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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百戲包羅了衆多的藝術表演形式，據說這是古代最早的雜技，其中最具時代特色的為角抵戲和樂舞雜戲，但其服飾卻是學界觸及較少且常常被人遺忘的領域。
漢代角抵戲服飾與藝人的假形裝扮密切相關，其形制特征為頭戴假面，身着羽毛或獸皮材質，且與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
是以說漢代角抵戲和樂舞雜戲服飾，雖然不能對漢代百戲服飾包羅萬象，但是從某種角度也突出了漢代百戲服飾的時代特色，那它作為最著名的漢代百戲，扮演者的服飾有多重要？
【▶>漢代百戲之角抵戲、樂舞雜戲服飾<◀】
漢代百戲中的角抵戲最初由角鬥競技發展而來，其表演形式最早來源于秦代，同時角抵戲經曆了由武備訓練到娛樂表演的過程，此後由于烽煙止息，就被納入俳優表演之中。
在最早的文獻記載中，秦代已有“角抵”之名，如《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
裴骃集解引應劭語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最早的戲劇娛樂表演形式大約為秦代角抵戲，它不僅與武備訓練有關，更與秦人的尚武風氣有關。
秦代軍事兵種齊全戰鬥力強大，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高峰，真正顯示出大國氣象，秦人的尚武風氣尤為突出，正所謂“秦之彪悍，天下莫不畏懼。”
《韓非子·初見秦》在描寫尚武好勇的秦人時說：“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
是以角鬥成為了中國古人的戲劇觀念，而漢代記載了角抵戲的演出盛況，由于漢武帝劉徹實施與西域交通的政策，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
漢代統治者為了招待前來長安的西方各國賓客，時常舉行盛大的角抵戲演出，由于秦漢社會風氣的轉變，漢代角抵戲服飾與秦代不同，其大多具有神怪服飾的藝術色彩。
其産生原因在于漢代文化主要來源于楚地，西漢初統治者把楚地重巫好祠的風氣，帶進了宮廷并風靡朝野，是以受到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
雖然漢代在很多方面，均展現“漢承秦制”的傳承脈絡，但是在戲劇藝術表演包括戲劇服飾方面，都帶有楚地重巫好祠的神怪思想觀念，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
“漢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漢不可分盡管在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方面，‘漢承秦制’，劉漢王朝基本上是承襲了秦代體制但是，在意識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學藝術領域，漢卻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鄉土本色。”
漢代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神仙思想快速發展，神仙信仰全面普及的重要時期，在漢武帝時期，李少君、少翁等神仙方士受到漢武帝的寵愛，他為了迎神候仙，大量建造宮觀樓台。
也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神仙思想與鬼神觀念正式結合，《史記·孝武本紀》記載：“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此後漢代角抵戲的演出規模和内容進一步擴大，由單一的角鬥表演，進而發展為包括樂伎、舞伎和俳優藝人等，共同表演的樂舞雜戲。
由于此時的漢代社會普遍追求享樂主義，為了滿足大衆娛樂生活的需要，樂舞雜戲藝人的專業職能分工進一步細化，出現了女樂與優人，女樂系由女巫歌舞演化而來。
周朝女巫在長期的巫觋求雨等祭祀過程中發展了舞蹈藝術和技能，轉為女樂所繼承，用于人世的宴樂表演，優人則由供人調笑戲弄的身體發育不足者——侏儒轉變而來……
【▶>漢代百戲之樂舞雜戲服飾<◀】
漢代百戲中一種主要表演内容是樂舞雜戲，樂舞雜戲在演出中一般由表演舞蹈、奏樂的藝人和滑稽的俳優組成，《漢書·東方朔傳》中記載了這種演出場面：
“設戲車……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
樂舞雜戲成為了漢代官僚貴戚廳堂中常見的演出場面，此外漢代普通富民家室中的演出，也助長了樂舞雜戲的演出聲勢：
“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
樂舞雜戲中的樂伎、舞伎和俳優經常同時出現在一個演出畫面中，表演相同内容的藝人除了在位置和數量上稍有變化外，他們的服飾穿戴大緻相似，已形成了一定的程式性特征。
如南陽市陳棚彩繪畫像石中的左起二樂伎頭戴平上帻，身着紅色長袍，足服被長袍遮住，中間一俳優頭戴假形，上身赤裸下身着裈，左起第四人女伎頭梳發髻，身着長袖舞衣。
唐河漢“郁平大尹”墓畫像石中的左起二樂伎頭戴帻，身着交領右衽長袍，足服被長袍遮住，左起第三人女伎頭梳發髻，身着長袖舞衣，左起第五人身着窄袖長袍，在樽上作倒立表演。
這可以看出漢代百戲中的樂舞雜戲，一般由身着窄袖長袍作倒立表演的伎人、頭戴帻，身着交領右衽長袍表演的樂伎等俳優組成，而藝人們的服飾穿戴都來源于漢人日常生活服飾。
首服帻正與樂舞雜戲藝人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女伎在表演中所着的長袖舞衣，他們憑借長袖交橫飛舞的千姿百态，來表達各種思想感情。
今天在平劇舞台上的水袖舞，實則在樂舞雜戲中女伎所着長袖舞衣中已初露端倪。
在樂舞雜戲文物中經常可以看到在女伎身旁有一個上身袒裸、體形粗短、形象滑稽的俳優在旁，作插科打诨式的表演，俳優頭戴假形，上身赤裸下身着裈。
是以說漢代百戲中的樂舞雜戲服飾，受到漢代娛樂之風大興的社會風氣影響，在樂舞雜戲中表演相同内容的藝人服飾穿戴大體相似，具有一定的程式性。
【▶>漢代百戲之角抵戲服飾<◀】
曆漢之世，角抵戲是漢代百戲表演中另一個主要内容，在漢代都城長安一帶，以角抵戲為代表的文化娛樂表演形式的發達，使它成為世界性的娛樂之都。
漢張衡的《西京賦》，還原了當時内容繁多、場面宏大和節目精妙的角抵戲演出盛況，他說道：“臨迥望之廣場，呈角抵之妙戲。”
整場演出從中可以窺見角抵戲服飾的樣貌，從漢代的另一條史料《鹽鐵論·散不足》中，我們可以窺見倡優與象人經常在一起演出，倡優和象人在《漢書·禮樂志》中的記載是：
“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诏随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
象人也是《西京賦》中第三場《曼延之戲》的主要演員，扮演了獅子、魚、鼈、蝦、蚌等角色，在這些演出中，藝人都需要穿着與扮演的角色相搭配的服飾。
這樣觀衆才能在演出中辨識出藝人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漢代大量文物印證了張衡《西京賦》中對角抵戲藝人服飾的記載，清晰地為我們呈現了漢代百戲中角抵戲服飾的具體樣貌。
如山東沂南雀戲畫像石中，右側藝人頭戴上面有裝飾花束形狀的雀頭形假面，身披雀鳥假形羽衣，被其左方頭戴冠，臉帶假面，身穿長袍，腰部系帶，下身着褲足穿履的藝人所引導。
在豹戲畫像石中，藝人頭戴豹子形假面，身披豹皮或豹皮材質的服飾，左手持杖，右手拿旗，通過這些文物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角抵戲服飾的樣貌。
在晉人葛洪所撰《西京雜記》中，也記載了《東海黃公》的故事，但與《西京賦》中相比，其中對角抵戲服飾記載更為仔細。
一名藝人裝扮成黃公，另一名為白虎，扮演黃公者“以绛缯束發”，并以“赤金刀”為道具扮演白虎者，則需要身披白色虎皮或者與白虎皮相類似材質的服飾，這樣才能做到惟妙惟肖。
《東海黃公》承襲了秦代角鬥角力的表演形式，并沿襲了先秦時期的尚武之風，推廣了儒家“文武并重”的理。
在河南方城縣東關出土的門獸畫像石中，可以看到以“以绛缯束發”，頭戴假面，上身赤裸，下身穿褲子，左手持刀狀物，右手握虎尾的黃公的形象。
是以說漢代百戲中的角抵戲服飾，由于受到漢代崇仙風氣的影響，可以得出扮演仙人的角抵戲藝人身披羽毛材質服飾，角抵戲藝人頭戴假形獸面，身披獸皮服飾。
由此可見，漢代角抵戲服飾與藝人的假形裝扮密切相關，其形制特征為頭戴假面，身着羽毛或獸皮材質，且有别于漢人日常生活服飾。
這些角抵戲藝人通過所着服飾，共同表現了一個亦真亦幻、栩栩如生、飄忽迷離的神話世界，同時漢賦中記載的大量角抵戲服飾，正是漢人神仙觀念的藝術反映。
漢代百戲中的角抵戲和樂舞雜戲服飾的發展背景，分别受到漢代的崇仙風氣和娛樂之風大興的社會風氣影響，是以漢代百戲服飾和漢代社會聯系緊密。
由此可知，漢代百戲中的樂舞雜戲服飾來源于漢人日常生活服飾，展現了藝術來源于生活的特征，漢代百戲中的角抵戲服飾與漢人日常生活服飾相異，又展現了藝術高于生活的特征。
漢代百戲之角抵戲和樂舞雜戲服飾，不僅與漢代戲劇表演相得益彰，它們也是漢代缤紛多彩的服飾文化中充滿活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