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9年，羅馬王政時代結束，共和制度開始建立。監察官制度是共和國早期的一項制度，它的創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
監察官制度的誕生有兩個主要原因。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沖突是監察官制度創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早期羅馬社會中，貴族掌握了政治和社會的主導地位，平民則面臨着貧困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這種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沖突不斷加劇，導緻了政治上的緊張局勢和社會沖突。
國勢調查的需要促使監察官制度的設立。國勢調查是對人口、土地和财産等國家資源的統計調查，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和規劃國家事務。
在羅馬共和國初期，由于外部威脅和内部沖突的存在，國勢調查成為十分緊迫的需求。然而舊有的官制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是以監察官制度應運而生，以負責進行國勢調查和監督社會秩序。
監察官制度的建立可以視為貴族與平民沖突在微觀層面上的妥協産物。雖然監察官的初始設立僅限于貴族，但這一制度為平民提供了一種參與政治和影響決策的途徑，進而緩解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緊張關系。
監察官制度的産生與古羅馬的财産劃分标準和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沖突有關。然而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沖突并不單純是一場權力争奪的鬥争，因為在這樣的鬥争中，必然會有一方失敗。
監察官制度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百人團制度。百人團制度最初由塞爾維·圖流斯在羅馬王政時期創立，并被稱為"塞爾維體制"。
百人團制度是共和國時期羅馬政制的核心，規範了市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和義務，實作了對國家權力的合理配置設定。
在百人團制度的基礎上，監察官制度形成并發展起來。監察官制度的職能基本上是百人團制度在政治實踐領域的延伸。其中，監察官的重要職責之一是進行"監察官記過"，即評估市民是否滿足成為騎士百人團甚至百人團成員的條件。
通過對市民地位和權利義務的評價和調整，"監察官記過"直接影響了市民能否參與稅收、兵役以及選舉和被選舉權等重要事項。
是以百人團制度為監察官制度的産生提供了基礎。百人團制度通過厘定市民的權利和義務，為國勢調查的職能提供了評估市民的需要。國勢調查需要對市民進行登記和評估，這為監察官制度的核心職能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對于監察官制度的産生，宗教因素确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據研究表明，監察官制度在共和國時期具有濃厚的宗教背景。
在政制的設計上，監察官制度具有一定的"神聖性"，并與羅馬宗教習慣的傳統聯系密切。宗教因素為監察官制度的正當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并使其在共和國政制中具備一定的合法性。
國勢調查是監察官的核心職能之一，而贖罪祭則是宗教活動的一部分。這種國勢調查與贖罪祭的一體化賦予了監察官權力行使的形式正當性，同時也強調了宗教在監察官制度中的重要性。
監察官特有的葬禮習慣以及監察官與祭祀群體之間的緊密聯系也反映了宗教因素對于監察官制度的影響。
監察官在共和國官制中擁有特殊的地位，其特殊的葬禮習慣表明了他們在官制中的獨特性。同時，監察官創制初期與祭祀群體之間的重疊也展現了宗教因素對于監察官制度創立和實踐的直接影響。
監察官作為共和國政制官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職能的實踐是共和國政制發展成型的必然結果和展現。随着共和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監察官制度在共和國政制中逐漸完善，并通過其職能深入融入共和國的社會生活。
共和國政制的成型背景有着深刻的社會淵源，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沖突。在共和國創立初期，貴族壟斷了監察官的當選資格，這展現了貴族對高層官職的掌控。
然而平民與貴族之間長期存在着對官職當選資格的沖突。在公元前387年的保民官事件中，保民官曾因土地配置設定問題向貴族發難，但并未掀起大的波瀾。
公元前4世紀初，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沖突并未劇烈，這主要是因為羅馬在與維夫妻的戰争中取得了新領土。
在公元前387年的争議中，保民官在某種程度上主動地表達了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沖突，為之後的土地糾紛奠定了基礎。共和國社會債務問題的爆發，如曼利烏斯事件，成為共和國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在共和國時期，羅馬市民可以被視為“生産者、保衛者、參與者”的主體。這種“三位一體”的身份催生了對市民資格進行審查的需求，監察官的成型為滿足這一需求提供了堅實基礎。
監察官制度的發展始終與共和國政制保持緊密聯系。在進入這個階段之前，共和國通過對外擴張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戰争之後，羅馬的疆域大大擴充。然而共和國在擴張過程中也面臨着嚴重的内部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平民與貴族之間的沖突。這種社會群體分裂的問題不斷加劇，最終導緻共和國在曆史程序中逐漸衰落，監察官制度也受到了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