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 記者 陳彬
朱邦芬，資料圖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實體系教授朱邦芬的辦公室本就不大，四處堆滿的書籍更是占據了房間的大半空間。《中國科學報》記者走進辦公室時，竟沒有第一時間發現正在“書堆”中伏案工作的朱邦芬。
“這樣的環境更适合做學問。”他說。
清華大學給了朱邦芬一個适于做學問的“小環境”。作為實體學家的他，這些年主持清華實體傑出人才培養計劃的核心理念，同樣是要營造一個有利于未來實體學傑出人才脫穎而出的“小環境”。
2023年4月，清華大學正式釋出實體人才培養“攀登計劃”招生辦法，旨在培養實體學和以實體學為基礎的高科技領域一流創新人才。這标志着這項由諾貝爾實體學獎獲得者、清華大學教授楊振甯提出，朱邦芬領銜的人才培養計劃正式實施。
2023年9月，“攀登計劃”的第一屆60名同學正式入學，如今已度過了他們在清華園的第一個學期。
“通過‘攀登計劃’，我們希望讓部分優秀學生從刷題和拿高分的慣性中走出來，讓他們有時間仰望星空、思考更深入的問題，甚至‘胡思亂想’。”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身為“攀登計劃”首席教授的朱邦芬如此說道。
僅靠課堂講授難出一流創新人才科技創新
《中國科學報》：推出“攀登計劃”前，清華大學已經有多個關于實體學的人才培養計劃，它們彼此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朱邦芬：應該說，“攀登計劃”是清華大學幾十年實體學人才培養的一種延續。
上世紀末，為加強大陸基礎科學研究，楊振甯先生在清華大學成立了高等研究中心。本着為中心提供優秀研究所學生苗子的目的，當時清華大學實體系和數學系的4位老師向學校提出創辦清華大學基礎科學班（以下簡稱基科班）。
現在看來，基科班的人才培養是相當成功的，其特色可歸結為四點。
其一，楊振甯先生曾直言，國内相當多的實體學家對數學往往采取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态度，覺得數學能用就行，不會花太多工夫嘗試用數學家思維思考和解決問題。他認為，數學與實體隻是一條根上分出的不同枝丫，應給予同等重視。是以，基科班從一開始便同時強化學生的數學、實體能力培養。
打好基礎後，基科班學生可以在大二時自由選擇數學或實體，以及清華校内的其他學科方向繼續學習。這些方向中，既可以是基礎科學領域的生物、化學，也可以是工科領域的計算機、電子，甚至可以是汽車工程等應用性很強的專業。
其二，針對當時國内學生普遍存在的“不會想問題、不會做研究”現象，基科班專門開設了一門專題研讨課，允許學生從大三開始跟随某位老師進入研究組，實際觀察如何做研究、如何在研究中學會此前不懂的知識。
此舉旨在使學生掌握一種被楊先生稱為“滲透式”的學習方式。以往，學生習慣于教師一門門課程地系統授課、他們一本本教材地系統學習，但在畢業後的實際工作或研究中，他們遇到的更多情況是與問題“狹路相逢”。此時，學生再找書籍從頭學起，或回到學校聽一門完整的課是不可能的。是以，遇到問題時設法解決，這對學生而言是最重要的學習方式。
其三，學生有選擇的自由。基科班學生可以根據自身興趣選擇任意研究領域，我們也鼓勵學生接觸多個領域，最後确定自身的興趣點。在導師方面，不但清華校内所有老師都可以供他們選擇，而且如果學生希望跟随外校或校外科研機構的老師，我們也會盡力幫忙聯系。
如此，我們給學生提供一個充分自由的學術選擇空間。其間，學生可以随時更換研究領域和導師。我們甚至會鼓勵學生這樣做，因為學生本就不應過早地決定自身方向，一頭紮進不适合自己或興趣不大的領域并不利于其成長。
其四，我們還會想方設法邀請國内外最好的老師。
通過上述措施，基科班發展至今，已經培養出一批優秀人才。至2009年，伴随着大陸基礎學科人才拔尖計劃的推出，在原有探索的基礎上，我們又推出了清華學堂實體班（以下簡稱學堂班）。
學堂班繼承了很多基科班的做法，但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學生的選擇範圍，畢竟我們要培養的是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如果學生的興趣不在于此，也就沒必要留在這個項目中。
學堂班也有一些獨有的特色。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真正有創造性的傑出人才，僅靠教師的課堂講授是培養不出來的。是以，我們特别強調學校、老師、學生一起努力，營造一種讓一些好苗子更有可能脫穎而出的好環境。
何為“好環境”，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要素——
一是有一批好學生，并且這些學生之間能産生強“互相作用”，這非常關鍵；二是有一個好學風；三是有一批優秀導師；四是有國際化視野；五是有比較好的軟體和硬體條件。
還有一點特别重要。當下，國内高校學生普遍缺乏自主空間，因為他們的課程被排得太滿、課業任務太重，學生被動地被灌輸知識而非主動學習，沒時間思考一些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的問題，比如一生到底該做些什麼、選擇哪個領域比較合适、其從事的領域有哪些未解決的挑戰性問題……總之，整天應付老師布置的各項作業，而忽略了自身未來發展。
大陸曆來講究因材施教，但往往是學生越優秀，就越讓他多學一點課程，提早學一點、學難一點。而學堂班的因材施教是——學生越是好苗子，就越要給他更多寬松條件。比如，經過我的準許，他們可以放棄一些課程的學習，或者可以用一門課代替另一門課。這樣可以促使學生主動學習、主動研究。
培養大師級人才的五個問題
《中國科學報》：是否可以說，基科班和學堂班是 “攀登計劃”推出前的一個基礎和準備？
朱邦芬：“攀登計劃”的想法緣起于2018年。當年恰逢基科班成立20周年，學堂班成立也已有10年之久。于是，我們想舉辦一個論壇，總結過去的成績并找出問題。
對于這些年取得的成績，我們感覺不錯。比如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标”的美國斯隆獎，截至2023年，共有55名清華畢業生獲此獎項，其中實體系畢業的有23人。在新世紀的前8年，清華實體系無一人獲得該獎項；第二個8年中，實體系有4人獲獎；至第三個8年，獲獎人數達到8人，進步很明顯。
對此，我們有點“沾沾自喜”。然而，楊振甯先生卻不滿意。在他的心目中，所謂“一流傑出人才”是要引領世界科技潮流，甚至對标諾貝爾獎的。顯然，目前我們的人才培養還達不到這一層次。
事實上，多年來我也覺得要培養大師級人才和科技領域的世界級領軍人物，的确需要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
《中國科學報》：您所指的深層次問題具體包括哪些？
朱邦芬：我梳理了5個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急功近利氛圍的幹擾。當下，國内科教領域在很多層面都很浮躁，人們耐不住寂寞。受此熏染，學生追求學位、追求學分勝過追求學問。有條件的優秀大學生嘗試科研本是件好事，但有的同學剛進入大學，就急着要進某位老師的研究組，想着怎樣“發文章”。然而，為炮制一份光鮮的履歷而“發文章”是沒什麼用處的。
早在創辦學堂班時，就有人問過我——清華的學生已經足夠優秀，為什麼還要挑選學生開設學堂班？
這個問題我們認真考慮過。事實上，如果周圍的大環境不那麼急功近利，的确不需要開設學堂班。但正因目前的這種浮躁氛圍，使得很多學生隻想着将來找到好工作、有好收入。相較于工科學生，基礎研究領域的學生畢業後找到“好位置”的難度更大，也就更難沉下心從事基礎研究。從這個角度說，在清華大學這樣以工科見長的學校，“基礎研究”更像是一個“弱勢群體”。
通過學堂班，我們希望将一批有志于基礎學科研究領域的學生聚在一起，彼此切磋、互相鼓勵，使他們能在浮躁的環境中沉得住氣、坐得下來。這是我們設立學堂班的核心考慮，即營造一個好的小環境。
目前，我們在校内營造的小環境還可以，但學生終究要畢業，離開學校後能否繼續“甯靜以緻遠”，在基礎研究或以基礎科學為基礎的高科技領域做第一流的探索，仍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在這方面，“攀登計劃”想通過加強通識教育，讓我們的同學慎思明辨，具有批判性的思維能力；立己達人，形成全人格的價值養成。
第二個問題來自我們文化和教育傳統中某些不利于創新的因素。中國教育傾向于趨同化和标準化，中國文化提倡集體主義，不鼓勵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非常有利于建造大工程，有利于技術攻關，但不利于個人原創力的發揮。
基礎科學的原始創新（所謂“從0到1”）更依靠個人的自由探索，發揮個人的想象力和主動性，是以需要一個寬容性的環境；工程技術上的成功主要依靠群體力量、整體素質加上組織力。在這方面，大陸教育的長處和短處都很明顯。按楊先生的說法，我們的教育模式對80分左右的學生比較好，美國的教育模式對90分以上的學生更有利。
我們需要探索在保持傳統教育優點的基礎上，使一批最有才能的人獲得較寬松的空間，允許其自由地“胡思亂想”，甚至“離經叛道”。
第三個問題是缺少世界一流的導師。真正的一流大師對學生成長的作用，并不主要展現在對知識的傳授方面，而是培養學生的思維風格和學術品位（taste），并且表現在指導學生選擇研究領域和方向上。
一位老師在學術上的品位如何，直接影響學生的成長。比如，如果老師的品位較低，認為招學生進來就要幹活、發文章，而且越多越好，這無疑會害了學生。很多大師之是以被稱為“一流”，就在于他能使學生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這直接影響學生在從事研究時，能否發現一些很獨特的問題，能否判斷什麼問題是重要或者是有意義的。
我們盡管有很多優秀老師，但總體而言，其視野依然比較窄，能達到如楊先生這種看問題高度者更是鳳毛麟角。然而，我們的目标既然是培養世界頂尖人才，就必然對老師的學術視野和學術品位有極高要求。這方面我們仍有所欠缺。
第四個問題是目前國際交往問題。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術大師，必須要與自身研究領域中發揮引領作用的科學家經常交流。閉關自守雖然可以做出一些東西，但學術研究還是需要交流，更需要互相讨論，乃至争論和互相促進。蘇聯在資訊科技和生命科學領域的教訓，我們要引以為戒。
第五個問題是随着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高校在教學上必須要實施一系列深入改革。
上述5個問題是我們在培養楊先生心目中的世界級大師時，必須要解決的。“攀登計劃”便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我們需要一個新平台，探索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畢竟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不簡單。
高中學習不能僅“向後看”
《中國科學報》：“攀登計劃”為何要以高二、高三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有媒體分析首屆“攀登計劃”入選者名單，發現多名學生僅獲得了奧賽等比賽的省級獎項，便獲得了降一本線的優惠政策，并指出此次招生并未出現招生對象過度集中在金銀牌考生的現象。對此，您怎麼看？
朱邦芬：當下的高中教育有一個很不好的傾向，即學生做題、刷題現象嚴重。特别是高三，學生在整整一年時間裡，幾乎不學任何新知識，而是整天“沉溺”于做各種模拟試卷，有的學校甚至高二年級便已如此。
這種做法固然可以使學生在聯考時提高分數，但經過一年的刷題，學生的思維會被固化，甚至在學習上産生厭煩情緒。
國際上，一些國家的優秀高中生往往是“向前”學習很多新東西，但我們卻用一年多的時間複習，“向後看”。在已經學會的知識上反複磨煉做題技巧，這對于一些有天賦的孩子負面影響非常大。
是以，我們想借助“攀登計劃”，引導部分高二、高三的優秀學生不必斤斤計較于考試分數，而是将精力放在對一些更深入問題的思考上。
當然，聯考還是必要的，畢竟這是對學生的一次全面性考核，但隻要達到一本線，就已經說明了學生的能力和素質。至于其他能力，我們需要通過自己組織的筆試和面試加以甄别。
至于奧賽，一方面，奧賽優勝學生确實非常聰明；另一方面，我對其培養模式也有些看法。中國高中學生在國際奧賽中拿了很多獎牌，他們當然十分優秀，但其中有些學生卻像體育金牌獲得者，在教練的訓練下大量“做題”，各種類型的題都做過，這種模式雖然有助于取得好成績，但很難培養出世界頂尖的大師級人才。
是以，在招生錄取時，我們會将奧賽成績作為參考，但不會“唯奧賽”。相比之下，我們更相信自己的判斷。
《中國科學報》：進行筆試和面試時，您重點考查的是什麼？
朱邦芬：我們會組織兩次筆試，第一次筆試有些類似于奧賽，主要考查學生對某些知識的掌握程度；第二次筆試相當于一門短課程。比如，我們會邀請老師講授幾節新課，并在講完後組織考試，以此考查學生的接受能力和思維能力，并從中篩選出适合的學生進入面試。
我最看重的是面試，而面試最重要一點便是不斷追問，針對一個話題一層層深入下去，直至學生回答不出，以此深入考查學生的知識深度、思考能力、反應能力等。在我看來，這是最能考查學生能力的方式。然而很遺憾，由于時間和人力的限制，面試時間往往不夠充分，這也是成本最高的一種方式。
優秀學生需要充滿挑戰的環境
《中國科學報》：在“攀登計劃”的選拔标準中，除了崇尚科學、成績優秀等要求外，還特别提到了學生要身心健康。在培養計劃中，“攀登計劃”也重點強調了要加強學生的通識教育。對此，您是如何考慮的？
朱邦芬：之是以重視通識教育，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那個思考——學生如何能沉下心來思考一些長遠的問題，激發其找到自我發展之路。
在我看來，通識教育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使學生擴充多少知識面，而是在授課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自己這一生要做些什麼事情、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麼；在此基礎上，對于不同的學科有所了解。例如，實體專業學生學一些人文課程，重要的不是學其中的人文知識，而是了解一些人文學科的核心價值觀、人文學者的思考方式，等等。
通識教育還需要特别強調對學生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為此，我們将在“攀登計劃”的教學中，新增一門“批判性思維”的通識課程。當下，學生們獲得知識很容易，但如何鑒别這些知識的真僞、對某種流行理論該如何考慮，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
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吸收人類文明的精華，我們還将開設“世界文明史”課程。學堂班有一門“學術之道”課程，每學年邀請學堂班的6位首席教授為學生講述自己對于學術生涯的了解。“攀登計劃”的學生也将參與到這門課程的學習中。
我們還将進一步加強導師的引導作用，并特别強調，導師不僅要關心學生的學術成長，還應作為學生的人生導師。我們要求每名“攀登計劃”的同學在入學之初，就有一位導師始終關心着他。即便導師的研究領域與學生的學術發展不完全重合，但導師依然要在其為人、為學方面進行指導。這份責任一直持續到學生離開清華。
《中國科學報》：“攀登計劃”通過在高中階段選拔學生、将大學和研究所學生專業課程有機融合等方式，實作了從高中教育到研究所學生教育的貫通式培養。近年來，以直博、本碩博連讀等方式為代表，國内高校紛紛嘗試對學生的貫通式培養。在這方面，您認為“攀登計劃”有沒有一些屬于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朱邦芬：貫通式培養當然是人才培養一種很好的方式，但我很反對自己培養的學生一定要在本校學習。在這方面，有的學校走入了一個誤區，即學生保研必須留在本校，到外校便失去了保研資格。對此，我不敢苟同。
原因很簡單—— 一名學生在某個單一環境中學習和生活4年，對周邊環境乃至學習内容均很熟悉，他自然會感到很舒适，但也失去了挑戰性和新鮮感。說得更直白些，學生會産生惰性。這就意味着他們應該“走出去”了。
在這方面，學生沒必要太過看重目标學校的排名。“走出去”的關鍵在于老師，學生所在領域的哪位老師做得好，學生就要去跟随他做學問。
在“攀登計劃”中，我們給學生規劃了多條路徑。比如，學生可以正常四年大學畢業，到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繼續學習，包括出國讀研；可以按照基科班的做法，前兩年打下紮實的數學、實體基礎，第三年根據自身興趣選擇領域和方向，最終找到适合自己的發展路徑。當然，學生也可以在清華一直讀到博士。
這3條路線完全由學生自己選擇決定，在此期間，我們将緊密聯合晶片、資訊、材料、能源等前沿學科，打造方向明确、路徑清晰、銜接緊密的人才培養體系。
總之，越是優秀的學生，就越需要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隻有感受到壓力，他們才能更快進步。太适應一個環境，甚至在一個環境中當“老大”，對學生的成長很不利。
以大師原著為“導師”
《中國科學報》：回顧楊振甯先生和您的學術成長道路，有哪些經驗可以和大學生分享？
朱邦芬：剛才提到，我們的人才培養缺乏一流大師的指導。針對這個問題，我曾和楊振甯先生有過交流。
在學術視野以及對學生的指導方面，楊先生無疑具有世界水準，甚至可以說是世界頂級的，但目前清華實體系隻有一位“楊振甯”，更何況他已是一位百歲老人。然而，要把學生培養成為世界一流大師，導師的水準、品位和風格不夠是不行的，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楊先生曾經說過，“我在西南聯大7年，對我一生最重要的影響是我對整個實體學的判斷，以及我的‘taste’”。于是，我問楊先生——誠然，你在西南聯大的導師已屬當時的國内頂尖，但距離世界一流标準仍有一定距離，那麼你是如何在西南聯大形成對實體學的品位的？
略加思考後，楊先生告訴我，他在西南聯大閱讀了大量實體學大師的研究文章，包括愛因斯坦、費米、狄拉克等。在此過程中，他不僅關注這些學術大家在實體學上提出和解決了什麼問題、獲得了什麼結論，更重要的是，他一邊閱讀，一邊仔細揣摩這些大家為什麼這樣提出問題，又是如何提出這些問題的；在解決問題時，他們采取了何種思路和方法，獲得結論後，他們又怎樣将這些結論進一步推廣。他說，他會非常仔細地揣摩這些人的想法，并不限于那些實體學知識。
當他通過這種方式閱讀了大量的大師文章後，心中對于這些大師有着怎樣的學術風格已然有了基本概念。當他在美國遇到這幾位大師，并和他們進行交流後，發現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與自己心目中形成的概念十分相近。這也為楊先生形成自身的學術風格奠定了基礎，他的風格即為愛因斯坦、費米、狄拉克三人風格的綜合。
在我們依然缺少世界一流大師的情況下，楊先生的這種學習和思考方式對于學生乃至教師的學習與授課都有很強的啟發性，即在讀書時，你要仔細思考很多無形的東西，并以此将大師的書籍當成确立自身思維風格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