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下午为您的播出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本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棋类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56年举办了首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当时围棋和国际象棋还都是表演项目，直至1962年11月11日，正值当年全国棋类大赛在安徽合肥举办期间，中国象棋和中国围棋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棋类运动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记者沈彤日前采访了中国国际象棋和象棋届元老徐家亮，回首往事，徐家亮老人也是感触颇多，“那时候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中国围棋协会，另一个是中国象棋协会，国际象棋的工作都在中国象棋协会代管啦，当时围棋协会和象棋协会40多名委员，如今只有两人还在世，一位就是黑龙江哈尔滨的王嘉良，还有一位就是我了，王嘉良比我小一岁，现在全国三项棋当中岁数最大的就属我，我觉得挺庆幸，还能不忘初心，健康生活，还可以在棋界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就相当不错啦!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心态把握得比较好，整个这一过程也是经过许多考验，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已经拿到国际象棋的全国冠军，但是当时从事棋类运动大多是业余选手，徐老也不例外，大学期间学习纺织机械的徐家亮毕业之后，却来到北京改行从事冶金机械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自己在国际象棋和象棋方面的才能，使得来到北京不久的徐家亮又经历一次改行，投身到体育战线的工作中来，“当时北京市体委一直想要调我去北京棋艺研究社，刚到北京时我的单位在冶金部建筑研究院，就在西土城，邮电大学对面，冶金部建筑研究院技术人员就将近一千人，我在这里面能排在前十位，是有培养前途的人才，我们单位领导也不同意调我走，之前在上海我本来是学习纺织机械的，不过当时不是‘学什么干什么，是干什么学什么’，我所有的基础课目都不错，因此干什么专业都成，当时我老师是周志宏，是全国冶金热处理专家，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他特别喜欢我，我们华东纺织学院有许多老师也是他的学生，他在我们这儿讲一门课《金相与热处理》，周老师那时比较忙，他还在上海钢厂兼顾问，因此根本没时间上课，星期日专门让我去他系里上课，听完以后让我写了讲义给同学，由于我是课代表，相当于周老师先给我一个人讲课，我们这门课就是这样上的，后来毕业后一度想留我任助教，但是因为我们一名同学身体欠佳，有肺病，最后他留在学校，我来到北京改行去了冶金部有色金属局企业管理处，后到冶金部建筑研究院，搞过施工机械，也去过半导体研究组，曾发表过研究报告，后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应用和推广，所以当时冶金建筑研究院的领导不愿意放我走，最后找了财政部第一副部长金明，他同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是围棋棋友，金明部长对王鹤寿是这样说的，‘找一个工程师容易，但是找一个有文化的棋手并不容易。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得放人’，就这样冶金建筑研究院同意放人，说我要是不去，就得写一个报告，不然必须走人，就这样我再次改行，不做工程师就来北京市体委报到，这是1962年5月以前的事。我一开始在北京棋艺研究社，到了1963年北京成立专业棋队，我就到了先农坛，成为一名专业棋手，那时我已经30多岁，是运动员兼教练，天天是以棋为我的专项啦！”
徐家亮同象棋特级大师广东杨官璘正当徐家亮准备在国际象棋这条职业道路上奋勇前行的时候，十年浩劫，棋队解散，徐家亮被分到了北京食品总厂下的葡萄糖厂，成为了一名技术工人，但是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徐家亮也没有完全离开棋界，“当时我也是被分到德胜门外的北京葡萄糖厂，去了八年，但是这八年时间我也没有都在工厂里面，因为每年大概都有四个月的时间在搞游园活动，主要是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每年五一和十一都有游园活动，活动时间虽然只有几天，但是筹备需要俩月，因为棋类项目取消以后，通过陈老总和周总理又把它恢复起来，这一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当时我跟陈祖德、王陛钧写了一个报告，通过陈老总转给周总理，要求恢复棋类活动，因为它属于传统文化。从197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我是隶属于文化宫的游园指挥部，属于市委直接领导，当时由于围棋看得人少，所以是组织象棋表演，我在旁边挂大盘讲解，同时也搞围棋的活动，当进行表演的有北京好手傅光明、藏如意，当时我象棋下得不错，同他们还有点距离，但是我能讲棋，当时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读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五篇军事著作我都深刻地研究了一下，觉得毛主席的军事理论都可以用在讲棋里面，比如毛主席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投下一颗好棋子的’，‘根据地就是包围与反包围’等等，将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贯彻到讲棋的实践中来，再加上孙子兵法等内容，这样讲棋就引起的当时的领导的关注。游园活动的主会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树林，观众大约有两三千人，就我一个人讲解，但是十分受欢迎。通过游园活动挂大盘讲棋，宣传毛主席军事思想，说明棋类活动不简单，这样棋类项目才又慢慢得以恢复。”“1972年10月份游园活动中组织了第一次大象棋挂盘讲解，到了1973年5月第二次时，周总理说之前我们用的旧棋盘不太好看，又重新做了一个4米乘5米的新棋盘，棋子用的磁吸式的，材质是有机玻璃的，挂大盘更好看，现在这大棋盘在天安门管理处，也算是文物了吧！从1975年开始，全国棋类比赛又恢复啦，我基本上是工厂半年，搞游园和参加比赛半年。那会儿我觉得挺忙，但是觉得也挺有意思，也为棋类项目做了一点工作。棋类比赛最终能恢复，也是众望所归，我记得当时做大棋盘花了2400多元，做棋子花了900多，开始去到北京市政府那里报销，开始不批，最后还是找了周总理才把这笔钱报销啦！”1978年落实政策之后，徐家亮被调动到人民体育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不过当时他还被北京市体委借调到北京队参加了国际象棋比赛，“我是1970年10月份下到工厂里的，当时围棋队也下放到工厂里，当时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围棋队是专业运动员，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学工科的，实际上是当技术干部使，跟工人师傅关系也挺好的，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工人待遇，我本来是工程师，当然我在工厂里做的事是工程师干的事儿，搞了许多技术革新，1977年我还被北京市一轻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发了一个大镜框，我搞了不少技术创新，在工厂很受欢迎，当时厂里面也舍不得让我走，但是我还是选择归队了，1978年就是陈祖德给推荐的，我就来到人民体育出版社，因为当时再当专业运动员也不指着我啦，毕竟我已经47岁啦，我也不是棋不能下，但是国家体委的调令先到啦，另外两个单位，一个是冶金部建筑研究院，还有一个就是北京体委，这两个调令都晚了一个星期，我这个人也是组织性强，你先来了调令，我就去了人民体育出版社，但是我到出版社之后，也没有马上去那里上班，北京市体委还是借调我两年，连续两年我还代表北京打比赛，1978年我们北京队夺得全国国际象棋团体赛第六名，1979年全运会，北京象棋队团体赛是第五。”
徐家亮勤奋好学，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和俄语，对德语和日语也有所了解，这都为他在1981年成为大陆第一位国际象棋国际裁判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最早我是学的英语，大学毕业以后，我是通过广播学习的俄语，自学成才，后来1954年我在冶金部建筑安装局里有一个专家办公室翻译科里当翻译组长，那时候年轻早上也同翻译专业的同事一样，要猛念《真理报》或是《消息报》，这样口译也可以啦，学习日语也是听广播自学的，学德语是跟我冶金建筑研究院的一名同事学习，他是同济大学毕业，他在研究院开设了科技德语，我跟他学习了一年，也懂了一些德语。这四门外语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钻研国际象棋，你必须学习英语和俄语，对大陆际象棋技术的提高和担当国际裁判，都很有帮助。1981年我被批准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国际级裁判。另外我也是通过学习，培养了一批国际象棋的裁判。”
“通过我向国外的裁判学习，我掌握了一些竞赛裁判方面的知识，由于人家搞得年头长，对于竞赛方面还是比较全面、系统，他们有许多现成的规章制，值得我们去学习，原来我们的裁判工作没有那么详细，通过我学习还要看裁判方面、规章方面的内容，国际裁判要精通外语，主要是英语，特别是口语的应用，我英语和俄语都懂，就方便许多；国际裁判还要精通规则，还要吃透规则里的内容，比赛过程中，解决临场的纠纷，出现问题如何解决？都要按照规则执行。比赛有时间规定，你超时了要按照规定判负；你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和？出现问题你如何向裁判反映？”另外赛中和赛后，规则上都有明确的规定，比赛的编排也是一门学问，有循环赛、瑞士制的比赛，国内和国际性的比赛赛制都不一样，赛前的裁判会议主要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出现了问题之后，要公正地解决问题，好多人不懂规则，这也包括一些棋手，因此你也要坚持，裁判对规则没有吃透的也有，有时裁判也会因此受到处罚。”“棋手也是一样，现在棋手利用软件作弊，这是新问题，第一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按照规则来裁决；第二是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前两天卡尔森指责尼曼作弊一事，国际棋联也有裁决，可能尼曼有作弊的嫌疑，但是你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不成。现在大型比赛你的手机必须放到一个指定的地方，比赛结束后再拿走，而且整个赛场手机信号都要屏蔽掉，即便这样还是有棋手要作弊，因此裁判要了解这些方面的相关知识，要想办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减少纠纷。1981年国际棋联授予大陆际级裁判的证书，之前有一次我在香港担任副裁判长，就有人用英文来考察，你要是不会，就不可能当上国际级裁判。他们也让我编排了一次赛程，这些都顺利通过，我也就被批准为国际级裁判。”
“成为国际级裁判之后，我也把自己学来的东西传播给其他裁判，国内也是结合比赛，从1992年开始，我担任国际象棋裁判委员会主任开始，。每年都办一次裁判培训班，一开始都是大伙儿在讲课，裁判培训班一般就是四五天，请一两位老师做主题报告，随后还要考试，后来都是我一个在讲，因此所有裁判课 ，我都要事先备课，同时我也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裁判规则上的一些细小的改动。到了2005年，要搞智运会，我当技术主任，专门给人开办裁判培训班，从2005年一直到2008，目前国内裁判大部分都听过我的课。另外，国际棋联还办棋联裁判培训班，经过考试考核以后，批棋联裁判，这是国际级裁判的第二档，”中国传统棋文化讲究的是“智、信、仁、勇、义”，徐家亮强调即使当下比赛，参加棋手也应当注重赛事礼仪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咱们的传统文化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广为传承，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要在青少年一代当中推广传统文化，棋类活动能够开发智力，能够塑造人美好的品德，它是一种教育的工具，琴棋书画都不可偏废，都要全面发展。”
尽管改行从事体育出版工作，但是唯有对棋类运动的热爱并没有改变，1996年，已经退休的徐家亮应邀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电力杯”全国象棋名人赛，没想到赛前被公认为象棋理论家的徐家亮，在比赛中竟然出乎意外地战胜或顶和了包括有三位特级大师在内的众多高手， 以4胜3和的不败战绩获得冠军，也从此成就了自己国际象棋和象棋双枪将的美名，“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我能拿一冠军，因为我象棋毕竟不是职业的，我跟他们职业选手比赛，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职业的，湖北的李义庭是全国冠军，多届全国比赛前六名，上海的徐天利拿过全国比赛的亚军，辽宁的孟立国也是特级大师，还有甘肃的钱洪发，江苏的象棋大师季本涵，还有后来的蜀蓉棋艺出版社社长程明松以及年轻的甘肃棋手何永祥，当时获得5次甘肃省的全胜冠军，我当时是65，他们基本上是60岁上下，我拿冠军基本上没想到！”
“赛前人家说我大概要垫底，可以说我拿这个冠军有点幸运，人家说这是‘理论战胜实践’，我觉得这说的不对，其实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我这次也是理论结合实践，我在出版社工作，好像是在研究室里工作，又编书又写书，但是我对棋的研究没有中断，我参加比赛也没有断，好多次老干部比赛都拿到冠军，所以我手不生，跟象棋大师交手也基本上没有输，但是那次比赛其实我下得还是挺累的，但是我事先有研究，理论结合了实践，另外此前我研究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用来讲棋，对我自身也是一个提高，专业棋手在理论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我的棋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虽然我是业余棋手，但是水平并不低，当对手发现不行的时候，已经晚啦，积分已经追不上啦，七个对手，我4胜3平，胜的四盘棋都是后手，3分平棋都是我先手，我平了徐天利、钱洪发和季本涵，余下四人，有两个特级大师，一个大师，都被我后手赢啦！我学了国际象棋，国象的战略战术我都用上啦！下了国际象棋以后，再回去下中国象棋，我得意啦，因此那次我胜利，绝非偶然！不是象媒体所说那样是‘理论战胜了实践’，是理论结合了实践，这次比赛当中有几盘棋我下得都特别精彩，有一盘对李义庭的对局在百度上，有人评论说是名将高手用双炮过河杀得‘小神童’李义庭没有脾气，后来这些着法用现在的软件一分析，完全符合，我那棋下得精彩，也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讲，下棋还是要多学习，多练，水平才不会太差！现在象棋我还能下，天天象棋我曾经两次达到神1-1呢!”
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徐老还热心校外教育等公益事业。他是北京市少年宫第一代国际象棋校外辅导员，“1959年我到北京市少年宫当了国际象棋的校外辅导员，当时是孙敬修讲故事最有名，1984年我同孙敬修等12人一起评为北京市优秀校外辅导员，我等于是教国际象棋和象棋，每一项棋都有好几年，最早是1959年—1960年，后来1973年又恢复啦，最早是张雄飞先生教棋，后来他担任国家体委棋类方面领导，工作太忙，才推荐董齐亮和我来出任校外辅导员，董齐亮教象棋，我教国际象棋，那时候是星期日上午，雷打不动，我就去景山后街的北京市少年宫教国际象棋，象我教过的第一批学员姚振章，后来就是崇文少年宫的高级教练，我在少年宫的学生大概有50多人。”
1990年，中国象棋协会授予他“象棋荣誉裁判”称号；1993年起，因为他在新闻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务院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徐家亮还是笔耕不辍，徐家亮坦言尽管下棋是“业余”，但是唯有热爱不可辜负，“一般我们出版书，就是初审、复审和终审，三审制度，我现在主要搞的是复审，个别也有终审的书籍，其他的项目，如球类、田径和体操，我也都懂一点，主要是文字把关。”“现在已经92，我是从7、8岁就开始学习象棋，1962年投身棋类事业，60多年如一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贡献自己的一切，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虽然我后来不是职业选手，下棋是业余的，然而我没有把棋完全看成是业余，它是我人生中最好最大的爱好，这是我应该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