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特殊經濟形态，肇始于漢，中經魏晉南北朝隋唐的緩慢形成與發展，至宋朝時獲得快速發展與繁榮。而事實上，宋朝夜市的發展，背後也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
對夜市的舉措調整
自夜市誕生之始，就是在坊市制和夜禁制的夾縫裡頑強生長起來的。秦漢以來夜禁嚴苛，唐 前期封閉性坊市制達到鼎盛，嚴重抑制着夜市形成與發展。
雖然自唐中葉以來兩制愈來愈松弛，但宋之前夜市始終是以非法身份合理化的存在，在需求與利益的強大攻勢面前，政府的禁令雖然不能完全抵制侵街侵夜的發生，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夜市的生長，夜市發展緩慢且未形成規模與氣候。
至宋，太祖乾德三年( 公元 965 年) 四月十三诏令開封府: “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而兩宋之前後朝代的宵禁時間一般起自一鼓( 一更) 。宋政府下令縮短宵禁時間，縮小 宵禁範圍。
紹興三年( 公元 1133 年) “知臨安府盧知原言: ‘車駕駐驆臨安府，屯兵既衆，居民浩 穰，今欲 相度每夜三更斷夜，五更依舊許人行往。’從之”。南宋臨安夜禁時長從三鼓至五鼓， 宵禁期間，由防隅巡警和居民實行保甲聯巡。
也就是說，宋政府允許的夜市經營時間為一更至三更，後期則允許通宵營業。自此，城鎮居民在夜間可以自由行動，夜間商品及勞務交易活動也就由非法轉為合法，夜市終于擁有合法化的身份，名正言順地迅速發展起來。
宋朝在節假日對夜市的幹預
節日是夜生活及夜市的催化劑，節慶狂歡夜未央，節日慶典、節日商貿、節日娛樂、節日休閑大多延續至夜晚。宋政府在與民同樂政策下，大力引導民風民俗，在創設新節日、維護和改造傳統節日習俗、規定節假氣氛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某種程度上也可推及夜市。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公元 981) ，“诏自今下元節宜如 上元，并賜休假三日，著于令”。同時朝廷還下令增加閑暇時間， 元旦、元宵節、冬至節; 放免的時間是每節三日。
宋朝政府會在節日期間放免房錢，一方面有官府營造寬松祥和的節日氣氛，刺激節日消費的因素和目的，另一方面，則是政府針對臨安房屋租金偏高，多數承租人負擔重這一社會問題的臨時性化解措施。可見，南宋政府具有很強的假日經濟意識。
假日政策及假日經濟對夜市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關鍵的一項便是特許關撲交易。北宋都城汴京在元旦、寒食、 冬至三大節時，開封府發出允許士庶“關撲三日” 的通告。
關撲是一種以銅錢為賭具的博戲活動。 由于它集賭博、交易、遊戲娛樂于一身，在宋代時 井社會中十分流行，平時官府禁止，三大節日特許。
三大節日時，汴京馬行街、潘樓、州東宋門外、 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州南一帶，關撲的彩棚連成一片，撲賣冠梳、珠翠、頭面、衣服、花朵、領抹、靴鞋、玩好等物。入夜，“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
此外，還有元宵節，如“宣德門，元夜點照，門下亦置露台，南至寶箓宮，兩邊關撲買賣”。 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開放金明池， 宋神宗元豐初年，“每開一池，日許士庶撲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
商品交易及關撲遊藝吸引來大量遊客。至南宋關撲已超出了節日限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常見的交易方式，于市井街市随時随處可見。撲賣之物沒有限制，既可關撲日常生活用品，也可關撲歌童、舞女、車馬、土地、房宅等。
南宋都城臨安的遊覽勝地西湖，二月初八日開始接納遊人，直至寒食清明節， 官府舉行龍舟賽，引得“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即使貧窮無錢者，“亦解質借兌，帶妻挾子，竟日嬉 遊，不醉不歸”。
此外，官府還明确表示“凡遊觀買賣， 皆無所禁”，于是一時間，各種日用商品、食品、疑是在時間上給公職人員創造更多的夜生活機會。每當金明池開池前，由禦史台在宜秋門帖出 黃榜: “三月一日，三省同奏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遊行，禦史台不得彈奏。”
可見，在“開池”期間，政府采取鼓勵、招徕的措施，吸引市民前往遊觀，允許 官員遊宴。 官方賃屋錢。由于京城房租昂貴，減免房租便成為宋朝廷在重要或關鍵時期的恩典的措施之 一。
臨安當時規定放免賃屋錢的節日主要有元娛樂品、伎藝人的表演等等，紛紛呈現。到中秋觀 潮節時“店舍經營，輻辏湖上，開張趕趁”。“江幹上下十餘裡間，珠翠羅绮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閑也”。
東京金明池開園，政府不僅 組織水戰演習，還組織争标、水秋千、百戲表演等等，以供遊人觀賞。川蜀地方政府官員大多将縱樂遊賞視為撫民政策，地方官府的支援和積極作為是成都藥市、蠶市、花市、遊江等大型商貿遊樂 活動興盛的重要前提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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