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了一个奴隶制国家，后来经过逐渐演化，才成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很容易引人于歧路。
辽太祖亲手建立的国家，初期是什么性质？
我们知道，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不是管理奴隶，而是占有奴隶和一切生产资料。一切法律、制度，及所有财产都由奴隶主支配。奴隶只是奴隶主的一部分资源，无人身自由。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提供物质生产的劳动者都是奴隶或奴隶化的人，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其社会形式一般是，国家管理遵循奴隶主的意愿，土地以分封制为主，军队以家丁制为主，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经过重大社会变革，只凭社会自然演变，是要经历漫长历史阶段的。短短的契丹辽国200年，是不足以完成这种变革的。另外，耶律阿保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是在世界仰目的盛唐后期。唐朝时期，公认是发展强盛的封建社会。契丹辽国的活动范围，近临唐朝幽州。契丹人的生存环境，不会受到唐朝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吗？
《辽史·本纪第一》载：
公元872年，耶律阿保机出生，年幼异于常人。20岁左右当了一个“达马越沙里”（达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因战功，被称为“阿主沙里”（以父祖辈称呼的沙里）。
公元901年，升任夷离堇（统军马大官，后改为大王）；10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
公元903年，“拜太祖于越，总知军国事”。太祖指耶律阿保机，于越是高于南北两府大王，仅次于皇帝的职位，但无实权，无大功德者不授。而阿保机却当了于越，又“总知军国事”。
公元906年12月，“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从之”。
公元907年正月，“即皇帝位”。
公元908年正月，“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
公元926年7月，死于行宫东楼。
如果辽太祖建立了一个奴隶社会，大奴隶主就只能是他自己。但辽太祖这样的经历，是奴隶主升迁的过程吗？如果是他把一个封建式的制度改为奴隶制的社会，那些贵族、皇族、官员愿意吗？百姓不往唐朝社会逃吗？他的政权能维持得那么好吗？如果契丹人从开始就是奴隶制社会，他们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吗？他们用什么方法维持自己那封闭的奴隶制小社会？
《辽史·本纪第二，太祖下》载的内容表明，辽太祖及上几代父祖辈：“玄祖生撤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可见，从辽太祖的父亲开始（甚至更前），就不是奴隶制的底子，是“仁民爱物”的。
同文还记载，辽太祖的前四辈祖就是，“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其祖，“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
——请注意，这里的记载都是“民”，而不是“奴”。在《辽史》的记载中，没有一点奴隶主的印记。不能认为“部族制”，就是奴隶制。部族的概念，与国家制度是有本质差异的。
《全辽文·卷一》（《宣府镇志》十四）载：“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这是辽太祖自己下的命令，充分说明辽太祖所执行的决不可能是奴隶制社会的政权。因为，已经施行了“租赋”的社会，不可能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策!
《辽史·本纪第一》载：公元914年7月，在诛杀三百谋逆者时，“上叹曰：‘致人于死，岂朕所欲。若只负朕躬，尚可容贷。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诛之’。”
——辽太祖所说的这些话，不但看出他的为人和心里，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状态。“涂炭生民”，是不行的。“民间昔有万马”，说明民本来是富裕的，有财产的。一段话两处出现“民”字，而不是“奴”字。还不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吗？
辽太祖确实曾把战争俘获的人口迁徙到其他地方，但不是没为奴隶。如：公元919年，“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类似的语言多处都有，但都是“民”字， 不是 “奴”字，迁徙的民到了新地方还是民。唐朝也曾大举迁句丽民于内地，能说唐朝也是奴隶社会吗？
《辽史》中根本找不到以俘为奴的记录，起码断绝了奴隶的一种主要来源。
《辽史》中也确有极少的，将罪臣家人没为奴隶的例子。在当时的唐、宋朝也是经常有这类事件的，与奴隶社会中的奴是有本质区别的。更不能以点代面，以此认定辽国就是奴隶社会。
《辽史·地理志一》载：“太祖下扶馀，迁其人于京（上京临潢府）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这是奴隶制的做法吗？
《全辽文·卷一》（《宣府镇志》十四。）载，辽太祖曾下令说：“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賸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徵收”。这种定村长，补贫下，“据状征收”等国家法令，是奴隶社会的制度吗？
《辽史·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载：东京多地“各有和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 。这是奴隶制的作法吗？
同文还说：“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其中明确规定：“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余民应慕，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同时，允许“税钱折粟”、“折绢”等。
这种对百姓的税赋实行“公田制”、“闲田制”、“私田制”三种税制，分别计税收缴的方法，是奴隶制社会的方法吗？
辽国有完善的官僚制度，《辽史》中记载，太祖设有南府管民，北府管军的制度，各地设有府、州、县等不同级别的官员。辽国的经济是发达的，是强国富民，决不是奴隶社会的低下生产水平。因此辽国才能远征近伐，逼得北宋王朝称臣纳贡。
《辽史·食货志上》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奴隶社会能用“赋”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吗？
《辽史·食货志下》载：“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 。辽国在几个重要地方都设有互市，上京南城有辽国最大的贸易商场，有国内外，远至波斯的商人在这里作生意。其他四京也都有规模很大的集市，且东平郡、及“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骊、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
商业流通如此发达，岂是奴隶社会的现象？“食货志”还说：
“盐策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当城别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
还说：“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堇也，惩遥辇氏单弱，于是抚诸部，明赏罚，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给足”。
这些做法是奴隶制国家的做法吗？
在军事方面，
《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除北府总管军机要务外，还下设路、都布署、兵马司等，分设各种军队和地方乡丁，分别设有营卫制和兵卫制等驻军和管理方式。
《辽史·兵卫志上》说：“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辽史》兵卫志下说，对国家正兵和乡丁的人、马配置等，都有明细规定。国有兵力中，各属国、部族军队不计在内，只“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
这样强大的武装力量，辽军岂有不胜？试问，一个奴隶制的国度能有这样的军队和管理方式吗？
辽国确实有部族和附属国，其国内部族的自治权很有限。部族只能一切听中央的，首领也由中央任命。国外部族和附属国虽然有自治权，却要按辽国的规定纳税缴贡，国王或首领由中央任命，所以附属国和国外部族也不可能施行奴隶制。
从契丹到辽，名称多次变化，但其内容和本质是一样的。辽有部族，部族有自己军队，有官僚体系和管理方式。但是，部族制不是奴隶制，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辽国的部族制，是部族严格遵守辽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奴隶制是同种群内的奴隶式管理；部族制是多种群间的社会管理，其管理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不能把部族制与奴隶制混淆。
辽国从一个冀东北或辽西的小地方，发展到有五京六府、156个州和城、209个县，还有52个部族、60多个附属国。“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包括幽、云、冀、鲁的大片土地，东西万里之遥。（《辽史》）
靠着奴隶制度的国家体系，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更不可能面对强大且有先进生产关系的唐、宋、西夏、渤海等强国。曾在中国执政数十年的后晋皇帝石敬瑭，是向辽国敬献幽云十六州后，受辽国皇帝的册封，才当上儿皇帝的。北宋太宗皇帝与辽国景宗皇帝订立《澶渊之盟》之后，每年向辽进贡十万两白银、二十万疋布匹。这样的国家，岂能在一个奴隶制旧国基础上发展起来？
翻看《辽史》典籍，从头到尾，也没看出契丹辽国有从奴隶社会革命，或者改革、变革等，社会制度变化的记载。这些胡乱定义的人们，是怎么找到辽国社会制度变化的依据的？辽国社会制度演变，也要有变革的基础和依据呀？怎能靠几张嘴，说是奴隶制就是奴隶制了？
总之，辽太祖和他以前的头领所建立的契丹国家，决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