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立了一個奴隸制國家，後來經過逐漸演化，才成為封建社會……。這種說法，很容易引人于歧路。
遼太祖親手建立的國家，初期是什麼性質？
我們知道，奴隸社會中，奴隸主不是管理奴隸，而是占有奴隸和一切生産資料。一切法律、制度，及所有财産都由奴隸主支配。奴隸隻是奴隸主的一部分資源，無人身自由。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部分提供物質生産的勞動者都是奴隸或奴隸化的人，那麼這樣的社會，就是奴隸社會。其社會形式一般是，國家管理遵循奴隸主的意願，土地以分封制為主，軍隊以家丁制為主，經濟以自給自足為主。
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形态。不經過重大社會變革，隻憑社會自然演變，是要經曆漫長曆史階段的。短短的契丹遼國200年，是不足以完成這種變革的。另外，耶律阿保機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是在世界仰目的盛唐後期。唐朝時期，公認是發展強盛的封建社會。契丹遼國的活動範圍，近臨唐朝幽州。契丹人的生存環境，不會受到唐朝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嗎？
《遼史·本紀第一》載：
公元872年，耶律阿保機出生，年幼異于常人。20歲左右當了一個“達馬越沙裡”（達馬，人從也；沙裡，郎君也；管率衆人之官）；因戰功，被稱為“阿主沙裡”（以父祖輩稱呼的沙裡）。
公元901年，升任夷離堇（統軍馬大官，後改為大王）；10月，授大疊烈府夷離堇。
公元903年，“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太祖指耶律阿保機，于越是高于南北兩府大王，僅次于皇帝的職位，但無實權，無大功德者不授。而阿保機卻當了于越，又“總知軍國事”。
公元906年12月，“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三讓，從之”。
公元907年正月，“即皇帝位”。
公元908年正月，“禦正殿受百官及諸國使朝”。
公元926年7月，死于行宮東樓。
如果遼太祖建立了一個奴隸社會，大奴隸主就隻能是他自己。但遼太祖這樣的經曆，是奴隸主升遷的過程嗎？如果是他把一個封建式的制度改為奴隸制的社會，那些貴族、皇族、官員願意嗎？百姓不往唐朝社會逃嗎？他的政權能維持得那麼好嗎？如果契丹人從開始就是奴隸制社會，他們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嗎？他們用什麼方法維持自己那封閉的奴隸制小社會？
《遼史·本紀第二，太祖下》載的内容表明，遼太祖及上幾代父祖輩：“玄祖生撤剌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可見，從遼太祖的父親開始（甚至更前），就不是奴隸制的底子，是“仁民愛物”的。
同文還記載，遼太祖的前四輩祖就是，“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其祖，“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國以殷富”。
——請注意，這裡的記載都是“民”，而不是“奴”。在《遼史》的記載中，沒有一點奴隸主的印記。不能認為“部族制”，就是奴隸制。部族的概念，與國家制度是有本質差異的。
《全遼文·卷一》（《宣府鎮志》十四）載：“兵行有傷禾稼損租賦者。以軍法論”。這是遼太祖自己下的指令，充分說明遼太祖所執行的決不可能是奴隸制社會的政權。因為，已經施行了“租賦”的社會，不可能是奴隸制社會。奴隸主，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政策!
《遼史·本紀第一》載：公元914年7月，在誅殺三百謀逆者時，“上歎曰：‘緻人于死，豈朕所欲。若隻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财産。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
——遼太祖所說的這些話，不但看出他的為人和心裡，也可看出當時的社會狀态。“塗炭生民”，是不行的。“民間昔有萬馬”，說明民本來是富裕的，有财産的。一段話兩處出現“民”字，而不是“奴”字。還不能說明當時的社會制度嗎？
遼太祖确實曾把戰争俘獲的人口遷徙到其他地方，但不是沒為奴隸。如：公元919年，“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類似的語言多處都有，但都是“民”字， 不是 “奴”字，遷徙的民到了新地方還是民。唐朝也曾大舉遷句麗民于内地，能說唐朝也是奴隸社會嗎？
《遼史》中根本找不到以俘為奴的記錄，起碼斷絕了奴隸的一種主要來源。
《遼史》中也确有極少的，将罪臣家人沒為奴隸的例子。在當時的唐、宋朝也是經常有這類事件的，與奴隸社會中的奴是有本質差別的。更不能以點代面，以此認定遼國就是奴隸社會。
《遼史·地理志一》載：“太祖下扶馀，遷其人于京（上京臨潢府）西，與漢人雜處，分地耕種”。這是奴隸制的做法嗎？
《全遼文·卷一》（《宣府鎮志》十四。）載，遼太祖曾下令說：“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賸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自願者。據狀徵收”。這種定村長，補貧下，“據狀征收”等國家法令，是奴隸社會的制度嗎？
《遼史·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食貨志上》載：東京多地“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 。這是奴隸制的作法嗎？
同文還說：“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其中明确規定：“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慕，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統和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诏山前後未納稅戶，并于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同時，允許“稅錢折粟”、“折絹”等。
這種對百姓的稅賦實行“公田制”、“閑田制”、“私田制”三種稅制，分别計稅收繳的方法，是奴隸制社會的方法嗎？
遼國有完善的官僚制度，《遼史》中記載，太祖設有南府管民，北府管軍的制度，各地設有府、州、縣等不同級别的官員。遼國的經濟是發達的，是強國富民，決不是奴隸社會的低下生産水準。是以遼國才能遠征近伐，逼得北宋王朝稱臣納貢。
《遼史·食貨志上》載：“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于農。”奴隸社會能用“賦”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嗎？
《遼史·食貨志下》載：“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 。遼國在幾個重要地方都設有互市，上京南城有遼國最大的貿易商場，有國内外，遠至波斯的商人在這裡作生意。其他四京也都有規模很大的集市，且東平郡、及“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真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骊、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繦屬。”
商業流通如此發達，豈是奴隸社會的現象？“食貨志”還說：
“鹽策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當城别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
“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産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
“鼓鑄之法，先代撒剌的為夷離堇，以土産多銅，始造錢币。太祖其子，襲而用之，遂緻富強，以開帝業”。
還說：“始太祖為疊烈府夷離堇也，懲遙辇氏單弱，于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給足”。
這些做法是奴隸制國家的做法嗎？
在軍事方面，
《遼史》記載：“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刍茭，道在是矣”。除北府總管軍機要務外，還下設路、都布署、兵馬司等，分設各種軍隊和地方鄉丁，分别設有營衛制和兵衛制等駐軍和管理方式。
《遼史·兵衛志上》說：“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遼史》兵衛志下說，對國家正兵和鄉丁的人、馬配置等，都有明細規定。國有兵力中，各屬國、部族軍隊不計在内，隻“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
這樣強大的武裝力量，遼軍豈有不勝？試問，一個奴隸制的國度能有這樣的軍隊和管理方式嗎？
遼國确實有部族和附屬國，其國内部族的自治權很有限。部族隻能一切聽中央的，首領也由中央任命。國外部族和附屬國雖然有自治權，卻要按遼國的規定納稅繳貢，國王或首領由中央任命，是以附屬國和國外部族也不可能施行奴隸制。
從契丹到遼，名稱多次變化，但其内容和本質是一樣的。遼有部族，部族有自己軍隊，有官僚體系和管理方式。但是，部族制不是奴隸制，二者是有本質差別的。遼國的部族制，是部族嚴格遵守遼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和制度。奴隸制是同種群内的奴隸式管理；部族制是多種群間的社會管理，其管理方式是不盡相同的；不能把部族制與奴隸制混淆。
遼國從一個冀東北或遼西的小地方，發展到有五京六府、156個州和城、209個縣，還有52個部族、60多個附屬國。“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溝”，包括幽、雲、冀、魯的大片土地，東西萬裡之遙。（《遼史》）
靠着奴隸制度的國家體系，是不可能發展壯大的，更不可能面對強大且有先進生産關系的唐、宋、西夏、渤海等強國。曾在中國執政數十年的後晉皇帝石敬瑭，是向遼國敬獻幽雲十六州後，受遼國皇帝的冊封，才當上兒皇帝的。北宋太宗皇帝與遼國景宗皇帝訂立《澶淵之盟》之後，每年向遼進貢十萬兩白銀、二十萬疋布匹。這樣的國家，豈能在一個奴隸制舊國基礎上發展起來？
翻看《遼史》典籍，從頭到尾，也沒看出契丹遼國有從奴隸社會革命，或者改革、變革等，社會制度變化的記載。這些胡亂定義的人們，是怎麼找到遼國社會制度變化的依據的？遼國社會制度演變，也要有變革的基礎和依據呀？怎能靠幾張嘴，說是奴隸制就是奴隸制了？
總之，遼太祖和他以前的頭領所建立的契丹國家，決不是一個奴隸制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