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獨子賀鵬飛，買下瓦良格号送回祖國：這是中華民族唯一的機會
回望解放初期，國家經濟還未穩定，即便是造一架飛機都是巨大的挑#優質作者榜#戰，更别提建構航母這樣的海洋力量了。當時，海軍的規模和裝備都相對落後，航母更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在國家陷入動蕩的時期，1974年的西沙海戰成為一次慘痛的教訓。
南海艦隊的護衛艦失修，航空兵的能力也相當有限，這導緻我軍在海上行動的局限性和薄弱性被暴露無遺。這次戰鬥深刻地觸動了那個時代的上司者，讓他們意識到，擁有現代化的海軍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要保障。
即便在這樣艱難的時刻，早在十年前，劉華清将軍就勇敢地提出了“航母藍圖”，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這幾乎是一種豪情壯志的表達。然而，直到十年後，他才有幸第一次近距離見到真正的航母。
1979年，中美建交，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的時代開端。老将軍目睹了航母的宏偉規模和先進的作戰能力，這對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震撼。
航母内外十幾層的規模，對一個已年逾六旬的劉将軍來說絕非易事。但他堅持着，一層一層地爬，花了整整一天時間，連續參觀了三艘美國主力軍艦。即使面對美方的保密限制，他依然極為專注地觀察着每一處設施，虛心傾聽着美方人員的講解，态度謙虛得像個虛心求學的學生。
在那個時候，航母不僅是一種裝備，更是象征國家實力和榮耀的象征。誰不渴望擁有一艘屬于自己國家的航母呢？但現實卻并非如此簡單。
美國對中國的軍售嚴格控制，甚至一塊軍用晶片都不願提供。他們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采取種種手段圍堵、打壓，讓中國艱難擷取先進技術。
機遇終于降臨。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技術，機會終于到來。
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的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廠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這座船廠是蘇聯唯一能夠建造航母的地方，擁有三艘航母，其中庫茲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都處于不同程度的建造階段，而烏裡揚諾夫斯克号則是一艘大型核動力航母，但隻完成了17%的工程。
挪威人提出了一個看似解決問題的主意：拆解那艘廢棄的核動力航母，利用其鋼材來建造郵輪。
烏克蘭船廠接受了這個提議，費盡心力将這艘廢棄的航母拆解。然而，當船廠完成拆解并提供鋼材時，這家挪威公司卻隻拿走了一塊鋼闆，随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面臨着諸多挑戰，尤其是涉及海軍艦船的命運。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廠所擁有的三艘航母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其中烏裡揚諾夫斯克号的命運尤為曲折。
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擔心俄羅斯和烏克蘭合作，俄羅斯海軍擁有這艘核動力航母會對美國構成潛在威脅。是以，他們以卑鄙的商業詐騙手段摧毀了這艘航母，為防止這一戰略資源落入俄羅斯手中。
有趣的是，早在蘇聯解體之初，中國軍方就對瓦良格号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劉華清将軍甚至派人前往烏克蘭考察這艘航母。
軍事裝備交易一向是國際關系中最為敏感和複雜的議題之一。尤其對于大型軍事裝置，比如航母，其交易涉及到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是以備受關注。
中國曾向澳洲購買“墨爾本号”航母的案例，顯示了在國際軍事貿易中的種種限制和挑戰。美國以經濟制裁烏克蘭的威脅，要求拆除瓦良格号上的軍事裝置，阻止其向中國出售，可見其對中國擁有這樣一艘先進航母的擔憂與反對。
1998年，烏克蘭政府面臨着壓力，決定對瓦良格号進行拆解并以廢船價格出售，以避免經濟上的進一步損失。盡管航母已被拆成空殼，但對于中國來說，如果能夠購得此艦，依然被視為一筆劃算的交易。
瓦良格号曾是蘇聯最先進的航母之一，與美國航母擁有相近的技術水準。盡管未完成建造，但其基礎設施仍然儲存完好。這對中國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遇。通過這艘航母的參考，中國可避免在航母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走彎路，節省大量時間與資源。其擁有的技術參考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買航母這件事可謂是一場涉及多方考量和意見紛争的辯論。航母的造價不菲，其高昂的維護成本更是各國望而卻步的原因之一。
即便泰國在後來花費四億購買了納呂貝特号這艘号稱世界上最小的航母，然而這并未減輕負擔。這艘航母不僅需要大約450名船員，其巨大的營運費用更是龐大的負擔。
除了日常船員生活的開銷，航母的運作還需大量的燃料、定期保養與維修。而航母的運作從不孤立，每次航行都需要衆多艦艇陪同，且航母上的飛機需要定期更換以保持戰鬥力。這些開支加起來，是巨大的财政負擔，幾乎是每秒都在消耗着可觀的資金。
納呂貝特号于1997年正式移交給泰國海軍，然後在次年開始實際投入使用。然而，就在此後，金融危機爆發，導緻泰國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狀态，海軍的軍費緊張，無法維持這艘航母的營運。這個狀況使得維持航母運作的經濟壓力變得更為沉重。
這場購買瓦良格号的計劃在高層被否決後，并非就此中止。軍方依舊保持着對這個機遇的期待，并開始尋求别的方式和途徑來實作這一目标。面對國際上的限制和阻撓，他們必須謹慎地規劃，以確定這筆交易的成功。
由于航母購買涉及到國家間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為避免外部幹涉，軍方不得不尋找以個人身份進行購買的方法。然而，找到合适的買家并非易事。這個人需要對國家有感情，又不能被認定為“自己人”。
在這個情況下，海軍副司令賀鵬飛成為了關鍵人物。作為賀龍元帥的兒子，他承擔了這一重任，尋找着能夠勝任這一任務的人選。然而，他接連找了兩名港商，卻都因為風險太高而拒絕了。這種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交易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次極具挑戰性的決策。
最終，在這一長途尋找之後，賀鵬飛找到了徐增平。
徐增平，他的人生軌迹自20世紀80年代便與濟南遠隔。渴望更廣闊的機遇，他與家人搬至香港，并在那裡展開了漫長的商業征程。盡管從表面上看，他似乎并非政府内部的人選，但有着一顆熱愛國家的心。
參過軍的徐增平懷抱對軍隊的深厚感情。盡管财力不及其他競争者，但他願意為國家挺身而出。
徐增平即将前往烏克蘭參與投标，這個重大決定引起了賀鵬飛的關注。在送行時，賀鵬飛情感激蕩，緊握着徐增平的手，表達着對中華民族獨特機遇的信心和重視：“這是中華民族唯一的機會。因為過去沒人願意賣給我們，未來也不會有……如果錯過了，我連自己都無法原諒。”
充滿期待與壓力，徐增平踏上了前往烏克蘭的征途。
實際上，中國和烏克蘭的關系一直十分良好。早在競标前，雙方已經就價格問題進行了談判。
1998年4月，徐增平名下的創律公司通過競标，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成功收購了瓦良格号。雖然官方聲稱将對其進行大規模改造，打造成海上綜合旅遊設施，内設舞廳、旅館和博彩裝置等設施。
在徐增平中标後，隻交了一小部分保證金，然後陷入了金融危機，無法完成剩餘付款。這場窘境迫使軍方派遣一名代表與徐增平一同傳回國内籌集資金。
他們首先尋求海南人民銀行行長馬蔚華的支援，但馬蔚華也難以一下子籌集如此巨額的款項。他決定召集各金融機構共商解決之道，不過因賭船生意不名正言不順，需要2000萬美元的資金也遭遇到了一片冷漠的态度。
當離最後付款期限僅剩一個月時，徐增平和團隊找到了當時任中國華夏證券董事長的邵淳。
邵淳一開始并不相信，覺得用2000萬美元就能收購一艘航母？這在他看來不太可能！即便是未完工的航母，也不會如此便宜。
徐增平遞上了一份檔案給邵淳審閱。雖然檔案内容規範，但缺少正式紅頭檔案。
徐增平一行無法提供正式的紅頭檔案，隻能嘗試請求“面談”的方式。當邵淳詢問“上司是誰？”時，對方回答稱是海軍副司令。這時，賀鵬飛親自出面，與邵淳就此事進行了交談。
海軍副司令隻提到兩點關鍵資訊：首先，這艘船是可用的；其次，海軍需要這艘船。至于為何海軍不能直接出面，國家為何無法提供款項，賀司令并未深入解釋，但邵淳心領神會。
最終，邵淳設法籌措出了所需資金。成功付款後，下一步便是将航母運回國内。
意想不到的是，最艱難的階段竟在航母運輸途中。
瓦良格号航母駛回中國的過程中，路上有四個國家留下了不可忽視的印記。其中兩個國家是烏克蘭和希臘，另外兩個是土耳其和埃及。
這艘瓦良格号航母的動力裝置已被徹底拆除，隻能依靠拖船牽引前行。
當瓦良格号抵達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準備通過土耳其控制的伊斯坦布爾海峽時，土耳其政府卻以瓦良格号過大影響其他船隻航行為由，強行阻攔其通行，迫使其原路傳回黑海。
面對土耳其的阻撓，中國不得不進行長達一年半的外交談判。期間，中國方面每天向拖船公司支付8500美元費用，另外每月還得向烏克蘭港口繳納1.7萬美元的停泊費。
盡管土耳其總理府和外交部原本傾向放行，但掌管海洋事務的國務部長米爾紮歐魯卻堅決反對。
在1999年年底，美國的幹預從幕後走向台前。駐土耳其大使皮爾森與土耳其海洋事務的主管米爾紮歐魯進行了會面，明确表達了美國政府對“瓦良格号”事件的關切。這一次會晤标志着美國開始積極參與和影響這一問題。
随後的3月，美國政府特意邀請米爾紮歐魯前往美國進行通路。此行可以被視作美國政府在背後發揮影響力，試圖通過與米爾紮歐魯的接觸，進一步影響土耳其對這一問題的立場。
在美國的“指點”下，米爾紮歐魯做出了強硬表态，宣稱若想從土耳其海峽通行，瓦良格号必須要麼具備自身動力，要麼拆解運走，否則就别想通過土耳其的海域。
面對美國的幹預和土耳其的強硬态度，中國不得不繼續與土耳其進行談判，并作出一些讓步。
到了2001年，土耳其軍方上層應邀通路北京，并得到了國家上司人的接見。這次通路似乎改變了态勢，土耳其軍方放松了立場，提出了轉讓武器技術的要求。
接下來，土耳其政府更進一步，要求中國提供3.6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并要求中國開放對土耳其的旅遊，争取每年至少有200萬中國遊客到土耳其觀光，以此為土耳其帶來20億美元的外彙。
中國為了達成交易，一一接受了這些條件。然而，土耳其海洋署提出了20項極為苛刻的通行條件，其中之一是中國必須先繳納10億美元的“風險保證金”。
土耳其提出的20項條件在購買瓦良格号僅花費2000萬美元的情況下顯得過分苛刻。這些條件要求的巨額保證金相當于購買價格的數倍，這使得中國政府面臨了嚴峻的抉擇。
為解決這一難題，中國政府在随後的9月派出了由交通部官員和航運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土耳其進行談判。他們專門就瓦良格号通過土耳其海峽的問題展開協商，并在極短時間内準備了土耳其要求的各項安全措施。
然而，這代表團堅決不能接受支付10億美元的保險金這一條件。在這一關鍵時刻，希臘成為了中國的救星。
希臘不僅承諾免費提供擔保，還派遣了該國最大馬力的拖船來協助中國。
希臘和土耳其間的複雜曆史糾葛促成了這次希臘對中國的援助。這種援助一方面源于希臘和土耳其之間長期存在的難以化解的沖突，是以對于土耳其的敵人，尤其是在國際關系上處于對立狀态的國家，如中國，希臘願意提供幫助。
另一方面，中國和希臘之間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系，彼此間并無利益沖突。早在1997年阿爾巴尼亞動蕩期間，中國曾請求希臘派軍艦協助撤離中國駐阿人員，而希臘則毫不猶豫地提供了支援。
中國和希臘之間的互惠合作不僅在政治層面有所展現，更展現在經濟和國際事務中。當希臘面臨主權債務危機時，中國及時伸出援手，公開支援希臘留在歐元區，并購買大量希臘國債。
此外，中國還主動投資并改善比雷埃夫斯港的營運，這座擁有千年曆史的港口當時面臨着巨額虧損，而中國的投資和管理使得這個港口煥發新生。比雷埃夫斯港如今已成為希臘經濟的重要支柱，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為希臘的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一直奉行“投桃報李”的原則，在别國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同時也在與各國的合作中努力營造雙赢的局面。這種持續的互利合作和幫助并非一時之舉，而是中國國際合作中的一貫作風。
2001年11月1日，瓦良格号在伊斯坦布爾海峽風和日麗，由11艘拖船拖行、12艘救難和消防船的護航下順利通過了海峽最後一個危險的彎道，成功進入了馬爾馬拉海。
次日下午，瓦良格号航母進入了愛琴海，但突如其來的風暴使情勢陡變。在11月3日，瓦良格号在愛琴海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9級大風導緻它和拖船相連的拖纜相繼斷裂。
這座巨大的船隻就像一頭失去了控制的野馬，在洶湧的海浪中颠簸橫沖，不受操縱。
船上的7名水手奮力抵禦風暴，但是惡劣的海況導緻瓦良格号脫離了拖船，最終漂移到了距離埃及埃維亞島僅80公裡的位置。
随後，希臘方面迅速展開救援行動，派出救援直升機，成功将7名水手安全救出。
救援行動持續了整整六天，直到11月7日，才終于由三艘拖船和一艘希臘船成功用拖纜穩定了瓦良格号。在這一過程中，一名水手在固定拖纜時不幸殉職，為此次營救行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瓦良格号成功擺脫了風暴的困擾後，接下來的航程相對順利。然而，由于埃及不允許瓦良格号通過蘇伊士運河，這艘航母不得不選擇了一條更加繞遠的路線。2002年3月3日，瓦良格号航母曆經艱難險阻，終于抵達了中國的大連港。這段航程耗費了總共3000萬美元，遠超購買瓦良格号的費用。
就在瓦良格号抵達大連港的當日，澳門創律公司的博彩營業許可證被吊銷，該公司宣布因經營困難無力承擔瓦良格在大連港的停泊費用，是以放棄對瓦良格的所有權來償還債務。這一做法合法合理，讓西方國家無從指責。
在瓦良格号抵達的前一年，賀鵬飛因病去世，享年55歲。他未能親眼見證瓦良格号安全抵達目的地的那一天。
2005年，中國大連造船廠開始對瓦良格号展開全面的修複和改建工作。這個來自烏克蘭的廢棄航母，成為了中國航母事業的重要基石。全國工業體系齊心協力，不斷向這個空殼内注入最先進的軍事部件，并根據最新的技術進行優化。這個巨大的工程标志着中國航母事業的開端。
到了2012年，經過長達七年的改建工作，瓦良格号徹底蛻變，得以重新命名為遼甯艦。這标志着中國航母艦隊的開端，遼甯艦成為了中國第一艘自主建造的航母。
遼甯艦的獲得對中國海軍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在此之前，中國的造艦能力相對有限，僅限于幾千噸級的驅逐艦。然而，瓦良格号的引進改變了這一局面，一下子讓中國的造艦能力躍升到了能夠建造六萬噸級航母的水準。
這個飛躍的背後有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不僅僅購得了瓦良格号本身，還成功擷取了其全部的設計圖紙。這意味着中國一下子就擁有了前蘇聯花費26年時間建造8艘航母所積累的經濟和技術成果。
瓦良格号的引進對中國的海軍建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之前購得的“墨爾本号”不同，瓦良格号是一艘完全新船，其動力系統完好無損，為中國海軍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實力。
若沒有瓦良格号的引進，中國可能需要從最基本的原材料和原始設計開始，逐漸摸索、試驗，積累經驗。這個過程可能需要至少20年時間，甚至更多，耗費的科研經費也可能高達數百億。瓦良格号的到來為中國節省了這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科研經費，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加速器。
瓦良格号不僅僅是一艘航母，更像是一顆種子，播下并孕育了中國海軍的成長。其引進使中國海軍由小樹苗逐漸成長為參天大樹，提升了中國海軍的整體實力和影響力。
自遼甯艦（瓦良格号改建後的名稱）于2012年開始服役以來，中國海軍在南海問題上展現出更加堅定和自信的态度。這象征着中國海軍的崛起和實力的提升，為中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正如錢學森老先生所說，“有劍而不用和無劍可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形”。
在購買瓦良格号的曆史中，随着時間推移和當事人逐漸離世，這段事件漸漸淡化了人們的記憶。
值得強調的是，購買瓦良格号并非是一個當時就能被一緻認可的決策。高層上司的意見并不完全統一，這是一個充滿争議和困難的選擇。
在當時，國家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前景不明朗，對于購買航母這樣的大規模軍事投資，自然引發了諸多顧慮和分歧。
盡管意見不一，但一旦決定采取行動，上司者們願意為了共同的理想和國家利益團結一緻，甚至不惜動用國家的全部力量來確定任務完成。如果沒有國家的全力介入，瓦良格号是否能夠順利運抵國内，這件事情的結局可能完全不同。
對于當時的相關人士他們意識到買下如此大型的船隻可能帶來的風險和責任。一旦事情被追究，他們的前途不保，甚至可能面臨身敗名裂的下場。然而，對于他們來說，個人利益并不是首要考慮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們心中的國家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利益。
在他們看來，個人得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護中華民族的利益。這種犧牲個人利益、冒險去做對國家有益事情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甘願冒險，甚至舍身，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
這種為國家利益舍棄個人利益的精神和犧牲奉獻的行為，應當被後人永遠銘記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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