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是巨人的胃”：一對藝術家，和他們撿來的博物館

2024年3月，廣州，“撿來的博物館”外牆貼滿門牌。 南方周末記者 鄭丹 攝

過去很多年，“城中村藝術家”都是陳洲和妻子張曉靜身上最顯著的标簽。自2007年底，夫妻二人開始在廣州的城中村生活，不斷穿梭于拆遷過程中的城中村，收集各式各樣具有時代特征的“破爛”。直至2024年初，這些城中村的記憶碎片第一次被集中展覽，他們為其取名為“撿來的博物館”。

“撿來的博物館”位于廣州海珠區的怡樂社群内，是一處占地40餘平米的平頂房，裡面堆有老式擺鐘、破碎的瓷器、大頭貼等舊物。最顯眼的是博物館四周外牆貼滿的鋁制門牌，藍色的，綠色的，密密麻麻，數量達2100多塊。

博物館開幕後的兩月内，南方周末記者4次對話這對城中村藝術家。如今的他們，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與其他藝術項目，褪去了些許年輕時對于“城中村藝術”的狂熱，但那段歲月，對他們的影響一直都在。

以下由南方周末記者根據陳洲的講述整理：

“我跟他們是一樣的人”

博物館展覽開幕後幾天，曉靜的學生發來消息說，我們前一晚上熱搜了。我們覺得很奇怪，我都多少年都沒上微網誌了，爬起來看，有篇報道我們城中村博物館的文章點選量有五六千萬。沒想到反響這麼好，可見很多人對此是有共鳴的，或許跟他們的生活經曆和成長背景有關。

有哥們兒通過報道看到了我們做的東西，問我去到城中村怎麼跟他們打交道的。我突然覺得很難回答，因為你會很難了解，我本來就是跟他們一樣的人。

我1973年在安徽大别山區的一處農村出生。我們小時候，國中考高中非常難，一個班六七十個人中，也就兩三個孩子能上高中，可以說95%的孩子都沒有學上，就背井離鄉，到處打工。我哥和我弟弟讀到十幾歲都辍學打工了。有一年，弟弟去沈陽打工，借點盤纏就上路了，等他回到家身上都長跳蚤了，我特别心酸，觸動太深。

後來“打工潮”來臨，想發展就得追求“打工和遠方”，我那些同學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我母親也出遠門務工，有時一年隻回一次家。那時候家裡沒有電話，臘月天裡，下雪天，我們就朝山頂上望，等她回家。我那時候就想，我絕對不能打工。

我太太家庭條件比我好，她在江蘇的一個縣城長大。我之前跟她開玩笑說，我要是沒考上學，肯定也找不到她，可能就是一個整天在她家門口休息的勞工。我有很多這種荒誕的想象。

我倆都是南京藝術學院畢業的，畢業之後去了法國留學，那個時候我們不想跟家裡人要錢，留學的七年裡，有六年都在做兼職。我在超市做過搬運工、開過貨車，也當過洗碗工，我太太做服務員，我們都有一股“底層精神”。

是以城中村的老百姓，會讓我想到自己和身邊的人，說白了，相當于回家的感覺。回國後，我也可以不進城中村搞藝術創作，但用現在很流行的話說就是，“藝術要回到人民群衆當中”。我就身在其中，城中村對我來講，再熟悉不過了。

博物館内景。南方周末記者 鄭丹 攝

改革開放，南方經濟活躍，廣州這個城市的發展跟城中村緊密相連，它是外來務勞工員的聚集地，裡面有消費和需求，大家可以在這裡落腳、務工，迅速地更換工地，效率非常高，是一個可以靠自身運作良好的系統。我打個比方，廣東像一個巨人，城中村就是他的胃，是一個城市提升發展的動力系統。

當然城中村确實有衛生方面的問題，但你不能否認它推動着這座城市的發展，很多建設都是這些人來完成的，它有它存在的價值，是這個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站在外來勞工的視角看，很多人把他們的青春，甚至是幾十年的努力都貢獻給這座城市。

我也做過兩年老師，一下班就跑進城中村，那時候經濟也好，我也覺得當代藝術我一定能做好，我們到處串村子做方案，因為我視野已經開闊了，我也不覺得自己會掉到深淵。後面我辭職了，專心去做城中村藝術。

“這裡有一個田野”

我們認識廣東就是從一個拆遷村開始的，廣州美院大學城附近有四個原生态的村落。我連天河都不知道怎麼進來，直接是從法國巴黎飛到廣州的大學城，住到村裡面了。

2007年元旦，我倆剛回國，她去美院教課，我每天沒事就在附近的村裡溜達，感覺特别新鮮。我們首先被大學城遺留的一些村落吸引，它有傳統的格局和建築，比方說水磨磚、宗祠，還有石闆街。這種地域文化的差别讓我們很震撼，因為在北方看不到。

你能感受到南方的城中村，有南方水鄉的感覺。到處都有船，作為一種公交系統把大家串聯起來，賣菜攤都是四面八方來的，大榕樹根有村民悠閑地摳腳丫子，很有生活氣息。

在這裡，我驚訝地發現，有老頭把金山箱劈柴用來燒水，金山箱是老一輩人當年去美洲打工時制作的特制皮箱，村民他不當回事。我趕緊去找，結果已經燒完了。他們把很漂亮的漆器扔掉，包括雕花工藝非常棒的米鬥，在我看來，都是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水準。

看他們把一些物件扔出來，我覺得好可惜，也意識到這裡有一個田野。我受過一些比較好的當代藝術的訓練，中國又是一個鄉土社會，我目睹了劇烈的城市化程序，在這麼急劇的口上，有些事一定值得去做。

2009年，我們的媒體朋友說，“林和要拆了，你們藝術家肯定會很感興趣”，我們就去了。

林和是最典型的一個城中村，坐落在火車東站對面，很多外來人口一下車就直接到這個村子落腳。裡面握手樓非常多，黑乎乎的，白天都開着15瓦的老燈泡，那種景象我們從沒見過的，都不敢進去。

我們在林和，有一個青島大學外語系畢業的大姐送給我們一面小銅鏡。她是1990年代的大學生，有“下海”的夢想，想來南方追求飛黃騰達的新生活。這面小銅鏡是她出發前，媽媽送給她的，女孩愛漂亮，在路上梳妝用。

我們隻是偶爾相遇，她就把她南下務工的故事講給我聽。她從一個大學生，到兩個孩子的媽媽，一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光都在這個村子裡度過。雖然她最後隻是在城中村開了兩家賣女性用品的小檔口，賣襪子、胸罩、化妝品，生活了一二十年，一直不太好意思回老家，但她并不遺憾這段南下的經曆。

我後來還在城中村碰到一個江西老表，他開一間小雜貨店，賣音響、電視機和床，就這樣生活了20年，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居民，碰到拆遷，他說，“我回家都不知道怎麼種田”。他走的時候，在一個音響殼子上寫，“希望廣州永遠能聽到江西老表的聲音”。

江西老表在音響上的留言。 南方周末記者 鄭丹 攝

繼林和之後，我們再到楊箕。那時正值房地産熱，拆遷都交給開發商負責，時間緊，效率高。你現在看到的楊箕村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外牆呈環形，有幾個門可以進出，裡面人口密度大，有傳統的祠堂和石闆路，報社的從業人員晚上下班經常去裡面吃大排檔。

我們有17米長的一個孩子的獎狀拼貼圖，主要是一個叫徐小惠的女孩的，每一張都很完整。她在楊箕村得到很好的成長，成績優秀，從小到大都有獎狀。拆遷以後她就回老家了，很可惜。像這樣的流動兒童，城中村有許多。

我還在楊箕村撿到一隻可愛的小灰熊玩偶，應該是小孩子的玩具，它壓着一個沒寫完的作業本，放在桌上。小熊身下有個開關，一扭就能放出音樂，聲音很美。我經常把音樂打開，陷入沉思，我會想到，小孩子肯定是邊寫作業邊玩這個小熊，那應該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

後來玩具被扭壞了，那張桌子我也扛回去了，那是用一種很傳統的木頭做的，很厚實。我給刷上藍漆，現在我兒子女兒經常在上面畫畫，寫作業。

“故鄉的路沒了”

目前博物館外牆的門牌是2100多塊，實際上我們收集的門牌有7000多塊。門牌收多了，我兒子都以為門牌是我們的專利，他在街道上見到門牌，就問是不是我們家的。

其實收門牌的想法，不是我們進城中村第一天就有的，而是一趟、兩趟、三四趟慢慢形成的。剛開始，我什麼都不想收，隻是去看看村子怎麼消失，後來覺得這些街道名字是有價值的。

這種價值展現在它有悠久的曆史。很多地名我都很喜歡，比如琶洲的官祿巷、占決大街、豔龍裡、玉龍裡、潛龍裡等等，冼村有一條七龍大街，聽起來火力好猛，還有接雲大街、擇鄰裡，都是很浪漫的名字，都不在了，我們故鄉的路沒了。

地名裡，有的就是古漢語和方言沿襲下來，帶有美好的寓意，很多都跟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有關。我頻繁去城中村“撿破爛”那幾年，中國當時還沒有地名保護政策，開發商拆了就可以随便起名，羅馬家園、禦花園、帶有“皇家”字眼等亂七八糟的名字就冒出來了。

我們最開始收集的門牌，是白底紅字的“出租屋”塑膠牌。以前，外來人口住的地方都要挂牌，這些門牌是一個時期城市發展的見證，我不希望它們就這麼被挖掘機埋了。

2010年，陳洲在林和回收門牌。受訪者供圖

2010年，我在林和村舉一個牌子，上面寫“高價回收城中村門牌”。10塊錢一個。實際上，我們也想用這種方式告訴大家，這些路名是有意義的，一旦拆了就沒了。比方說你隻知道楊箕村，但是你不知道楊箕村裡面有潛龍裡、擇鄰裡、仁善裡、仁和大街這樣豐富的名字，挺遺憾的。有統計顯示，僅僅是1991年至2000年，廣州老地名就消失了1031個。

有警察說我擾亂社會治安，我說我在做文化保育，警察聽了也覺得這個事情有意義，後來就把收繳的門牌都給我了，我們處成了朋友。

有一年，我們在深圳9号線地鐵的香梅站，做一個門牌展覽項目，收集了全國各地的兩千多塊門牌，貼在一面13米長、3米3高的牆上，主題就叫“故鄉”。當時有個男人盯着這面牆看好長時間，老不走。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上面有個上海的門牌叫“楊樹浦路176号”，那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後來拆掉了。

這些年，我沒有計算過走了多少城中村，至少得10個，收集了很多東西，一直在廣州美院沉積。我就想，如果有一個博物館，讓我把我所遇到的人和故事都展示出來多好。我甚至想去買一棟小房子，做真正的博物館，但和太太商量後，覺得這會影響家庭開支，不現實。

這麼多年一直對博物館耿耿于懷，去年突然有個機會展覽，我也蠢蠢欲動。廣州公益慈善書院在做社群共建項目，希望社群有活力，我們的理念和項目剛好符合，彼此付出的代價都很小。對我來講，他們支援每月近5000元的房租，我也不需要再專門買房子展覽。

2024年3月，廣州，博物館設在社群内。 南方周末記者 鄭丹 攝

城中村的兩種時代

那些拆遷過的村子，我從來不去看，都成了建立小區，跟我們普通社群沒什麼差別，也沒有必要去。

幾年前，我坐有軌電車到琶洲，看到以前的祠堂變成了售樓部，進去問了一下房價，已經漲到4萬多了，我整個人就眩暈在這種時空交錯中了。太貴了，買不起。

黃埔區有個叫筆村的地方，朱熹的後人遷徙過來，在那住了六百年。2019年國慶，筆村正在搞拆遷，做棚戶改造。我就帶女兒去村裡面，看大榕樹、池塘和宗祠，也去看了上珍家塾，那是乾隆年間的私塾。我知道，以後這些非常傳統的東西會越來越少。

我希望女兒能對城中村的這些環境有個認識。這就像傳承一樣，我從鄉村出來，上學進入到城市裡面，我不覺得城市裡的東西有多難了解，反倒是村子裡一些傳統古典的文化比較珍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長大了以後，覺得農村跟他們很遙遠。

現在，我兒子5歲，女兒也10歲了。說實話，在有孩子之前，或者說孩子更小一點的時候，我整天從高校下班以後鑽進城中村裡，不能賺錢，一心搞藝術。但錢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後來我開始創業，就沒有那麼多精力再投入到城中村藝術了，而且現在時代背景也不一樣了。

在深圳地鐵站展覽時，陳洲父女合照。受訪者供圖

在我看來，城中村經曆了兩種時代。以前是市場經濟推動房地産主導的城中村拆遷改建的時代，地産經濟瘋狂生長，沒有文化保育概念。現在城中村的建設和推動由政府主導，市場需求沒那麼大了，政府在保護故鄉的路等方面謹慎很多，會考慮發展的需要和消化能力。

是以是有個分水嶺的。我個人覺得，房地産經濟增長的時期，關于如何對待傳統村落的文化遺産，如何規劃、建設街區，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傳統文化在城市化過程當中被破壞。我現在展覽的那些舊物，實際上屬于過去那個時代。對于目前這個時代，我已經沒有很強的動力投入精力了。

但我們還在關注城中村。2023年底，以廣州制衣行業供銷地聞名的康樂村拆遷，工業布料整車整車拉到深圳，用來做拖把和擦牆布。兩毛錢一斤，好便宜，我們就去買了一些好看的碎布料。今年是龍年，我們帶着孩子和街道的居民，一起用這些布做了一條龍，挂在博物館裡。

還有村裡面的人在拆遷前送東西過來，比如塘下村的村民搬走了，他們就把财神爺送給我，挺有意思的，這個館現在變成一個互動館了。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們沒有什麼力量，就是提出這樣一個概念，發出這樣的聲音，承認城中村的價值。那些過去的日子，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經曆，可以遇到那麼多人，告訴你生活是什麼樣的，這個城市由什麼樣的人群組成的，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這座城市。我相信，這些都是能産生共鳴的。

南方周末記者 鄭丹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柯愉樂

責編 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