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结束，共和制度开始建立。监察官制度是共和国早期的一项制度，它的创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监察官制度的诞生有两个主要原因。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是监察官制度创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早期罗马社会中，贵族掌握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平民则面临着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和社会冲突。
国势调查的需要促使监察官制度的设立。国势调查是对人口、土地和财产等国家资源的统计调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规划国家事务。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由于外部威胁和内部冲突的存在，国势调查成为十分紧迫的需求。然而旧有的官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监察官制度应运而生，以负责进行国势调查和监督社会秩序。
监察官制度的建立可以视为贵族与平民矛盾在微观层面上的妥协产物。虽然监察官的初始设立仅限于贵族，但这一制度为平民提供了一种参与政治和影响决策的途径，从而缓解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监察官制度的产生与古罗马的财产划分标准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然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并不单纯是一场权力争夺的斗争，因为在这样的斗争中，必然会有一方失败。
监察官制度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百人团制度。百人团制度最初由塞尔维·图流斯在罗马王政时期创立，并被称为"塞尔维体制"。
百人团制度是共和国时期罗马政制的核心，规范了市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和义务，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
在百人团制度的基础上，监察官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监察官制度的职能基本上是百人团制度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延伸。其中，监察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进行"监察官记过"，即评估市民是否满足成为骑士百人团甚至百人团成员的条件。
通过对市民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评价和调整，"监察官记过"直接影响了市民能否参与税收、兵役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等重要事项。
因此百人团制度为监察官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百人团制度通过厘定市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国势调查的职能提供了评估市民的需要。国势调查需要对市民进行登记和评估，这为监察官制度的核心职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监察官制度的产生，宗教因素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研究表明，监察官制度在共和国时期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
在政制的设计上，监察官制度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并与罗马宗教习惯的传统联系密切。宗教因素为监察官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使其在共和国政制中具备一定的合法性。
国势调查是监察官的核心职能之一，而赎罪祭则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这种国势调查与赎罪祭的一体化赋予了监察官权力行使的形式正当性，同时也强调了宗教在监察官制度中的重要性。
监察官特有的葬礼习惯以及监察官与祭祀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反映了宗教因素对于监察官制度的影响。
监察官在共和国官制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其特殊的葬礼习惯表明了他们在官制中的独特性。同时，监察官创制初期与祭祀群体之间的重叠也体现了宗教因素对于监察官制度创立和实践的直接影响。
监察官作为共和国政制官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的实践是共和国政制发展成型的必然结果和体现。随着共和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监察官制度在共和国政制中逐渐完善，并通过其职能深入融入共和国的社会生活。
共和国政制的成型背景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在共和国创立初期，贵族垄断了监察官的当选资格，这体现了贵族对高层官职的掌控。
然而平民与贵族之间长期存在着对官职当选资格的冲突。在公元前387年的保民官事件中，保民官曾因土地分配问题向贵族发难，但并未掀起大的波澜。
公元前4世纪初，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并未剧烈，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在与维爱人的战争中取得了新领土。
在公元前387年的争议中，保民官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地表达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为之后的土地纠纷奠定了基础。共和国社会债务问题的爆发，如曼利乌斯事件，成为共和国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市民可以被视为“生产者、保卫者、参与者”的主体。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催生了对市民资格进行审查的需求，监察官的成型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了坚实基础。
监察官制度的发展始终与共和国政制保持紧密联系。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共和国通过对外扩张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的疆域大大扩展。然而共和国在扩张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群体分裂的问题不断加剧，最终导致共和国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衰落，监察官制度也受到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