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适逢第二十八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舉辦期間，廣州首部自然類紀錄片《濕地的力量》主創團隊走進校園，在上海政法學院上海紀錄片學院舉辦紀錄片展映及交流活動。上海紀錄片學院是大陸第一所專業紀錄片學院，也是第一家以紀錄片命名的學院。本次活動由上海政法學院上海紀錄片學院實驗中心主任鄭躍主持。
活動現場
随着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生态環境問題成為人類面臨的共 同挑戰，也成為引發人類思考的共同話題。活動當日，導演彭穎斌現場分享 了背後鮮為人知的創作故事，期間回應了上海紀錄片學院同學關于高度城市 化發展下自然類紀錄片的存在意義的提問，“大陸自然類紀錄片目前仍處于 初期發展階段，自然類紀錄片在内容和訴求上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的區域化限 制，是最具國際化特質的題材類型。自然類紀錄片在進行知識解讀的同時，也引發了觀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深入思考。我們不過是衆多生靈的其中一 部分。保護的前提是記錄。為此，我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繼續深耕自然類紀錄片創作。 ”彭穎斌說。
活動現場
導演彭穎斌提到，他在大學期間觀看了由羅伯特·弗拉哈迪執導的世界 上第一部紀錄片《北方的納努克》，從此正式開啟他的紀錄片之旅。從吉加·維爾托夫“ 電影眼睛 ”到法國新浪潮，從弗拉哈迪、格裡爾遜再到阿涅斯·瓦爾達，世界從未停止探尋真實的腳步。相對其他片種來說，自然類紀錄片 從前期準備到後期編輯發行和團隊的制作推廣等，創作周期較長，其閱聽人群 體、資金裝置、拍攝内容等方面也影響着中國自然類紀錄片的發展。為此，就讀紀錄片專業的學生提出不少有關紀錄片制作流程的問題。
以下是部分交流内容：
學生提問：您花了3年時間跟蹤拍攝自然物種，請問您選擇片中黑臉琵鹭、水雉等物種是出于什麼考慮呢？
彭穎斌答：片子裡的黑臉琵鹭當時還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在2021年 新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名錄裡面， 已經升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水雉也從三有保護動物，變成了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而當我們在從事紀錄片工作時候， 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主題，對于物種的選擇，我們會提前做許多調研，了解物 種特性與行為，在不幹擾它們的前提下捕捉這些片段。 比如昆蟲，涉及變态 過程，我們要争取拍攝到； 比如鳥類，覓食、繁殖等行為，我們也要拍到。 但自然類紀錄片本身就存在許多不可抗因素，比如天氣、候鳥難抓拍等，片 子呈現物種的比例是根據拍攝的完整度來決定的。就像片子出現的黑臉琵鹭E66，我們通過查詢E66的出現記錄，然後把這些資訊放到片子裡，作為對物種資訊量的補充，後面我們團隊也去了黑臉琵鹭在國内的唯一繁殖地，在那裡我們記錄了珍貴的生活片段，也去了香港、澳門、中山、海豐等十幾個地方，于是讓它作為主角貫穿第二集，但如果整一集都是它，就會變成單一物種的故事。我們希望記錄生物鍊的故事，而不僅僅是某一特定物種，是以我們也把蒼鹭和其他物種放進去。
導演彭穎斌（左）與制片陳佩文（右）撐船前往拍攝現場
學生提問：您把記錄的素材量濃縮成四集，在篩選素材的時候是以什麼
原則進行選擇？
彭穎斌答： 當我們拍攝完成了，需要不斷讨論，撰寫綱要，然後再進行補拍，這個過程需要反複多次。我也了解其他人是先創作文稿，後拍攝，而我是一邊拍攝一邊調整，做法不同。不過我們這種創作方法最大的問題是沒辦法估量成本。同樣是100萬，别人用100萬進 行擺拍，肯定比我們精準。作為導演，我必須清晰知道如何調整有利于創作故事的表達，這其實是一個比較冒險的行為，但因為這樣子，紀錄片才有趣嘛，紀錄片創作過程就是不斷在調整，不斷尋找解決方案。
導演彭穎斌工作照
學生提問：我們作為學生在拍攝一些紀錄片的時候，通常不太會接觸到制片這個工作，因為沒有涉及資金。請問制片在紀錄片的職責是什麼？還有起到什麼作用？
彭穎斌答：《濕地的力量》有2位制片，最開始是一位男制片，後來退休， 現在是一名女制片。我記得，女制片最近也問我，制片工作是這麼多樣化的 嗎？ 因為拍片的時候，我會讓她留意動物蹤迹，就算是蟲卵也要她去找。這 其實是專家任務，但專家不可能時時刻刻跟随我們去拍攝，我們必須找到一 個解決方法，是以我需要一個制片。當然，除此以外制片還需要管理資金、 根據導演想法撰寫計劃等。
主持人鄭躍（左）與導演彭穎斌（右）進行探讨
作為廣州首部自然類紀錄片，《濕地的力量》記錄了珠江與太平洋呼吸 咽喉位置的濕地 生态現狀，當中包括世界瀕危物種黑臉琵鹭在内的20多個物種之間的生物鍊故事。該片自播出以來距今4年，總導演彭穎斌透露這幾年正在創作一部新的自然類紀錄片。
來源：廣州廣播電視台
編輯：張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