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一直被誉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
周扬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同时决定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长负责，立即成立创作组，剧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法，由编剧许思言执笔。
创作组很快就开始工作，他们认真阅读、研究了《海刚峰奇案》、《治安疏》、《丘海二公合集》和其他有关海瑞的史料，以及传统戏曲中的海瑞戏。
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主要以历史素材为依据，兼采用传说和戏曲传统剧目中现成的形象，来丰富这一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了剧本提纲。
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风格。
他强调指出，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根本保证就是敢于坚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因为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的讲话，再一次提出“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号召“干部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
他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讲了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话。
这一时期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周信芳不仅是这出戏的导演和主演，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活动。
经过全体演职员的紧张工作和通力协作，只花了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海瑞上疏》已经排演就绪了。
市里也很重视这一剧目，市文化局与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研究安排国庆十周年演出重点剧目和参加国庆游行彩车时，都将《海瑞上疏》列入其中。这一打算也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同意。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
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
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翻滚，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戏剧报》发表何慢关于上海举行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的综述文章《春申江畔百花开》。
文中指出：“田汉同志的成功新作话剧《关汉卿》，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的新作《海瑞上疏》，优美的舞剧《小刀会》，都力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人物作了评价，描写了历史上先进人物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人民的愿望和斗争行为给他们的强烈影响，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民主主义的精神，使这些历史上的先进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舞台上。”
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演出获得了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上疏》因为受《海瑞罢官》的“牵连”，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
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欲置人于死地。
文章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可是《海瑞上疏》写作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文章诬称1960年演出的《海瑞罢官》支持单干风、翻案风，然而批单干风、翻案风，那是1962年的事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周信芳夫妇
周信芳的夫人裘丽琳受到株连。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裘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
裘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
周采茨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
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去香港。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
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爸爸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
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
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
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人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
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
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
周信芳和他的孩子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
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
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
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
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
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
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1966年6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
罗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并在这里遇到了我二哥。
1966年9月的一天，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
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爸爸不是那种人。
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
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
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
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
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三天，疼得透不过气来。
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
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
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
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