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收聽“北京廣播電視台體育廣播”（調頻102.5兆赫）下午為您的播出的《中華體育精氣神》，本節目是一檔展現中華傳統體育魅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訪談節目，節目同時也在北京廣播電視台官方用戶端“聽聽FM”同步播出。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棋類運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956年舉辦了首屆全國象棋錦标賽，當時圍棋和國際象棋還都是表演項目，直至1962年11月11日，正值當年全國棋類大賽在安徽合肥舉辦期間，中國象棋和中國圍棋協會舉行成立大會，棋類運動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階段，記者沈彤日前采訪了中國國際象棋和象棋屆元老徐家亮，回首往事，徐家亮老人也是感觸頗多，“那時候成立了兩個協會，一個中國圍棋協會，另一個是中國象棋協會，國際象棋的工作都在中國象棋協會代管啦，當時圍棋協會和象棋協會40多名委員，如今隻有兩人還在世，一位就是黑龍江哈爾濱的王嘉良，還有一位就是我了，王嘉良比我小一歲，現在全國三項棋當中歲數最大的就屬我，我覺得挺慶幸，還能不忘初心，健康生活，還可以在棋界為國家做一點貢獻就相當不錯啦!我覺得自己主要還是心态把握得比較好，整個這一過程也是經過許多考驗，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已經拿到國際象棋的全國冠軍，但是當時從事棋類運動大多是業餘選手，徐老也不例外，大學期間學習紡織機械的徐家亮畢業之後，卻來到北京改行從事冶金機械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自己在國際象棋和象棋方面的才能，使得來到北京不久的徐家亮又經曆一次改行，投身到體育戰線的工作中來，“當時北京市體委一直想要調我去北京棋藝研究社，剛到北京時我的機關在冶金部建築研究院，就在西土城，郵電大學對面，冶金部建築研究院技術人員就将近一千人，我在這裡面能排在前十位，是有培養前途的人才，我們機關上司也不同意調我走，之前在上海我本來是學習紡織機械的，不過當時不是‘學什麼幹什麼，是幹什麼學什麼’，我所有的基礎課目都不錯，是以幹什麼專業都成，當時我老師是周志宏，是全國冶金熱處理專家，他曾就讀于哈佛大學，後來成為中科院院士，他特别喜歡我，我們華東紡織學院有許多老師也是他的學生，他在我們這兒講一門課《金相與熱處理》，周老師那時比較忙，他還在上海鋼廠兼顧問，是以根本沒時間上課，星期日專門讓我去他系裡上課，聽完以後讓我寫了講義給同學，由于我是課代表，相當于周老師先給我一個人講課，我們這門課就是這樣上的，後來畢業後一度想留我任助教，但是因為我們一名同學身體欠佳，有肺病，最後他留在學校，我來到北京改行去了冶金部有色金屬局企業管理處，後到冶金部建築研究院，搞過施工機械，也去過半導體研究組，曾發表過研究報告，後由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得到了應用和推廣，是以當時冶金建築研究院的上司不願意放我走，最後找了财政部第一副部長金明，他同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是圍棋棋友，金明部長對王鶴壽是這樣說的，‘找一個工程師容易，但是找一個有文化的棋手并不容易。現在國家需要，我們得放人’，就這樣冶金建築研究院同意放人，說我要是不去，就得寫一個報告，不然必須走人，就這樣我再次改行，不做工程師就來北京市體委報到，這是1962年5月以前的事。我一開始在北京棋藝研究社，到了1963年北京成立專業棋隊，我就到了先農壇，成為一名專業棋手，那時我已經30多歲，是運動員兼教練，天天是以棋為我的專項啦！”
徐家亮同象棋特級大師廣東楊官璘正當徐家亮準備在國際象棋這條職業道路上奮勇前行的時候，十年浩劫，棋隊解散，徐家亮被分到了北京食品總廠下的葡萄糖廠，成為了一名技術勞工，但是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期，徐家亮也沒有完全離開棋界，“當時我也是被分到德勝門外的北京葡萄糖廠，去了八年，但是這八年時間我也沒有都在工廠裡面，因為每年大概都有四個月的時間在搞遊園活動，主要是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每年五一和十一都有遊園活動，活動時間雖然隻有幾天，但是籌備需要倆月，因為棋類項目取消以後，通過陳老總和周總理又把它恢複起來，這一過程也是相當困難的，當時我跟陳祖德、王陛鈞寫了一個報告，通過陳老總轉給周總理，要求恢複棋類活動，因為它屬于傳統文化。從1972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76年，我是隸屬于文化宮的遊園指揮部，屬于市委直接上司，當時由于圍棋看得人少，是以是組織象棋表演，我在旁邊挂大盤講解，同時也搞圍棋的活動，當進行表演的有北京好手傅光明、藏如意，當時我象棋下得不錯，同他們還有點距離，但是我能講棋，當時宣傳毛澤東思想，我讀了毛澤東選集，毛主席的五篇軍事著作我都深刻地研究了一下，覺得毛主席的軍事理論都可以用在講棋裡面，比如毛主席說‘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投下一顆好棋子的’，‘根據地就是包圍與反包圍’等等，将毛主席的軍事理論貫徹到講棋的實踐中來，再加上孫子兵法等内容，這樣講棋就引起的當時的上司的關注。遊園活動的主會場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西樹林，觀衆大約有兩三千人，就我一個人講解，但是十分受歡迎。通過遊園活動挂大盤講棋，宣傳毛主席軍事思想，說明棋類活動不簡單，這樣棋類項目才又慢慢得以恢複。”“1972年10月份遊園活動中組織了第一次大象棋挂盤講解，到了1973年5月第二次時，周總理說之前我們用的舊棋盤不太好看，又重新做了一個4米乘5米的新棋盤，棋子用的磁吸式的，材質是有機玻璃的，挂大盤更好看，現在這大棋盤在天安門管理處，也算是文物了吧！從1975年開始，全國棋類比賽又恢複啦，我基本上是工廠半年，搞遊園和參加比賽半年。那會兒我覺得挺忙，但是覺得也挺有意思，也為棋類項目做了一點工作。棋類比賽最終能恢複，也是衆望所歸，我記得當時做大棋盤花了2400多元，做棋子花了900多，開始去到北京市政府那裡報帳，開始不批，最後還是找了周總理才把這筆錢報帳啦！”1978年落實政策之後，徐家亮被調動到人民體育出版社做編輯工作，不過當時他還被北京市體委借調到北京隊參加了國際象棋比賽，“我是1970年10月份下到工廠裡的，當時圍棋隊也下放到工廠裡，當時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圍棋隊是專業運動員，我跟他們不一樣，我是學工科的，實際上是當技術幹部使，跟勞工師傅關系也挺好的，去的時候我們都是勞工待遇，我本來是工程師，當然我在工廠裡做的事是工程師幹的事兒，搞了許多技術革新，1977年我還被北京市一輕局評為先進工作者，發了一個大鏡框，我搞了不少技術創新，在工廠很受歡迎，當時廠裡面也舍不得讓我走，但是我還是選擇歸隊了，1978年就是陳祖德給推薦的，我就來到人民體育出版社，因為當時再當專業運動員也不指着我啦，畢竟我已經47歲啦，我也不是棋不能下，但是國家體委的調令先到啦，另外兩個機關，一個是冶金部建築研究院，還有一個就是北京體委，這兩個調令都晚了一個星期，我這個人也是組織性強，你先來了調令，我就去了人民體育出版社，但是我到出版社之後，也沒有馬上去那裡上班，北京市體委還是借調我兩年，連續兩年我還代表北京打比賽，1978年我們北京隊奪得全國國際象棋團體賽第六名，1979年全運會，北京象棋隊團體賽是第五。”
徐家亮勤奮好學，通過自學掌握了英語和俄語，對德語和日語也有所了解，這都為他在1981年成為大陸第一位國際象棋國際裁判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最早我是學的英語，大學畢業以後，我是通過廣播學習的俄語，自學成才，後來1954年我在冶金部建築安裝局裡有一個專家辦公室翻譯科裡當翻譯組長，那時候年輕早上也同翻譯專業的同僚一樣，要猛念《真理報》或是《消息報》，這樣口譯也可以啦，學習日語也是聽廣播自學的，學德語是跟我冶金建築研究院的一名同僚學習，他是同濟大學畢業，他在研究院開設了科技德語，我跟他學習了一年，也懂了一些德語。這四門外語給我很大的幫助，因為鑽研國際象棋，你必須學習英語和俄語，對大陸際象棋技術的提高和擔當國際裁判，都很有幫助。1981年我被準許為中國第一位國際象棋國際級裁判。另外我也是通過學習，培養了一批國際象棋的裁判。”
“通過我向國外的裁判學習，我掌握了一些競賽裁判方面的知識，由于人家搞得年頭長，對于競賽方面還是比較全面、系統，他們有許多現成的規章制，值得我們去學習，原來我們的裁判工作沒有那麼詳細，通過我學習還要看裁判方面、規章方面的内容，國際裁判要精通外語，主要是英語，特别是口語的應用，我英語和俄語都懂，就友善許多；國際裁判還要精通規則，還要吃透規則裡的内容，比賽過程中，解決臨場的糾紛，出現問題如何解決？都要按照規則執行。比賽有時間規定，你逾時了要按照規定判負；你什麼情況下可以提和？出現問題你如何向裁判反映？”另外賽中和賽後，規則上都有明确的規定，比賽的編排也是一門學問，有循環賽、瑞士制的比賽，國内和國際性的比賽賽制都不一樣，賽前的裁判會議主要是讓大家統一思想，出現了問題之後，要公正地解決問題，好多人不懂規則，這也包括一些棋手，是以你也要堅持，裁判對規則沒有吃透的也有，有時裁判也會是以受到處罰。”“棋手也是一樣，現在棋手利用軟體作弊，這是新問題，第一出現這樣的問題應該按照規則來裁決；第二是如何避免這樣的問題出現，前兩天卡爾森指責尼曼作弊一事，國際棋聯也有裁決，可能尼曼有作弊的嫌疑，但是你要找到證據，沒有證據不成。現在大型比賽你的手機必須放到一個指定的地方，比賽結束後再拿走，而且整個賽場手機信号都要屏蔽掉，即便這樣還是有棋手要作弊，是以裁判要了解這些方面的相關知識，要想辦法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減少糾紛。1981年國際棋聯授予大陸際級裁判的證書，之前有一次我在香港擔任副裁判長，就有人用英文來考察，你要是不會，就不可能當上國際級裁判。他們也讓我編排了一次賽程，這些都順利通過，我也就被準許為國際級裁判。”
“成為國際級裁判之後，我也把自己學來的東西傳播給其他裁判，國内也是結合比賽，從1992年開始，我擔任國際象棋裁判委員會主任開始，。每年都辦一次裁判教育訓練班，一開始都是大夥兒在講課，裁判教育訓練班一般就是四五天，請一兩位老師做主題報告，随後還要考試，後來都是我一個在講，是以所有裁判課 ，我都要事先備課，同時我也要不斷學習才能适應裁判規則上的一些細小的改動。到了2005年，要搞智運會，我當技術主任，專門給人開辦裁判教育訓練班，從2005年一直到2008，目前國内裁判大部分都聽過我的課。另外，國際棋聯還辦棋聯裁判教育訓練班，經過考試考核以後，批棋聯裁判，這是國際級裁判的第二檔，”中國傳統棋文化講究的是“智、信、仁、勇、義”，徐家亮強調即使當下比賽，參加棋手也應當注重賽事禮儀和規範自己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咱們的傳統文化不能丢，不但不能丢，還要廣為傳承，發揚光大，傳統文化是我們的命根子，我們要有文化自信，傳統文化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财富，要在青少年一代當中推廣傳統文化，棋類活動能夠開發智力，能夠塑造人美好的品德，它是一種教育的工具，琴棋書畫都不可偏廢，都要全面發展。”
盡管改行從事體育出版工作，但是唯有對棋類運動的熱愛并沒有改變，1996年，已經退休的徐家亮應邀參加了在蘭州舉行的“電力杯”全國象棋名人賽，沒想到賽前被公認為象棋理論家的徐家亮，在比賽中竟然出乎意外地戰勝或頂和了包括有三位特級大師在内的衆多高手， 以4勝3和的不敗戰績獲得冠軍，也從此成就了自己國際象棋和象棋雙槍将的美名，“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我能拿一冠軍，因為我象棋畢竟不是職業的，我跟他們職業選手比賽，參加的基本上都是職業的，湖北的李義庭是全國冠軍，多屆全國比賽前六名，上海的徐天利拿過全國比賽的亞軍，遼甯的孟立國也是特級大師，還有甘肅的錢洪發，江蘇的象棋大師季本涵，還有後來的蜀蓉棋藝出版社社長程明松以及年輕的甘肅棋手何永祥，當時獲得5次甘肅省的全勝冠軍，我當時是65，他們基本上是60歲上下，我拿冠軍基本上沒想到！”
“賽前人家說我大概要墊底，可以說我拿這個冠軍有點幸運，人家說這是‘理論戰勝實踐’，我覺得這說的不對，其實理論都是從實踐中來的，我這次也是理論結合實踐，我在出版社工作，好像是在研究室裡工作，又編書又寫書，但是我對棋的研究沒有中斷，我參加比賽也沒有斷，好多次老幹部比賽都拿到冠軍，是以我手不生，跟象棋大師交手也基本上沒有輸，但是那次比賽其實我下得還是挺累的，但是我事先有研究，理論結合了實踐，另外此前我研究毛主席軍事思想和孫子兵法，用來講棋，對我自身也是一個提高，專業棋手在理論方面還是有所欠缺，我的棋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雖然我是業餘棋手，但是水準并不低，當對手發現不行的時候，已經晚啦，積分已經追不上啦，七個對手，我4勝3平，勝的四盤棋都是後手，3分平棋都是我先手，我平了徐天利、錢洪發和季本涵，餘下四人，有兩個特級大師，一個大師，都被我後手赢啦！我學了國際象棋，國象的戰略戰術我都用上啦！下了國際象棋以後，再回去下中國象棋，我得意啦，是以那次我勝利，絕非偶然！不是象媒體所說那樣是‘理論戰勝了實踐’，是理論結合了實踐，這次比賽當中有幾盤棋我下得都特别精彩，有一盤對李義庭的對局在百度上，有人評論說是名将高手用雙炮過河殺得‘小神童’李義庭沒有脾氣，後來這些着法用現在的軟體一分析，完全符合，我那棋下得精彩，也是自己完全沒有想到的，這也從另一方面講，下棋還是要多學習，多練，水準才不會太差！現在象棋我還能下，天天象棋我曾經兩次達到神1-1呢!”
除了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之外，徐老還熱心校外教育等公益事業。他是北京市少年宮第一代國際象棋校外輔導員，“1959年我到北京市少年宮當了國際象棋的校外輔導員，當時是孫敬修講故事最有名，1984年我同孫敬修等12人一起評為北京市優秀校外輔導員，我等于是教國際象棋和象棋，每一項棋都有好幾年，最早是1959年—1960年，後來1973年又恢複啦，最早是張雄飛先生教棋，後來他擔任國家體委棋類方面上司，工作太忙，才推薦董齊亮和我來出任校外輔導員，董齊亮教象棋，我教國際象棋，那時候是星期日上午，雷打不動，我就去景山後街的北京市少年宮教國際象棋，象我教過的第一批學員姚振章，後來就是崇文少年宮的進階教練，我在少年宮的學生大概有50多人。”
1990年，中國象棋協會授予他“象棋榮譽裁判”稱号；1993年起，因為他在新聞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貢獻，國務院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貼”，如今已經92歲高齡的徐家亮還是筆耕不辍，徐家亮坦言盡管下棋是“業餘”，但是唯有熱愛不可辜負，“一般我們出版書，就是初審、複審和終審，三審制度，我現在主要搞的是複審，個别也有終審的書籍，其他的項目，如球類、田徑和體操，我也都懂一點，主要是文字把關。”“現在已經92，我是從7、8歲就開始學習象棋，1962年投身棋類事業，60多年如一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貢獻自己的一切，我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雖然我後來不是職業選手，下棋是業餘的，然而我沒有把棋完全看成是業餘，它是我人生中最好最大的愛好，這是我應該盡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