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期充滿了張力和沖突。這是一個新舊思想紛然雜陳的時代，也是一個舉步維艱的痛苦時代，生存在這個變化多端、混沌不安的時代夾縫之中。在這個時代，既有為國為民的政治抗争，也有結黨營私的宗派混鬥；既有改革志士的勵精圖治，也有官僚群體的腐敗無能；既可以看到個性的空前張揚，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極度膨脹。湯顯祖并非一個勇敢的鬥士，但也不完全是一個消極的傳統士大夫。作為引領時代潮流的文學家，他一生都飽受“性氣乖時，遊宦不達”的困擾。
他的人生實踐和文學創作都真實地銘刻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在曆史洪流中所經曆的複雜心态。湯顯祖生長于書香門第，幼時即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被稱為“湯氏甯馨兒”。5歲時，因為談論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哲學命題而備受督學賞識，被視為奇才，名聲迅速傳播開來。與其他士人一樣，湯顯祖很早就走上了讀書、應舉之路，希望通過仕途來實作傳統士大夫的治世理想。他的才華蓋過天下，被人視為幸事。
他14歲成為縣諸生，在21歲參加江西省秋試時，以第8名中舉。然而，湯顯祖的科舉之路并不順遂。在接連的4次進士考試中，有2次因制藝文不合考官的口味而名落孫山。他拒絕通過張居正的延攬以不正當手段來求取功名，甚至說：“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直到1583年，他第五次參加會試，才以第三甲中的低名次錄取。
這一年，湯顯祖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北京禮部，原本是等待晉升中央官衙高位的好機會，但他不願接受官場結黨籠絡，于是自請了一個主管祭祀的閑差——南京太常博士。1584年7月，湯顯祖從北京啟程到南京太常寺報到，正式開始了他在南京陪都的仕途人生。當時他已經35歲。在南京任上，他改編了未成稿的《紫蕭記》為《紫钗記》，校定了《冊府元黾》，并重修了《宋史》(未成)，并于1589年升任正六品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湯顯祖在1591年上書《論輔臣科臣疏》，激烈批評朝政，是以被貶至廣東徐聞擔任典史，但在知縣熊敏的支援下，他在廣東成立了名為“貴生書院”的學府。随後，他被調往位于浙西南萬山群峰之中的貧瘠小縣遂昌擔任知縣。湯顯祖将這裡視為實作政治抱負的試驗場，在任内他簡政愛民，扶持農桑，抑制豪強，除虎患，興辦書院，甚至在除夕放囚納福，元宵燈會放囚觀燈，政事井然，民風淳樸，因而成為兩浙冠絕良吏。
然而，他在遂昌任職的五年中，七歲的女兒和兩歲的幼子相繼夭折，喪失至親之痛讓他備受折磨。朝廷向天下百姓征收礦稅以解決财政危機，這種“狂稅”讓湯顯祖對仕途的理想徹底破滅。完成傑作《牡丹亭》後，他前往北京述職，卻毅然向吏部請假還鄉，朝廷三年後以“負才輕佻”、“浮躁”之名削去他的職務。憤懑悲傷之下，他對官場徹底失望，創作了傳世之作《邯鄲記》傳奇。他的長子在南京夭折後，他又創作了《南柯記》傳奇。
至此，湯顯祖完成了備受後人傳頌的《臨川四夢》：《紫钗記》、《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回顧湯顯祖的人生曆程，他懷揣着單純而美好的理想踏上了仕途。然而，在晚明時代的新舊思想夾縫中，湯顯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儒士形象。他堅守“百姓日用即是道”和“不求諸古，隻求諸今；不求諸聖，隻求諸愚”的哲學主張，否定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觀念，提倡個體獨立精神和獨立意識，以“一世不可餘，餘亦不可一世”的豪放氣概傲然立于世。
在晚明時代，這一時期已成為魏晉六朝之後的儒家文化“斷層”帶，而湯顯祖正是在這個時代煥發出了異彩。湯顯祖，一位狂士，以其坦蕩直率的個性彰顯與衆不同之處。他強調文學創作中的“通變”，即擺脫拘束，展現狂士另類的一面。在創作中，他勇于突破正常，積極進取，決不墨守成規。他自稱：“文章好淳俗，曲度自教作”，并表示他的“傳奇多夢語”，這表明他作為一位儒士，并非囿于教條，而是主張承繼傳統儒家思想的同時，不将儒家傳統觀念作為判斷事物的唯一标準。
然而，這種特質也導緻湯顯祖在情感上常常過于激昂，理性上則欠缺充沛，在參與社會政治時懷着強烈願望卻缺乏實際的執政能力。受浪漫氣質的影響，他未能意識到世道的曲折、仕途的艱辛以及人心的險惡。一旦遭遇挫折，他便心灰意冷，放棄政治活動，專心于戲曲創作。對現實的深刻洞察使他對政治理想失去信心，難以以儒家思想實作理想，隻能通過戲曲創作求助于佛道思想。
尤其是在《南柯記》中，淳于棼夢醒後，與瑤芳“情盡”，隻能遁入空門，這展現了湯顯祖對現實世界的絕望，試圖尋求佛教思想來解脫。此外，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也明顯帶有佛道印記，可謂他透過藝術形式表達了當時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潮。湯顯祖的作品受到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與儒家觀念産生了沖突。佛教強調生死無常，主張透過描述人生的苦難來證明死亡能夠解脫人們的痛苦，而儒家則非常重視生命。
荀子在《正名》中指出：“人們渴望生存，厭惡死亡。然而，選擇生還是死并不是因為不願意生存，而是因為在特定環境下，有時候生存是錯誤的，而死亡是正确的。”這表明了人們對于生存和死亡之間沖突心态的深刻認識。在戲曲表演《牡丹亭》中，湯顯祖以儒家觀點對待生命，提出了對生死問題的獨特看法：“生命的珍貴何在？宇宙間隻有這一次生命。海浪時刻拍打着岸邊，誰能完全了解生命的寶貴！”這說明他從儒家思想角度探讨生死問題。
此外，佛教和道教都主張抑制感情和欲望，而宋明理學則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觀點。然而，湯顯祖卻認為“人生來就有情感”，“世間就是被情感所支配。情感孕育了詩歌，并貫穿于精神之中……”。是以，他在文學藝術上倡導情感統領意志，要求作品表達情感并打動人心。在他的作品中，“情”主要展現在個體的正常生理欲望。随後，湯顯祖撰寫了《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在其中，他将個人情感融入社會道德規範，即儒家所倡導的秩序、規範和道德準則。
他認為個人情感的表達最終目的是維護善良的社會秩序和人倫道德，即達到了“以個人情感展現社會道德，成為道德準則的最高樂趣”(《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在社會思想方面，他将“人情世界”與“法規社會”相對立，批評“目前社會普遍抑制才情，推崇官員統治”(《青蓮閣記》)。在任遂昌知縣期間，他放囚犯回家過年、元宵節觀燈等做法雖然旨在打破明代官員統治，但并未在現實中獲得認同。他的這一主張隻有通過藝術手段在自己的戲劇中得以表達。
對于“情”的了解，湯顯祖有着獨到見解。在《牡丹亭》中，他從兩個角度描繪了杜寶的形象。作為父親，杜寶嚴厲冷漠，甚至顯得頑固古闆；而作為太守，杜寶則是一個忠誠的君主，勤勉于治理國家，關心百姓。湯顯祖的人生經曆，從儒士宏圖大志，到辭官隐居，再到身份的躍變為戲劇家，展現了許多傳統文人的典型軌迹。他們往往身居官場，卻也飽覽文學之光，刻意追求救世理想與世道險惡的巨大反差。盡管這種追求摧毀了他們的政治前程，卻激發了他們的文學天賦。
湯顯祖在政治上的成就并不顯著，然而他成功将未能在現實中實作的理想融入戲劇作品，正是這種融合赢得了他在文壇上幾百年不朽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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