，她的擔心沒有錯。
離開家那一天，也沒有什麼特别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樣，遲早要出去讀書的。媽媽派了家裡一個秘書陪我坐火車從上海到了廣州，再轉車到深圳。
1966年初夏，我對已經呼嘯而至的一場政治大風暴毫無預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媽媽。
之前我并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我坐着三輪車到了家門口，按了門鈴。開門的人驚訝地大叫一聲：“四小姐，你回來了！”當時媽媽正在樓上睡覺，聽到這話吓了一大跳，趕緊下來看我。
媽媽把我安頓在他們的房間，在他們的床腳邊弄了張帆布床，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溫暖的回憶。
而時隔7年再見到父親，他還是那個樣子，隻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語。
可是這一次回家，感覺媽媽有點“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樓，不讓我出門。
可是有一天，我媽媽先拆看了我來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給我，我生氣了，在我的一再追問下，媽媽說，她是怕沒有經驗的我，在外面受騙上當，被别人利用當了特務。有一種直覺告訴我，這裡的氣氛已經變得令人不安。
3個星期後，上海平劇院的黨委書記找上門來，勸我馬上離開上海。她可能覺得我是從香港回來的，運動來了，多一個人比較麻煩。于是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在大暴雨來臨之前慌忙飛走。
這一次告别，他們依然沒有遠送，隻是在房門口和我道了别。爸爸還是沉默不語。我心中已充滿了不祥的感覺。
幾天前，媽媽把家裡好多東西都燒掉了。那時已是6月份了，天氣很熱，但媽媽還是點起火爐，我們倆整整燒了一晚上。
周信芳和他的孩子
爸爸經常說，媽媽就像個老貓一樣，把小貓一個個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裡第一個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國讀大學；之後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華。
到上世紀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經熱鬧又幸福的一個大家庭其實永遠成了過去。
對爸爸來說，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新中國成立後，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1955年起，又擔任上海平劇院院長。
新中國成立前他雖有事業，但唱戲的是沒地位的。他有事業有地位有權力後，也有揚眉吐氣之感。
其實，爸爸很早就與左翼人士和共産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他與田漢、歐陽予倩等都是好朋友。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黨組織派熊佛西跟爸爸聯系，他們兩人一起去做梅蘭芳等人的工作，要他們留在大陸。
爸爸本人則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還有一個非常樸素的理由：作為一名平劇演員，觀衆在這邊，他就要留在這裡。
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這幾乎也是整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
爸爸是發自内心地擁護共産黨的新政權。1953年冬，他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1956年，率上海平劇院訪蘇演出團赴莫斯科、列甯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樂乎。
對年幼的我來說，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寫入黨申請報告那段時間。這對他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
他很真誠地要向組織交代他的過去，為了鄭重起見，還請了專門助理來寫。我們家樓下的客廳，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廳裡整理材料，兩個人一起寫了很久。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盡辦法做得比别人難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長。
其實我爸爸後來的聲音有一些沙啞，但是他卻把這個缺點，變成自己的特點。在我看來，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點。
是以在當時的社會裡，爸爸能紅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實根本就紅不了的。爸爸有時顯得比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從不收紅包——那個年代，這樣的演員極少。
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時候看上他的貴婦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剛鑽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盡一切辦法躲得遠遠的。這種東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會很難堪，爸爸就把它們全捐掉。這也是我媽媽很敬重爸爸為人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爸爸唱過的很多傳統的京戲，比如《斬經堂》、《徽欽二帝》都不能再演了。
那時流行的是有很強政治意義的《十五貫》，還有一部是《義責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責那個負心漢狀元王魁，這部戲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後來常演的戲之一。
1966年6月，我像一隻驚恐不安的小鳥，從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後又一路陰差陽錯地逃到了羅馬。
羅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計問題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黃頁。打開一看，上面有4家中國餐廳，第一個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國餐廳。餐廳恰好需要個會說英文的服務員，就這樣，我在餐廳當上了服務生。并在這裡遇到了我二哥。
1966年9月的一天，我和我二哥兩個人下午去看電影。回來時，他當時的女朋友走上來，拿了晚上的報紙，上面的頭條說：“中國動亂，采芹的父親周信芳自殺！”
我們都呆住了，但是直覺讓我不相信爸爸會自殺，我跟二哥說，爸爸不是那種人。
可是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别的辦法核實這個消息，我們在英國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電話，但沒什麼結果。我們幾個孩子按中國方式，在胳膊上戴了個繡着“孝”字的黑紗。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總算有了消息，但是媽媽呢？誰也不知道。
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試着用另外一個名字，往我們家的位址——長樂路188号寫了封信，還寄了點錢。
沒想到不久從另外一個位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個親戚寫的，信上說媽媽4年前已經過世了，爸爸還可以。從那時候起我們開始寄錢，一直寄到1975年。
我和媽媽最後的告别前，媽媽還叮囑我一件事：“以後但凡收到我給你寫的信，無論我寫了什麼，都不要去做。”
果不其然，母親幾個月後就有一封信，信上說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銀行的保險箱裡的所有東西都取出來、寄回去。
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那時被鬥得很厲害，那些人說她把金銀珠寶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媽媽事先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
我後來聽說是媽媽被别人用車拉到一個學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腎髒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書房裡整整三天，疼得透不過氣來。
她後來被送到華山醫院，但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不能進病房，隻能躺在急診觀察室外的走廊上。
就這樣在走廊裡丢了兩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歲。
我們後來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獲釋”回家的，那時爸爸已經74歲了。從監獄回來，一進家門，有人就告訴他媽媽去世的消息。
他聽到之後并沒有哭，也沒什麼過多的感情流露。雖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還會有一個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實是軟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會”宣布開除周信芳黨籍，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後來又将結論改為：敵我沖突作人民内部沖突處理。
爸爸是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的。爸爸去世的時候，我還在英國，那天我在辦公室，二哥打電話給我：“你别哭，爸去了……”
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似乎把傷痛漸漸沖淡了，但是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才意識到，那些傷痛，其實是永遠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