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印度古代文獻中的"達薩"一詞指的是奴隸，他們附屬于主人，可以被買賣并按照主人的意願從事各種勞動。
然而與古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制相比，印度孔雀王朝時期的奴隸多數是家庭奴隸，直接用于生産的奴隸很少，而且奴隸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小。
奴隸在印度社會的地位相對較低，并不像古典奴隸制下的希臘和羅馬奴隸那樣苛刻，他們相對容易獲得自由。至于奴隸人口占總人口多少才能算作奴隸社會，目前還沒有一緻的意見。
公元前80到50年期間，印度大部分地區進入了鐵器時代。鐵器的傳播主要集中在恒河下遊地區，因為隻有鐵工具才能開發茂密的熱帶濕地森林。這些地區的居民建立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經濟。
以恒河中下遊為中心，印度北方出現了一大批城市，被稱為印度曆史上的第二次城市革命時期。圍繞這些城市，印度北方出現了16個較為強大的國家和一些小國，其中一些國家采用君主制，另一些則采用共和制。
一般來說，共和國如釋邊、利占婆和般遮羅等分布在喜馬拉雅山麓、恒河上遊和印度河上遊的幹早地帶，而君主國集中在恒河中下遊地區。
摩揭陀王國位于恒河中下遊最肥沃的地區，是恒河平原水陸交通的樞紐，控制着南亞次大陸最大的鐵礦資源——比哈爾鐵礦，國力迅速發展。孔雀王朝以摩揭陀為根據地，征服了北方諸國，并向南方擴張，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帝國。
古希臘的公民與奴隸的階級對立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有着明顯的不同。盡管印度孔雀王朝時期被征服國的軍民并沒有被作為奴隸被虜，但在印度古代，低級種姓的首陀羅作為一個整體被上層種姓剝削和壓迫，被視為一種類似斯巴達的“黑勞士”式的集體奴隸。
雖然印度古代的奴隸制是古典奴隸制的一種變異，但和希臘的集體奴隸黑勞士并不相同。此外，印度的首陀羅替代了奴隸成為主要的勞動力，種姓制度成為了較奴隸制更為有效的組織生産的方式。
是以在印度古代社會中并沒有大量從事生産的奴隸存在。另外關于印度古代社會奴隸制度的問題，還有人提出了奴隸的來源是如何的問題。
塔帕在她的著作中認為，種姓制度使得印度社會不需要蓄養大量從事生産的奴隸，同時印度的首陀羅構成了農業和手工業的主要勞動力，并且種姓制度使他們的受壓迫地位合法化。
公元前1000紀中後期的奴隸價格是很昂貴的，一個普通奴隸的價值相當于10個錢，而雇工每天隻需1.5到4個小錢。按照1個大錢等于16個小錢的比例計算，一個普通奴隸的價格相當于雇傭40天有技術的熟練勞動力的費用，而相同時間内的普通勞動力隻需100個小錢。
考慮到維持奴隸還需要額外費用，并且奴隸制度存在一定的風險，而農業生産具有季節性，不需要全年都雇傭勞工，是以使用奴隸可能不如使用雇工更劃算。
塔帕認為奴隸來源有限的解釋是由于種姓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戰俘都能成為奴隸。進階種姓和低級種姓之間的差異在這裡也是不能忽視的。種姓制度不僅使得社會不需要大批生産奴隸，同時也限制了奴隸的來源。
孔雀王朝時期的塑滬楚對于不接受婆羅門教意識形态的人民是無效的。他所提到的希臘人不僅指與他在西北邊境為鄰的希臘化國家，還包括在印度境内的希臘籍居民。
實際上所有外國人或非印度文化的人都不受他的法律控制。這種差別對待外籍人和印度人的做法表明孔雀王朝時期關于奴隸的規定具有強烈的文化和宗教色彩，并且這種文化和宗教色彩是依附于種姓制度的。
在孔雀王朝時期，種姓關系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對立和不同的社會分工，還包含了以家族世系确立通婚關系，進而保證各種姓成員的穩定。
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奴隸不僅被用于農業生産，也大量用于手工業。然而在古代印度的城市中，早期就成立了行會，從公元前5世紀佛陀時代開始出現，到孔雀王朝時已經形成了一種鞏固的社會機構，幾乎控制了全部的手工業生産和商業。
行會最初是從氏族發展到種姓之間的一種組織形态，它們的技術和生産資料都是按血統繼承。為了鞏固它們對技術和生産資料的控制，後來逐漸增加了很多制度，包括嚴格的通婚規定。行會由此逐漸變成了種姓。
孔雀王朝時期，手工業行會和商業行會在城市中占有固定的街區，或者集中居住在靠近原料産地的地區，如礦山和森林。孔雀王朝的政府對行會進行嚴格的控制，通過行會征收賦稅。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行會本身的人手不夠，是以雇傭勞工和使用奴隸。
然而由于行會保守技術和壟斷市場的願望，限制了行會從外部吸收學徒。是以，行會逐漸嚴格地控制通婚關系，最終形成封閉的聯姻集團。行會對手工業和商業的壟斷以及它們的自我繁衍性質限制了對奴隸勞動力的需求。
行會一直是反種姓制的曹那教和佛教的有力支援者。但由于它們本身的封閉性質，它們也加入了種姓制的體系，在這個等級制度中嵌入了一個格子。通過内部的團結和婆羅門教意識形态的支援，行會兼種姓組織也防止了自己的成員淪為奴隸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