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
前言
在上古時期，巫者的地位崇高，常常是國王兼任祭祀。發展到後來，醫者作為一個群體存在，巫者作為另外一個群體存在。
事實上，和巫醫相比，巫者的概念要寬泛很多，囊括的人群範圍更為廣泛。《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中對巫術的範圍有過如下的解釋：“大概史籍中所列關于祭祀的明堂、合官、封禅、祠祀，及兵家的權謀、形勢、陰陽、技巧，術數的天文、曆譜、蓍龜、五行、雜占、形法，方技的醫經、醫方、房中、神仙，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
運用這些巫術的人群，都可以稱之為巫者。雖然，巫者的種類很多，然而，巫者最為重要職責之一，應該是醫療。上古時期的巫鹹就是以醫者的形象出現的，名巫者巫彭，職責。
上古的時期另外一《說文》中也有“巫彭初作醫”的記載，這說明當時醫療是巫者的重要職責。
講了這麼多，到底找誰管用？
秦漢時期醫者與巫者的分立
秦漢時期出現了醫者與巫者的分化對立，然而這種分立并不是完全的，當時還存在着相當數量的巫醫群體，巫醫群體既可以用醫術治病，也可以同巫術治病，是一種兩者都兼具的群體。
在秦漢時期，醫療群體發展為以理性為主要基調的醫者群體和以神秘化為底色的巫者群體，還有處于中間的巫醫群體。
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過程，當時的巫術為人治病占有一定的數量，并且常常和醫術結合。到了秦漢時期，《黃帝内經》中已經沒有關于巫術為人治病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秦漢時期的醫者群體更加側重治療病患在生理方面的病痛。
著名的醫家扁鵲曾經路過虢國，當時虢國太子死亡，全國都在為虢國太子舉行除邪去病的祭祀，這種祭祀是一種巫術的禮儀。
扁鵲問明情況後，表示：“若太子病，所謂‘屍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争，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
這就從生理上對虢國太子的病因進行了分析，和用巫術祈禱治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還有東漢末年的華佗已經直接運用手術的方式為人治病。
據史書記載：“若疾發結于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閑皆平複。”
可見華佗這種醫者為人治病，完全是從生理上進行的。反之，對于巫者來說，他們則更加側重病患在心理上的治療。
秦漢時期醫者與巫者的分布
秦漢時期的醫者群體和巫者群體具有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分布範圍廣泛，然而分布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秦漢時期的醫者群體，當時的醫者群體包括宮廷醫者、郡國醫者、軍醫、法醫、獸醫、巫醫等，上至宮廷，下至民間，分布十分廣泛，保持着秦漢時期社會肌體的基本健康，使得當時的社會能夠有效地運轉。
然而，當時的醫者群體分布呈金字塔形，大部分的醫者群體都被集中在上層。當時的宮廷醫者，就是其中的典型，民間雖然也存在像扁鵲、淳于意之類的醫家，不過這種類型的醫者畢竟是少數。
當時的基層醫療基本上處于一種荒蕪的狀态，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東漢時期的高官祝恬在前往京城的途中生病，一連六七天，都未曾遇見醫者，就連祝恬本人都覺得自己的受壽命要到頭了。
這說明當時民間醫者數量很少，基層醫療機構也是處于荒蕪狀态。官員如此，更遑論當時基層百姓的狀況了。然而，秦漢統治者對于當時的基層并非不管不顧。
畢竟要維持整個社會的健康運作，是以當民間出現災情的時候，秦漢政府也會派出醫者群體進行救治，漢安帝時期，“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将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還有漢桓帝時期，“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将醫藥案行。”
由此可見，畢竟隻有重大災情的情況下，秦漢時期的政府才會進行救治，而進行救治的目的也是為了維持自身的統治。
在大多數情況下，基層出現災情基本上都是自行救治。王文濤對兩漢民間互助保障進行過細緻的研究，在面對重大災難時期，兩漢時期民間宗族内部的互助主要包括經濟互助、收養孤弱、散财同宗、聚族自保；下層群眾則主要靠自我救助，救助方式包括特定的互助組織（僤）、鄰裡互助、原始道教所反映的貧民自我救助。
這說明秦漢時期，在基層，無論是宗族，還是貧民，在面對災情的時候，主要所依靠的還是自身的救治，并非政府的救治。之是以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秦漢時期的政府掌控能力還無法深入到基層，基層在面對重大災難時，隻能依靠自身；另外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說，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秦漢時期的政府所掌控，基層的醫療基本處于真空狀态。
秦漢時期的巫者群體。當時的巫者群體分布同樣非常廣泛，和當時的醫者群體所不同的是巫者群體的分布呈現是一個正三角形，大部分的巫者群體都是分布在民間，社會上層也一定數量的分布。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提到中國巫術發達的原有兩點，一是因為民智的幼稚，二是因為帝王的信仰。《鹽鐵論》記載當時的情況是“街巷有巫，闾裡有祝”，可見當時的巫者在秦漢時期民間的盛行。
從醫療的角度來看，巫者之是以在秦漢時期基層盛行，和當時基層醫療資源的荒蕪有很大的關系，醫術對于基層群眾來說具有一定的門檻，并非所有的人都會使用，再加上當時大量禁方的存在，導緻學習醫術困難重重。
長桑君傳給扁鵲醫術前，曾經考察了扁鵲十幾年，才把自己的禁方交給他。公乘陽慶也是對淳于意經過考察後，才把将醫術傳授給他，可見當時學習醫術對于人們的确是十分困難的。
巫術相對醫術來說，更容易上手，是以受到時人的追捧也就再所難免，因為巫術相對于醫術更容易操作，且成本更低，是以在秦漢社會的基層異常流行，正如楊勇所言，秦漢時期的巫術操作已經不依靠巫者本人，病患本人或者家屬就可以自行操作。
誠然，巫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坑蒙拐騙之徒，不過當時基層的醫療環境惡劣，某種程度上，巫者群體承擔了基層大部分的醫療職稱。
因為基層百姓信任巫者，導緻有些巫者擁有有大量的信徒，東漢時期曾經發生過巫者起兵反叛朝廷的事情，光武帝時期“妖巫李廣等群起據皖城”以及“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漢靈帝時期“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
是以，基層的巫者群體也會危及秦漢政府的統治。巫者群體除了分布在基層之外，秦漢時期的軍隊中也有一定數量的巫者，漢文帝時期，晁錯上書提出在邊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
可見巫者在秦漢時期的軍隊中也是和醫者一樣承擔一部分的醫療職稱，最為關鍵的是根據以往的研究，秦漢時期的邊防軍隊常常缺醫少藥，邊地軍人患病時，最先采用的都是自我治療，接着才是軍隊的醫官進行治療。
巫者的治療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被邊地軍人掌握，用于治療疾病。東漢時期的軍中也存在一定數量的巫者，《後漢書》中記載：“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
可見在這裡巫者的職能是“以求福助”。是以在兩漢時期的軍中巫者本身就包含有兩種職能，一種是醫療，另外一種是祈福。
除此之外，巫者還分布在秦漢時期的上層社會中。和醫者群體相比，巫者群體在社會上層的分布數量還是比較少的，畢竟在秦漢時期，官方專門設定了相應的醫療機構。巫者在秦漢時期雖然也有相應的官職，不過從發展曆程來看，兩漢時期的官方巫者曾經被廢除，總體來看是處于衰落削減的狀态。
根據林富士的研究：“漢代雖然有‘官巫’，但是，隻有中央‘祠祀’官的員吏，确定為正式官僚組織的成員，西漢時有‘八巫’，東漢時則有‘家巫’八人。
這也就是說，巫者若想仕宦為吏，隻能擔任這種職位，而且員額也很有限。”這說明兩漢時期的官方巫者數量與醫者相比是很少的。
秦漢時期，巫者之是以出現在社會上層，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和最高統治者的秉性有很大的關系，西漢的漢文帝曾經“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最嚴重的是漢武帝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尤敬鬼神之祀”，他在位時期時期招攬了諸多的方士，以至于達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史書記載：“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緻福之術者以萬數。”
在這些方士之中就包含有大量的巫者。史書記載漢武帝時期“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漢武帝時期著名的巫者李少君、栾大等人都受到漢武帝的重用，導緻時人趨之若鹜。第二種情況，巫者大部分出現後宮之中。
漢武帝時期，“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為祝詛上，無道。”
東漢漢哀帝時期，桓譚對傅晏有言：“皇後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這從側面說明當時的後宮之中也是存在一定數量的巫者。
這些巫者在社會上層不像基層一樣承擔了部分醫療職能，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行巫蠱之事，進而引發一系列的政治災難。漢武帝時期前有陳皇後因巫蠱事被廢除，史書記載：“皇後陳氏廢。
捕為巫蠱者，皆枭首”，後期有“巫蠱之禍”株連甚廣，“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還有漢宣帝的“許皇後坐巫蠱廢”。東漢時期“陰後以巫蠱事廢”，東漢漢和帝時期，“禦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
以上兩漢時期發生的政治事件之中，都有巫者群體的身影，他們對于當時政治有着極深的負面影響。
雖然秦漢時期，巫者群體分布範圍廣泛，然而從文獻記載來看，當時的巫者群體時常受到統治者的打壓，也就是所謂的“禁巫”。西漢到東漢時期，官方巫者群體是處于衰落的狀态的。
之是以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是醫者在官方的地位穩固，醫者群體天然地排斥巫者群體；另外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官方對于巫者群體十分抵觸，林富士對此有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從西漢到東漢，知識分子和官方對巫者态度越來越賤視的。
之是以“禁巫”，林富士的研究給出以下的原因：淫祀，危害當時的經濟與治安，祝祖、巫蠱與媚道。淫祀，就是不符合當時政府規定的祭祀，這種祭祀是會導緻民心思變，引發基層社會的混亂。
危害社會治安和經濟，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東漢時期的“妖巫”曾經起兵反抗朝廷，嚴重影響社會經濟與治安，另外，這些基層巫者大都是坑蒙拐騙之徒，時常“欺誣細民，熒惑百姓”。
不僅浪費百姓的錢财，還會危及他們的生命。祝祖、巫蠱與媚道。這三種時常發生在政治領域，導緻大規模的株連與屠殺，最為典型的就是漢武帝時期“巫蠱之禍”。
秦漢時期醫術精良的醫者大都布在社會上層，基層的醫療資源幾乎處于荒蕪的狀态，另外當時的巫者則大量分布在基層，部分承擔了基層的醫療職能，填補了基層醫療資源的空白。
雖然當時的巫者之中存在着一定數量的坑蒙拐騙之徒，可是因為巫術的學習不像醫術那樣門檻較高，基層群眾趨之若鹜；除此之外，當時的社會上層也存在一定數量的巫者，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和最高統治者的秉性有很大的關系，二是後宮之中嫔妃争寵也常常援引巫者。
醫者與相者的關系
大陸的相術誕生于春秋戰國時期，于秦漢時期達到了熱潮期，與此同時，相術的命學理論也在此時形成，出現了許多相術的理論著作，譬如《五官雜論》，《聽聲相形》等。
雖然這些著作已經在曆史的長河中遺失了，可是秦漢時期的相術理論著作确實已經形成。另外，經過上文的論述可知，秦漢時期也是大陸醫學理論的奠基時期，出現了諸如《黃帝内經》、《傷寒雜病論》等醫學理論著作。
不管是相術的命學理論，還是中醫學的醫學理論都是在秦漢時期形成，兩者之間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處。
秦漢時期醫者與相者的相似性
秦漢醫者群體經過前文的論述已經知道，按照為不同施治對象分類，包括宮廷醫者、郡國醫者、法醫、軍醫、獸醫，還有一種特殊的醫者群體—巫醫。那麼，相者是什麼樣的一類人群呢？所謂相者，指的是以相術為職業的人群，一般情況下，用以推斷人的吉兇禍福。
秦漢時期，相術屬于形法之學，史書記載：“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從中可以看出，相者所針對的對象也是十分廣泛的，不僅包括人、牲畜，還有城郭屋舍等。先秦時期著名的伯樂就是相馬中的名人。
漢武帝時期，為了取得大宛的汗血寶馬，曾派李廣利征伐大宛，其中隊伍之中就有相馬的相者，“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雲”。
還有相地術，《中國風水全書》中記載：“大約從秦漢開始，相地術在進一步發展地理學的同時，也進一步跨入迷信的行列。”
諸如此類很多。其中的關于相人，主要是觀察人多的外貌、骨象、氣色等，推斷此人的吉兇貴賤等。由此可見，針對人類本身來說，醫者注重人的生命，相者更加注重人的命運，然而兩者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秦漢時期的醫者和相者的理論基礎是相同的，都是陰陽五行學說。一開始，陰陽與五行并不相關。發展到秦漢時期，《春秋繁露》中記載：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五行與陰陽相聯系起來。
中醫學的陰陽五行思想大約形成于西漢末年，其标志是《黃帝内經》一書的問世，《黃帝内經》以氣和陰陽五行說為指導，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大陸古代醫療實踐的豐富經驗，奠定了中醫理論的基礎。
《黃帝内經》中諸多相關的記載，如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也有“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還有“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黃帝内經》中此種記載很多，不再一一羅列。
因為秦漢時期相術的理論著作已經散佚，可是從後世流傳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陰陽五行學說也是相者的理論基礎。
望聞問切”使四診法來源《黃帝八十一難經》，秦漢時期的著名醫家，無論是扁鵲、還是淳于意、張仲景、華佗都會運用此法為人治療。可見，在秦漢時期，對于醫者群體來說，“望聞問切”四診法已然是一種通用的診治方法，其中“望診”是“望聞問切”四診法的首位，不用實質性的接觸病患，隻需要觀察病患的外貌氣色就可以得出病因。
扁鵲曾經說過：“病應見于大表，不出千裡，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意思是說，人的身體生病，會從外表表現出來，用此種方法，我可以診斷遠在千裡之外的病人。這當然是較為誇張的說法，然而“望診”是當時醫者治療疾病首先選用的一種方法。
關于這一點，史書中記載頗多，西漢時期另外一名著名的醫家淳于意遠遠看見病人，就能診斷出他的病情，如“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
齊國丞相的奴仆生病，淳于意看見他在閨門外吃東西，隻遠遠看了看，就得出此人脾髒已經出現問題，到夏天将會死去，後來的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此外還有“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後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痹’也。”王後的弟弟宋建，淳于意在宴會上隻是看了他一眼，就診斷出他患了名叫“腎痹”的疾病。
相者所使用的方法是和醫者是有相同之處的。秦漢時期的文獻記載：“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可見當時針對人的相法，主要在人的面部、手足、行步，還有聲響。
李零先生也說：“古代相術是以目驗的方法為特點。”由此可見，這和秦漢醫者所運用的“望聞問切”四診法中的“望診”有相通之處，秦漢時期關于此類的事例也頗多。漢高祖劉邦為呂公所面相，《漢書》中記載：“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因為，呂公本身是位相者，看到漢高祖劉邦的容貌之後，将其引入上座。此外還有西漢初年的蒯通曾對韓信說：“仆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蒯通說自己也會相人之術，本質上是為了鼓動韓信叛漢。
西漢時期著名的相者許負為周亞夫面相，通過他的容貌得出他将要餓死的命運。西漢時期的翟方進，汝南蔡父對他說：“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蔡父通過觀察翟方進骨相，得出他未來能夠封侯。
還有東漢時期的班超，相者對他說：“生燕颔虎頸，飛而食肉，此萬裡侯相也。”關于秦漢時期上述例子很多，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相者大都是觀察一個人的外貌，從中得出此人的吉兇禍福，或者此人的性格命運如何。
事實上，秦漢時期的醫學理論著作《黃帝内經》中也有從“望診”出發，得出此人性情的記載，如“太陰之人，貪而不仁”，“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争，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當時的醫者也是運用“望診”來觀察此人的陰陽之氣，進而推斷此人的性情特征，這一點倒和相者是相似的。此外，祝平一在《漢代的相人術》一書中研究認為，漢代的相者還會以氣色看相，除了看人的健康外，還可以看出他人家中是否有憂喜事，又可以觀此人之性情。
由此可見，相者和醫者不僅方法上有相似之處，職能上也有交叉的地方。
秦漢時期不僅是中醫學理論的奠基時期，同時也是相術理論的建立時期，相術更是在當時達到了熱潮期，兩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同或是相似的。
秦漢時期的醫者與相者的理論基礎是相同的，都是陰陽五行學說；其次，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醫者群體所使用的是“望聞問切”四診法。
其中的“望診”和相者的相人術有些類似，都是通過觀察一個人的外貌氣色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不同的是醫者群體是為了治療疾病，相者群體則是為了判斷吉兇禍福。
秦漢時期醫者與相者的分布
秦漢時期醫者群體的分布。在上文中，對于秦漢時期醫者群體的分布有了相應的論述，秦漢時期的醫者群體，大部分集中于社會上層，例如宮廷醫者以及郡國醫者，這些醫者群體主要為當時的統治者服務，基層則缺醫少藥，大部分依靠巫者進行治療，或者自行來治療。
事實上，不僅僅是基層如此，就連當時的邊軍之中在大部分時間裡，也是自行治療，少部分情況下，才會有相應的軍醫來為當時的軍人救治。
總之，秦漢時期醫者群體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精良的醫者群體分布于社會上層，基層幾乎全靠自療。
秦漢時期相者群體的分布。秦漢時期相者群體的分布和醫者群體相比，更為廣泛。當時的上層社會中分布大量的相者。漢高祖劉邦曾經評價吳王劉濞：“若狀有反相。”還有漢武帝時期的大将軍衛青，曾經在甘泉宮中，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
此外，東漢時期的朱祜曾經為光武帝劉秀面相，他曾對劉秀說：“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東漢時期的後宮之中，也應該存在專業的相者。
《後漢書》記載：“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後，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最為有名的西漢時期的相者許負，曾經相過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後，還有平定“七國之亂”的周亞夫，并預言了他的榮耀與死亡。
還有漢文帝的寵臣鄧通也曾被相者預言死亡，史書記載：“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後鄧通果然被餓死。
另外，當時的基層也有大量的相者。西漢初年，呂後還沒成為皇後，“呂後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餔之。老父相呂後曰：‘夫人天下貴人。’”
還有把女兒嫁給漢高祖劉邦的呂公，也說自己“好相人”。東漢時期的翟酺也是典型，翟酺曾經“以報舅仇，當徙日南，亡于長安，為蔔相工”。
為官之後，還曾為當時社會上層人士看相，史書記載：“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将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凄怆君之禍耳！’”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得知秦漢時期的相者分布十分廣泛，不論是上層社會，還基層社會，都大量存在，并且他們的流動性很強。《先秦兩漢相人文化研究》中曾有言：“秦漢時期，相者的身份更為龐雜。
不僅有一般庶人及王公大夫精通相術，更是連萬人之上的天子和社會底層的人臣隸圉也加入了相者大軍。”當時的相者群體不僅僅存在于社會上層，基層的數量是十分之多，例如東漢時期的翟酺為了報仇，化為相工，隐匿于長安，可見當時民間的相者數量确實很多。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這些相者有些并不是職業性的，例如漢高祖劉邦，還有東漢時期的朱祜這種類型，并不是專業的相者。
秦漢時期還出現了大批的專業的相者，例如宮廷之中的相工等。綜合秦漢時期醫者群體和相者群體的分布，可以看出，醫者群體分布更加集中于上層社會，說明當時的統治者更加重視醫療。
雖然相術在秦漢時期也受到時人的追捧，不管統治者，還是基層群眾都趨之如骛，達到了當時的熱潮期，可是和醫者對比，官方并有設定相應的機構，由此可見，相者群體的盛行和巫者有相同之處，他們的興起是時人對自身性格、命運的探索，部分消解了當時人們在心理上對未知的恐懼。
作者觀點
秦漢時期，醫者群體與巫者群體已經開始了分化。從醫學角度來看，大部分的醫者更加注重人的生理，而巫者群體則更強調人的心理。
當時的醫學理論著作《黃帝内經》中已經沒有關于巫術為人治病的記載，由此可見一斑。當然，這種情況并不是絕對的，有些醫者在為人治病時，也會采取一些心理療法。
此外，秦漢時期醫術精良的醫者大都布在社會上層，基層的醫療資源幾乎處于荒蕪的狀态，另外當時的巫者則大量分布在基層，部分承擔了基層的醫療職能，填補了基層醫療資源的空白。
雖然當時的巫者之中存在着一定數量的坑蒙拐騙之徒，可是因為巫術的學習不像醫術那樣門檻較高，基層群眾趨之若鹜。
除此之外，當時的社會上層也存在一定數量的巫者，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和最高統治者的秉性有關，二是後宮之中嫔妃争寵也常常援引巫者。
秦漢時期不僅是中醫學理論的奠基時期，同時也是相術理論的建立時期，相術更是在當時達到了熱潮期，兩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同或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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