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里炸出的年
兵哥
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应该是最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那时候空气污染还不是禁放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引发火灾、伤亡等安全隐患。毕竟北京是首都，是一座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文物众多、价值连城，哪一个都经不起半点火星的袭扰。
26年前我调到北京工作，在京城度过第一个春节时，虽然已经不允许人们在生活小区内放鞭炮，但在正月初一到初五的晚上，还是可以去往那些指定的地点过把瘾的。那些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一般都是在小区之外的马路边或距离建筑群较远的广场、空地上。
虽然那时个别地方还允许放鞭炮，却并不是想买就能买到鞭炮的，商店里面平时通常也是不卖这类东西的，只有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在街头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才会隔一段距离临时搭起一个简易棚子，这便是专门指定的烟花爆竹销售点。常常是年还没过完，这些临时销售点就像候鸟一样消失不见了。
由于自小在豫中老家养成了过年放鞭炮的习惯，那时每到春节将至，我就早早买好鞭炮，放在家中，等到除夕之夜，电视里新年联欢晚会中辞旧迎新的钟声敲响前后，趁主持人向全国人民拜年的间隙，拿起鞭炮跑到小区外的燃放点去放鞭炮。
此时此刻的京城，正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所笼罩。那些从各地打来的拜年电话，都被这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吵得什么都听不清，只能草草互致几句吉祥话作罢。
假如是刚刚放过鞭炮回到屋里，接电话时就会对别人突然燃放的鞭炮声产生反感，而完全忘了自己也是刚刚点响鞭炮的那个人。
北京夜里的灯火，比其它城市要更亮丽，所以在北京的夜晚，很难找到漆黑的夜空，因为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包括我住的小区内，晚上也是路灯、地灯、壁灯、装饰灯齐明，但这些灯火与除夕夜的鞭炮烟花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除夕午夜时分，站在高楼上望去，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夜空都是红彤彤的，像早晨太阳升起前的霞光辉映。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一千多年来形成的辞旧迎新的重要风俗，据说它除了能增添过年喜庆热闹的气氛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古代的人们，希望借助鞭炮烟火来驱除妖魔鬼怪、瘟瘴疫情和旧年的一切不吉不顺，给新年新春增添一个好彩头。
在老家祖辈们关于过年燃放鞭炮的故事，能讲出好多种版本来。所以，从我记事起，每次过年都放鞭炮。不过那时的鞭炮工艺比较简单，每年买回家的也就是几个“二踢脚”，几挂一两百响的小鞭炮，最厉害的也只不过是一种叫“雷子”的大炮仗，个别家境好些的，还舍得掏钱给孩子们买最小的那种“起火”和小“摔炮”。
小时候家里贫困，过年的鞭炮买的也不多，一般是一挂一百响的鞭，五六个“二踢脚”的炮仗。到了大年初一凌晨两三点钟，都是父亲起早到院子里去放鞭炮。
我稍大点的时候，见父亲一起床，我就也跟着起床，看他放鞭炮。我至今仍记得父亲燃放“二踢脚”时的帅气、勇敢。他一般都会在院子里找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战斗英雄王成点燃爆破筒时那样，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身体端正与大地保持90度的站立，左手平伸拿着炮仗，右手拿一根燃着的香火，当看见父亲用香火点着炮捻的那一瞬间，我早已吓得两手紧紧捂着双耳，跑到远远的地方躲开，心里不敢看眼睛又忍不住想偷看。
父亲却巍然不动地将药捻还在哧哧燃烧的炮仗举在空中，静静等待第一声爆炸的响起。
随着这一声爆响，炮仗会从父亲手中腾空而起，冲向高高的夜空，然后在黑暗的半空中第二次爆炸。这就是“二踢脚”名字的来历。
第二次爆炸的响声，也许是居高声自远的缘故吧，要比第一次爆炸的声音更响亮、更有威力，仿佛整个山村都能听得到。
农村的夜空和北京城的夜空迥然不同，是没有灯火照映的，所以炮仗从父亲手中腾空之后，我便看不到它的去处，只能在一两秒钟之后，听得空中传来一声脆响。
两声爆响过后，这个炮仗已是粉身碎骨，红纸碎片如雨点般落下，它也算是完成了全部的使命。《红楼梦》里那首炮仗的谜语诗写得最为形象，“能使妖魔胆尽催，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等我长到十岁那年，大年初一早晨，父亲便不再凌晨起床放鞭炮，他把这一危险、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
可我天生胆小，总怕鞭炮炸着手，特别是“二踢脚”的炮仗，那可是从手里直接崩出去的，若是手指捏的位置不对或力度不到，不但崩不出去，还有可能往自己怀里钻或在手中炸开。
若在身上或手中爆炸，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可父亲把任务交给我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阵。
好在父亲并不在身后看着我去燃放它。我就将炮仗放在院里的石桌上，左手捂着左耳朵、趔着身子、伸着胳膊，用右手拿着的香火去点燃炮捻，香火头刚一碰着炮捻便转身撒腿就跑。
结果有时在旁边躲了半天，也听不见炮仗爆炸，原来是由于急着转身跑，根本就没有把炮捻给点着。
早上吃饭时，父亲便会问我，炮仗是不是捏在手中燃放的。他这样一问我就知道我的偷工减料被父亲发现了，只好承认不是。
正当我怀疑是不是父亲在屋门口偷看我放鞭炮时，他自己主动揭开了谜底。他说捏在手中的炮仗是悬空的，第一响的推力让响声向下，紧接着被推到半空中的炮仗，第二声响是向上的。而我放的炮仗，那响声都是在院子里转圈圈，从没有升空。
我一听，这姜还真是老的辣，父亲听声音就能识破我的小伎俩，于是再放鞭炮时，我只好壮着胆子、闭着眼睛，将它捏在手中真刀实枪地放。
怕放鞭炮，不等于不爱听鞭炮声。自家的鞭炮少，只响了一会就很快声住烟消了，让我感觉非常不过瘾。这时村子里家家都开始燃放鞭炮，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爆炸声次第传来，还在被窝里躺着的小孩子们根本没有了睡意。我也会从柴禾堆里抽出几根麻杆攥在手里，用火柴点燃后做成火把，举着它跑到村子里别人家放过鞭炮的地方，去“遛鞭炮”，也就是拣拾那些因断了捻子或掉进尘土里，没有炸响的鞭炮。
可不要小看这些拣来的残缺不全的哑鞭炮，它们被孩子们拣来之后装在口袋里，能成为大年初一一整天的骄傲资本。因为小孩子过年，手中若是没有一把随时可以点燃放响的鞭炮，在其他孩子面前，会穷得抬不起头，就只剩下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着看热闹的份儿。
后来我入伍到了部队，连队过年也放鞭炮，那些鞭炮比起我家的，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好出一大截。
1987年，我在合肥安了家，那时合肥并没有禁放鞭炮的规矩，春节依旧是家家户户放鞭炮。远离家乡的我，也不例外，由于在外地过年，心中增添了一份乡愁，我买的鞭炮明显要多于父亲在老家买的鞭炮数量，我要借鞭炮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
不过这一切在我调到北京之后都变了，开始虽然每年也买鞭炮，但在小区外的燃放点上放鞭炮，和在自己院里放鞭炮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在自家院子里燃放鞭炮，是传统意义上的燃放，是自己的喜庆。而在燃放点上燃放，一下子将自家的事情放在了公共空间里，传统意义变了味儿，燃放鞭炮不知道是为谁燃放，为自己?为家人?可那不是自己的家呀。为城市?为邻里?可明明说的是家家户户过大年。
更令我不可接受的是，北京和乡村不同，大部分人是不认识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放鞭炮，比的不是过年的喜庆，有的人完全是借燃放烟花爆竹在炫富。
他们放的不是普通的鞭炮，而是我叫不出名字的烟花。个头大、样子怪，成箱成捆，燃放出来的响声如雷、花样百出，燃放后地上遗留下一堆一堆的废物垃圾，不用说那价格一定不菲。我手中拿的五百响、一千响的鞭炮，对于我来说己经比小时候奢侈百倍，可与人家相比，我这本来刚刚升起的那点优越感，在那一波又一波的烟花腾空聚散中，渐渐变得像燃爆过的鞭炮一样，碎了一地。
有时和朋友说起有人过年放烟花，动辄成千上万元的烧钱，他们就会对我说：“你以为那成千上万的烟花都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吗?都是别人送的，不是送的也是公款消费。”听了朋友的话，我心中释然了，因为按老辈人的说法，谁花钱谁消灾，谁买的鞭炮绽放谁的欢乐，而那些不是自己掏钱买烟花的人，无论他放的烟花在空中开得多么灿烂绚丽，既不能为燃放的人消灾，也不能为他们带来欢乐与吉祥。
妻子随军来京之后，干的是环卫工作，不但春节从来没有休息过，过年反而成了他们环卫工人最累的时候。因为除夕和大年初一的烟花鞭炮，燃放之后形成巨量垃圾，需要他们付出比平时多几十倍的劳动才能清扫干净。
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大年初一凌晨，和妻子一起骑车上马路，帮她们环卫班清扫鞭炮的残渣碎屑，记得有一年初一早晨，仅一个环卫班就清理了一百三十六车垃圾。
也是从那时起，我不再燃放鞭炮，过年时只在心中回忆一下儿时放鞭炮的细节，聊补对鞭炮的不了之情。
现在每当过年前，都会看到小区里拉起长长的横幅，上面用大大的宋体字写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实这横幅早已是多余的了，因为北京多年前就已向社会公布全域禁放的行政令，素质极高的北京人，肯定不会为这种小事明知故犯。况且随着文化生活的愈加丰富多彩，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喜庆方式，早已在北京人的心中被淡忘。即使允许人们在集中点燃放烟花爆竹，有谁还会对那种已然变味、隔靴搔痒，纯粹是形式的欢乐有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