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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全國兩會準時落下帷幕。這場看似普通的兩會，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經過這次兩會，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辛勞多年的一大批政治家都退出了曆史的舞台。在國務院副總理職位上躬耕了數年的陳永貴，也在此次大會後不久退下了工作崗位。
可他畢竟在副總理職位上工作多年，退休之後每天也會檢視報紙，了解國家重大事件。
但在某一天看完報紙之後，他突然向身旁的秘書發起了脾氣。
在得知此事之後，李先念不由得下達指令：“不許任何人再向陳永貴送報紙！”
為何陳永貴會在看完報紙後向秘書發脾氣？李先念為何又會做出不給陳報紙看的決定呢？
點個關注，一起了解陳永貴看報紙事件的相關故事。
大發脾氣
1980年8月，全國人大會議如期召開。在此次會議之上，确立了新的上司人班子。而與此同時，一大批已經在政壇活躍多年的老同志也到了退休的年紀。經過全國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的一緻任免通過，大批的老同志得以順利退休養老。在這些人中，便有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陳永貴。
雖然進入中央，在副總理的職務上隻幹了五年時間，但這位出生于1914年的老人，也已過花甲之年。加之他的身體原因等因素，最終在黨中央上司層的一緻建議下他就此退休。
陳永貴出身山西，但在退休之後，卻沒有立馬離開北京，回到老家。他在退休後依舊留在北京，整日翻閱報紙來了解國家大事。
這樣的習慣無論是誰見到，恐怕都要交口稱贊，贊許他對國家事務的關心。但恰恰是因為愛看報紙，陳永貴卻也是以與秘書之間發生了不愉快。
在某一天，陳永貴又一次拿起了秘書送來的報紙。仔細閱讀完後，陳永貴總是綻放笑容的臉上卻愈發鐵青。眼見上司的情緒不對，秘書忙問他發生了何事。沒成想這反而激怒了陳永貴，對送來報紙的秘書一頓臭罵。
而在這次事件之後，本來身體十分健康的他，竟然突然患上了重病。不知是因為生病的原因，還是情緒十分低落，他不僅茶飯不思，甚至還總是一個人望着窗外發呆。眼見陳的身體一天天消瘦下去，其精神也愈發萎靡。秘書終于感覺到了事情的不對，連忙将此事上報給了中央上司。
作為黨中央重要成員，李先念在收到消息後立馬便明白過來了其中奧妙。他立即下令：“要求所有從業人員，不準再向陳永貴轉送報紙，一定要先保住他的身體。”
李先念的做法，雖然不為外人所了解，但卻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遠離了報紙後，陳永貴的精神頭明顯要比之前好了不少，身體方面也逐漸好轉起來。
而之是以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其秘密主要在與報紙之上的報道。
作為農民出身的副總理，陳能夠走到黨中央的重要職位之上，與毛主席的賞識脫不開關系。而他能夠從萬千農民脫穎而出，成為大陸著名的農民總理，離不開他曾經在農業方面建立的巨大成就，進而造就出的“大寨精神”。
大寨的農業成就和“大寨精神”是陳永貴一生中最為驕傲的成績，是他能夠一步步走到國務院副總理的基礎。但因為國家發展方針的變化，國家農業實力的改變，其引以為傲的兩樣成果，卻遭到了群衆的質疑。
群衆的質疑無可厚非，但這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煩惱。随着生産力的不斷變化，農業發展方式也需要不斷改進。自從提出家庭聯産承包之後，本來遲滞的農業迅速迎來了一波增長的高潮。在小崗村等農業示範村的帶動之下，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村落開始實行承包責任制度。通過多勞多得，自負盈虧等形式來激發農民們的勞動積極性。
在一番試驗之下，全國各地的農業開始得到了恢複和發展，農民們開始從艱難生存到吃飽穿暖。
在這樣的刺激之下，群衆們不免産生對過去集體農莊的反感和批判。而作為過去集體農業經濟的代表，大寨和“大寨精神”成為了群衆批判的首要目标。
陳雖然貴為國務院副總理，但因為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在看待許多問題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是以在發現報紙上大肆刊登着群衆對其兩項成果的批判之後，他感覺到了沉重的恥辱。在情緒激動之下，陳永貴對秘書發了脾氣。在此之後，他更是被此事困擾，精神飽受折磨。
農民總理
陳永貴的大寨成就與精神飽受群衆指摘，這位正宗的“農民總理”會如何看待這一切？
陳永貴出生于1914年的山西，是地道地道的農民出身。雖然在此後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成為國家的上司幹部。但實際上在其人生前幾十年中，他都始終堅守着自己的農民本色，并不半點出奇。
如果非要說出陳永貴早年間的經曆有何特點的話，也隻能用悲苦二字來描述。出生在山西境内的他，并非昔陽大寨村的本土居民。在其未滿10歲之時，山西境内發生了數十年未見的大旱，陳父無奈帶着他四處逃荒。最終陳家人搬遷至大寨村，希望能夠在此地安身落戶。但因為生活的重壓，無法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陳父選擇上吊自殺，來結束自己的悲慘生命。無依無靠的陳永貴被人收養，成為長工養活自己。
雖說陳永貴躲過了餓死的命運，但這段悲苦的經曆卻讓他失去了接受要教育的大好機會。在其人生的前幾十年裡，他始終是以一個文盲的狀态生活，即便是日後成為黨的幹部和國務院副總理，他依舊文化水準較低，隻能完成簡單的識字認字。
雖然是一位平平無奇的農民，但他卻也有着一顆愛國之心。在日寇侵略中華的過程中，這位生活困苦的農民也逐漸覺醒了保家衛國的意志。可作為一位農民的他，并沒有選擇用踏入軍旅的方式來保衛祖國。他選擇用成為我黨組織的地下工作者，為我黨提供消息的方式來為中國的革命事業提供幫助。
因為其農民的身份掩護，在抗戰過程中，他為我軍提供了許多有用情報，成為了當地著名的地下從業人員。但在為我黨傳遞情報之外，他依舊是位合格的農民，其生活的重心依舊在務農之上。
在抗戰勝利之後，陳所在的大寨村開始了土改工作。作為長工，他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能夠擁有自己的土地，能夠成為土地的主人。當他真正收獲黨組織分給他的土地時，他心中對共産黨的感情更加深厚。為了報答黨組織的“分地之恩”，他總是會拿出十二分的熱情參與到農業工作之中。在此之外，他還會号召群衆們一起為共産主義事業奮鬥，争取讓全中國人民都分到屬于自己的田地。
因為他的過人表現和堅定意志，陳永貴被我黨吸納為黨員同志。數年之後，大寨村的支部書記因年老而選擇退休。而在退休之前，他一眼便相中了積極進取的陳永貴作為自己的接班人。
就這樣，農民出身的陳永貴成為大寨的黨支部書記，成為了我黨幹部。
在上任之後，這位農民幹将便開始了自己的革命征程。他積極發動當地群衆，在荒廢土地上進行開墾，通過擴大開墾面積和改良土壤水質等手段，他帶領這大寨村民将糧食産量提高了數倍之多。
時間來到自然災害多發的60年代，大寨群衆在陳的帶領之下，克服了自然條件上的重重困難，在災荒年間，一個大隊上交了175萬斤的糧食。雖然這些糧食放到全國來看杯水車薪，但這樣不畏自然艱險、勇敢拼搏的精神，卻成為了衆人眼中的榜樣。甚至就連毛主席都注意到了大寨的成果和其中蘊含的大寨精神。
1964年，毛主席主動與山西省委溝通，對陳永貴大加稱贊。就此陳永貴走入了毛主席的視線之中，也開始走進中央。
大寨與小崗
陳永貴革命精神飽滿，在天災年代通過艱苦奮鬥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可農業生産發生巨變之時，大寨是否依舊正确？
在毛主席的賞識之下，山西乃至全國各地都開始主動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甚至毛主席都曾公開發言，稱全國人民都應該向大寨學習。陳永貴作為大寨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組織的重視。他開始逐漸走出大寨，在山西境内擔任要職，将自己的革命經驗傳遞給其境内的老百姓們。
在1975年之前，陳最高坐到了山西省委書記的職位上，負責山西一省的發展規劃。雖然文化水準不高，但通過文化班的教授，他能夠完成日常的讀書看報需求。對于其最為在行的農業，他更是能夠用簡明的語言闡述其中道理。
1975年，周總理病重住院，國務院工作繁重需要有人分擔。毛主席一下子就想到了陳永貴這位踏實肯幹的革命幹将。于是在毛主席的提拔下，陳正式進入中央，成為了國家級幹部。因為主管農業發展方面相關事務，他這位農民順利地完成了相關工作，并且一幹就是五年。
在這五年時間裡，他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農民打扮，也沒有領取國家工資，農民出身的他一心撲到農業發展之上，希望将大寨的建設意見傳達到全國，為中國造出更多的大寨村，進而改善中國的農業狀況。
但在将大寨推向全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全國上下因為政策的宣傳，開始盲目地學習大寨，将其作為了各地農業發展的“萬能鑰匙”，不考慮各地之間的農業發展差異。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形式主義的現象，最終導緻不僅沒能成功建設出另一個大寨，反而導緻當地勞民傷财、農業發展停滞的現象。
而随着時間的推移，大寨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尤其是在小崗村這個承包責任制下的農業發展典型出現之後，大寨的成就便開始被大家所遺忘。
小崗村的農民們通過發揮自身的勞動積極性，消除了集體生産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最終取得了十分不錯的成果。
小崗村的勝利，不僅是一個村子開始吃飽穿暖，而是帶動着全國上下開始在農業生産關系上進行變革。
在家庭聯産承包的沖擊之下，之前的集體經濟似乎成為了舊時代的産物。全國上下，從承包責任制中獲得成效的農民們，對集體經濟的質疑也由此産生。在群衆的質疑之下，大寨這個曾經的全國模範成為了大家指摘的對象。
陳永貴雖然已經退休，但在看到相關的新聞報道之後，心中也十分悲涼。大寨與大寨精神作為其畢生重要成果，被他視為珍寶。面對全國人民的指摘，他心如刀絞。這也最終導緻他出現不尋常的表現。
但實際上無論是大寨還是小崗，都在特定的時間裡順應了彼時國家的農業發展規律。在特定的時間階段中，兩種農業生産方式都是符合國情，對國家發展有着推動作用的。大寨之是以遭到群衆的指摘，隻是因為時代在發生變化，農業生産力同樣也在發生變化。經過十來年的發展，大寨模式已經無法在适應新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了。
“大寨模式”雖然被甩在時代的浪潮中，但其中所代表的吃苦耐勞、踏實肯幹的大寨精神卻流傳了下來，不少人将這種精神用于各行各業，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閃閃發光。
但大寨的沒落，對陳永貴而言無疑是一種沉痛的打擊。在重壓之下，他選擇主動退出政壇，消失在人們的眼前。
1983年，他來到北京東郊的農場之中，再次踏入農業發展一線。
1986年，陳永貴病逝北京，享年72歲。這位農民總理為國家奉獻一生，将自己的所有心血都凝聚在了土地之上。雖然他沒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他也曾為萬千中國人民的生存而努力，為新中國的發展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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