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充满了张力和矛盾。这是一个新旧思想纷然杂陈的时代，也是一个举步维艰的痛苦时代，生存在这个变化多端、混沌不安的时代夹缝之中。在这个时代，既有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也有结党营私的宗派混斗；既有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也有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汤显祖并非一个勇敢的斗士，但也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学家，他一生都饱受“性气乖时，游宦不达”的困扰。
他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都真实地铭刻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历史洪流中所经历的复杂心态。汤显祖生长于书香门第，幼时即展现出非凡的才华，被称为“汤氏宁馨儿”。5岁时，因为谈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哲学命题而备受督学赏识，被视为奇才，名声迅速传播开来。与其他士人一样，汤显祖很早就走上了读书、应举之路，希望通过仕途来实现传统士大夫的治世理想。他的才华盖过天下，被人视为幸事。
他14岁成为县诸生，在21岁参加江西省秋试时，以第8名中举。然而，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在接连的4次进士考试中，有2次因制艺文不合考官的口味而名落孙山。他拒绝通过张居正的延揽以不正当手段来求取功名，甚至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直到1583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以第三甲中的低名次录取。
这一年，汤显祖赐同进士出身观政北京礼部，原本是等待晋升中央官衙高位的好机会，但他不愿接受官场结党笼络，于是自请了一个主管祭祀的闲差——南京太常博士。1584年7月，汤显祖从北京启程到南京太常寺报到，正式开始了他在南京陪都的仕途人生。当时他已经35岁。在南京任上，他改编了未成稿的《紫萧记》为《紫钗记》，校定了《册府元黾》，并重修了《宋史》(未成)，并于1589年升任正六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汤显祖在1591年上书《论辅臣科臣疏》，激烈批评朝政，因此被贬至广东徐闻担任典史，但在知县熊敏的支持下，他在广东成立了名为“贵生书院”的学府。随后，他被调往位于浙西南万山群峰之中的贫瘠小县遂昌担任知县。汤显祖将这里视为实现政治抱负的试验场，在任内他简政爱民，扶持农桑，抑制豪强，除虎患，兴办书院，甚至在除夕放囚纳福，元宵灯会放囚观灯，政事井然，民风淳朴，因而成为两浙冠绝良吏。
然而，他在遂昌任职的五年中，七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幼子相继夭折，丧失至亲之痛让他备受折磨。朝廷向天下百姓征收矿税以解决财政危机，这种“狂税”让汤显祖对仕途的理想彻底破灭。完成杰作《牡丹亭》后，他前往北京述职，却毅然向吏部请假还乡，朝廷三年后以“负才轻佻”、“浮躁”之名削去他的职务。愤懑悲伤之下，他对官场彻底失望，创作了传世之作《邯郸记》传奇。他的长子在南京夭折后，他又创作了《南柯记》传奇。
至此，汤显祖完成了备受后人传颂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回顾汤显祖的人生历程，他怀揣着单纯而美好的理想踏上了仕途。然而，在晚明时代的新旧思想夹缝中，汤显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士形象。他坚守“百姓日用即是道”和“不求诸古，只求诸今；不求诸圣，只求诸愚”的哲学主张，否定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念，提倡个体独立精神和独立意识，以“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的豪放气概傲然立于世。
在晚明时代，这一时期已成为魏晋六朝之后的儒家文化“断层”带，而汤显祖正是在这个时代焕发出了异彩。汤显祖，一位狂士，以其坦荡直率的个性彰显与众不同之处。他强调文学创作中的“通变”，即摆脱拘束，展现狂士另类的一面。在创作中，他勇于突破常规，积极进取，决不墨守成规。他自称：“文章好淳俗，曲度自教作”，并表示他的“传奇多梦语”，这表明他作为一位儒士，并非囿于教条，而是主张承继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不将儒家传统观念作为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
然而，这种特质也导致汤显祖在情感上常常过于激昂，理性上则欠缺充沛，在参与社会政治时怀着强烈愿望却缺乏实际的执政能力。受浪漫气质的影响，他未能意识到世道的曲折、仕途的艰辛以及人心的险恶。一旦遭遇挫折，他便心灰意冷，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于戏曲创作。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使他对政治理想失去信心，难以以儒家思想实现理想，只能通过戏曲创作求助于佛道思想。
尤其是在《南柯记》中，淳于棼梦醒后，与瑶芳“情尽”，只能遁入空门，这展现了汤显祖对现实世界的绝望，试图寻求佛教思想来解脱。此外，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也明显带有佛道印记，可谓他透过艺术形式表达了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潮。汤显祖的作品受到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与儒家观念产生了冲突。佛教强调生死无常，主张透过描述人生的苦难来证明死亡能够解脱人们的痛苦，而儒家则非常重视生命。
荀子在《正名》中指出：“人们渴望生存，厌恶死亡。然而，选择生还是死并不是因为不愿意生存，而是因为在特定环境下，有时候生存是错误的，而死亡是正确的。”这表明了人们对于生存和死亡之间矛盾心态的深刻认识。在戏曲表演《牡丹亭》中，汤显祖以儒家观点对待生命，提出了对生死问题的独特看法：“生命的珍贵何在？宇宙间只有这一次生命。海浪时刻拍打着岸边，谁能完全理解生命的宝贵！”这说明他从儒家思想角度探讨生死问题。
此外，佛教和道教都主张抑制感情和欲望，而宋明理学则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然而，汤显祖却认为“人生来就有情感”，“世间就是被情感所支配。情感孕育了诗歌，并贯穿于精神之中……”。因此，他在文学艺术上倡导情感统领意志，要求作品表达情感并打动人心。在他的作品中，“情”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正常生理欲望。随后，汤显祖撰写了《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在其中，他将个人情感融入社会道德规范，即儒家所倡导的秩序、规范和道德准则。
他认为个人情感的表达最终目的是维护善良的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即达到了“以个人情感体现社会道德，成为道德准则的最高乐趣”(《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在社会思想方面，他将“人情世界”与“法规社会”相对立，批评“当前社会普遍抑制才情，推崇官员统治”(《青莲阁记》)。在任遂昌知县期间，他放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观灯等做法虽然旨在打破明代官员统治，但并未在现实中获得认同。他的这一主张只有通过艺术手段在自己的戏剧中得以表达。
对于“情”的理解，汤显祖有着独到见解。在《牡丹亭》中，他从两个角度描绘了杜宝的形象。作为父亲，杜宝严厉冷漠，甚至显得顽固古板；而作为太守，杜宝则是一个忠诚的君主，勤勉于治理国家，关心百姓。汤显祖的人生经历，从儒士宏图大志，到辞官隐居，再到身份的跃变为戏剧家，展现了许多传统文人的典型轨迹。他们往往身居官场，却也饱览文学之光，刻意追求救世理想与世道险恶的巨大反差。尽管这种追求摧毁了他们的政治前程，却激发了他们的文学天赋。
汤显祖在政治上的成就并不显著，然而他成功将未能在现实中实现的理想融入戏剧作品，正是这种融合赢得了他在文坛上几百年不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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