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裡炸出的年
兵哥
在我的記憶中，北京應該是最早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城市。那時候空氣污染還不是禁放的主要原因，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引發火災、傷亡等安全隐患。畢竟北京是首都，是一座具有三千年悠久曆史的古城，文物衆多、價值連城，哪一個都經不起半點火星的襲擾。
26年前我調到北京工作，在京城度過第一個春節時，雖然已經不允許人們在生活小區内放鞭炮，但在正月初一到初五的晚上，還是可以去往那些指定的地點過把瘾的。那些允許燃放煙花爆竹的地點，一般都是在小區之外的馬路邊或距離建築群較遠的廣場、空地上。
雖然那時個别地方還允許放鞭炮，卻并不是想買就能買到鞭炮的，商店裡面平時通常也是不賣這類東西的，隻有臘月二十三小年過後，在街頭一些比較空曠的地方，才會隔一段距離臨時搭起一個簡易棚子，這便是專門指定的煙花爆竹銷售點。常常是年還沒過完，這些臨時銷售點就像候鳥一樣消失不見了。
由于自小在豫中老家養成了過年放鞭炮的習慣，那時每到春節将至，我就早早買好鞭炮，放在家中，等到除夕之夜，電視裡新年聯歡晚會中辭舊迎新的鐘聲敲響前後，趁主持人向全國人民拜年的間隙，拿起鞭炮跑到小區外的燃放點去放鞭炮。
此時此刻的京城，正被此起彼伏的鞭炮聲所籠罩。那些從各地打來的拜年電話，都被這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吵得什麼都聽不清，隻能草草互緻幾句吉祥話作罷。
假如是剛剛放過鞭炮回到屋裡，接電話時就會對别人突然燃放的鞭炮聲産生反感，而完全忘了自己也是剛剛點響鞭炮的那個人。
北京夜裡的燈火，比其它城市要更亮麗，是以在北京的夜晚，很難找到漆黑的夜空，因為到處都是燈火通明。包括我住的小區内，晚上也是路燈、地燈、壁燈、裝飾燈齊明，但這些燈火與除夕夜的鞭炮煙花比起來，那就遜色多了。除夕午夜時分，站在高樓上望去，北京城的東南西北，夜空都是紅彤彤的，像早晨太陽升起前的霞光輝映。
過年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人一千多年來形成的辭舊迎新的重要風俗，據說它除了能增添過年喜慶熱鬧的氣氛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古代的人們，希望借助鞭炮煙火來驅除妖魔鬼怪、瘟瘴疫情和舊年的一切不吉不順，給新年新春增添一個好彩頭。
在老家祖輩們關于過年燃放鞭炮的故事，能講出好多種版本來。是以，從我記事起，每次過年都放鞭炮。不過那時的鞭炮工藝比較簡單，每年買回家的也就是幾個“二踢腳”，幾挂一兩百響的小鞭炮，最厲害的也隻不過是一種叫“雷子”的大炮仗，個别家境好些的，還舍得掏錢給孩子們買最小的那種“起火”和小“摔炮”。
小時候家裡貧困，過年的鞭炮買的也不多，一般是一挂一百響的鞭，五六個“二踢腳”的炮仗。到了大年初一淩晨兩三點鐘，都是父親起早到院子裡去放鞭炮。
我稍大點的時候，見父親一起床，我就也跟着起床，看他放鞭炮。我至今仍記得父親燃放“二踢腳”時的帥氣、勇敢。他一般都會在院子裡找一個地勢較高的地方，像電影《英雄兒女》裡的戰鬥英雄王成點燃爆破筒時那樣，大義凜然、毫不畏懼，身體端正與大地保持90度的站立，左手平伸拿着炮仗，右手拿一根燃着的香火，當看見父親用香火點着炮撚的那一瞬間，我早已吓得兩手緊緊捂着雙耳，跑到遠遠的地方躲開，心裡不敢看眼睛又忍不住想偷看。
父親卻巍然不動地将藥撚還在哧哧燃燒的炮仗舉在空中，靜靜等待第一聲爆炸的響起。
随着這一聲爆響，炮仗會從父親手中騰空而起，沖向高高的夜空，然後在黑暗的半空中第二次爆炸。這就是“二踢腳”名字的來曆。
第二次爆炸的響聲，也許是居高聲自遠的緣故吧，要比第一次爆炸的聲音更響亮、更有威力，仿佛整個山村都能聽得到。
農村的夜空和北京城的夜空迥然不同，是沒有燈火照映的，是以炮仗從父親手中騰空之後，我便看不到它的去處，隻能在一兩秒鐘之後，聽得空中傳來一聲脆響。
兩聲爆響過後，這個炮仗已是粉身碎骨，紅紙碎片如雨點般落下，它也算是完成了全部的使命。《紅樓夢》裡那首炮仗的謎語詩寫得最為形象，“能使妖魔膽盡催，身如束帛氣如雷。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等我長到十歲那年，大年初一早晨，父親便不再淩晨起床放鞭炮，他把這一危險、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我。
可我天生膽小，總怕鞭炮炸着手，特别是“二踢腳”的炮仗，那可是從手裡直接崩出去的，若是手指捏的位置不對或力度不到，不但崩不出去，還有可能往自己懷裡鑽或在手中炸開。
若在身上或手中爆炸，那後果是不堪設想?可父親把任務交給我了，我隻能硬着頭皮上陣。
好在父親并不在身後看着我去燃放它。我就将炮仗放在院裡的石桌上，左手捂着左耳朵、趔着身子、伸着胳膊，用右手拿着的香火去點燃炮撚，香火頭剛一碰着炮撚便轉身撒腿就跑。
結果有時在旁邊躲了半天，也聽不見炮仗爆炸，原來是由于急着轉身跑，根本就沒有把炮撚給點着。
早上吃飯時，父親便會問我，炮仗是不是捏在手中燃放的。他這樣一問我就知道我的偷工減料被父親發現了，隻好承認不是。
正當我懷疑是不是父親在屋門口偷看我放鞭炮時，他自己主動揭開了謎底。他說捏在手中的炮仗是懸空的，第一響的推力讓響聲向下，緊接着被推到半空中的炮仗，第二聲響是向上的。而我放的炮仗，那響聲都是在院子裡轉圈圈，從沒有升空。
我一聽，這姜還真是老的辣，父親聽聲音就能識破我的小伎倆，于是再放鞭炮時，我隻好壯着膽子、閉着眼睛，将它捏在手中真刀實槍地放。
怕放鞭炮，不等于不愛聽鞭炮聲。自家的鞭炮少，隻響了一會就很快聲住煙消了，讓我感覺非常不過瘾。這時村子裡家家都開始燃放鞭炮，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爆炸聲次第傳來，還在被窩裡躺着的小孩子們根本沒有了睡意。我也會從柴禾堆裡抽出幾根麻杆攥在手裡，用火柴點燃後做成火把，舉着它跑到村子裡别人家放過鞭炮的地方，去“遛鞭炮”，也就是揀拾那些因斷了撚子或掉進塵土裡，沒有炸響的鞭炮。
可不要小看這些揀來的殘缺不全的啞鞭炮，它們被孩子們揀來之後裝在口袋裡，能成為大年初一一整天的驕傲資本。因為小孩子過年，手中若是沒有一把随時可以點燃放響的鞭炮，在其他孩子面前，會窮得擡不起頭，就隻剩下跟在别人屁股後面跑着看熱鬧的份兒。
後來我入伍到了部隊，連隊過年也放鞭炮，那些鞭炮比起我家的，從數量上和品質上，都要好出一大截。
1987年，我在合肥安了家，那時合肥并沒有禁放鞭炮的規矩，春節依舊是家家戶戶放鞭炮。遠離家鄉的我，也不例外，由于在外地過年，心中增添了一份鄉愁，我買的鞭炮明顯要多于父親在老家買的鞭炮數量，我要借鞭炮抒發遊子的思鄉之情。
不過這一切在我調到北京之後都變了，開始雖然每年也買鞭炮，但在小區外的燃放點上放鞭炮，和在自己院裡放鞭炮相比，有了本質的差別。因為在自家院子裡燃放鞭炮，是傳統意義上的燃放，是自己的喜慶。而在燃放點上燃放，一下子将自家的事情放在了公共空間裡，傳統意義變了味兒，燃放鞭炮不知道是為誰燃放，為自己?為家人?可那不是自己的家呀。為城市?為鄰裡?可明明說的是家家戶戶過大年。
更令我不可接受的是，北京和鄉村不同，大部分人是不認識的，認識的人和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放鞭炮，比的不是過年的喜慶，有的人完全是借燃放煙花爆竹在炫富。
他們放的不是普通的鞭炮，而是我叫不出名字的煙花。個頭大、樣子怪，成箱成捆，燃放出來的響聲如雷、花樣百出，燃放後地上遺留下一堆一堆的廢物垃圾，不用說那價格一定不菲。我手中拿的五百響、一千響的鞭炮，對于我來說己經比小時候奢侈百倍，可與人家相比，我這本來剛剛升起的那點優越感，在那一波又一波的煙花騰空聚散中，漸漸變得像燃爆過的鞭炮一樣，碎了一地。
有時和朋友說起有人過年放煙花，動辄成千上萬元的燒錢，他們就會對我說：“你以為那成千上萬的煙花都是他們自己掏錢買的嗎?都是别人送的，不是送的也是公款消費。”聽了朋友的話，我心中釋然了，因為按老輩人的說法，誰花錢誰消災，誰買的鞭炮綻放誰的歡樂，而那些不是自己掏錢買煙花的人，無論他放的煙花在空中開得多麼燦爛絢麗，既不能為燃放的人消災，也不能為他們帶來歡樂與吉祥。
妻子随軍來京之後，幹的是環衛工作，不但春節從來沒有休息過，過年反而成了他們環衛勞工最累的時候。因為除夕和大年初一的煙花鞭炮，燃放之後形成巨量垃圾，需要他們付出比平時多幾十倍的勞動才能清掃幹淨。
後來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大年初一淩晨，和妻子一起騎車上馬路，幫她們環衛班清掃鞭炮的殘渣碎屑，記得有一年初一早晨，僅一個環衛班就清理了一百三十六車垃圾。
也是從那時起，我不再燃放鞭炮，過年時隻在心中回憶一下兒時放鞭炮的細節，聊補對鞭炮的不了之情。
現在每當過年前，都會看到小區裡拉起長長的橫幅，上面用大大的宋體字寫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其實這橫幅早已是多餘的了，因為北京多年前就已向社會公布全域禁放的行政令，素質極高的北京人，肯定不會為這種小事明知故犯。況且随着文化生活的愈加豐富多彩，燃放煙花爆竹的傳統喜慶方式，早已在北京人的心中被淡忘。即使允許人們在集中點燃放煙花爆竹，有誰還會對那種已然變味、隔靴搔癢，純粹是形式的歡樂有興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