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1945——張愛玲“筆誤”解謎丨雲端
張愛玲小說《小團圓》手稿。（資料圖/圖）
“我又忘了”
張愛玲記性不好，本就有許多例子，讀宋以朗編輯、皇冠近期出版的七十多萬字《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更加深了這種感覺。
以往印象中，張愛玲的壞記性集中于日期和數字。比較著名的“公案”，有關那篇誕生了張氏金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的《天才夢》。直到晚年，張愛玲還對19歲時在《西風》征文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懷，但學者和張迷們考證，無論是征文字數限制、征文格式乃至獎項等，她都記錯了，而且可能當年就沒看清楚征文廣告具體條款。征文字數限制5000以内，她誤以為500；她最終得到的名譽獎第三名，她寫成“特别獎”；甚至把自己獲獎文章的一千五百多字，記成四百九十多字。
不久前翻家中舊雜志，無意間找出2004年7月号的《印刻》，這期的張愛玲專輯裡，刊載了一封1966年6月4日她寫給駐華盛頓英國大使館的信件。事緣其時張愛玲有意應聘某大學駐校作家，需學曆證明，她因檔案遺失緻函港大要求補發，但港大注冊處隻證明其“兩進兩出”，隻字不提她成績優良獲獎學金等榮譽，幾番交涉未果。當時香港仍為英國管治，她于是去信駐華府的英使館求助。為說明自己的狀況，千餘字的信裡有這樣一段：“……1955年我移民美國，60年代嫁給一位美國人，獲得美國籍。我的母親已歸化英國籍，于1958年在倫敦過世……”
這封信以前沒讀過，饒有興緻，可讀到此處心裡真是一驚：她和賴雅登記結婚是抵美第二年的1956年8月14日，8月18日她還寫信告訴邝文美，怎麼忽然變成了“60年代”？其母黃逸梵1957年10月11日在倫敦病故，10月24日她在給宋淇夫婦的信裡準确地報告，母親已“在兩星期前去世”，給使館的信裡卻白紙黑字寫成“1958年”。
母親離開中國時帶走的這張照片在其過世後回到了張愛玲手中。 （視覺中國/圖）
這封信由陳姿羽翻譯為中文，蘇偉貞寫導言，兩人都沒發現，是以也不見注明信中的“筆誤”。的确沒人會想到，1966年的張愛玲46歲，僅屬中年，記性再差，也不至于把母親去世的年份和自己再婚的年代都搞錯，而且是在一份緻官方機構的正式信函裡。
是以，當我在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書信集裡看到那麼多的“我記錯了”“我又忘了”，不再驚奇莫名。張愛玲在美國很大程度上靠稿酬生活，卻連皇冠出版社某個時期固定給她的稿費是半年還是一年2000美金都弄不清楚。更離譜的是，1955年她離港赴美前，在宋淇幫助下向電懋公司預支了兩部劇本的全部稿費，五年後卻忘了個一幹二淨，經邝文美提醒才想起确有這回事。一個最怕欠人錢、欠人情的人，居然忘記這麼一筆款項，簡直不可思議。
這幾天翻閱書評人劉铮的一本随筆集，赫見有篇文章名為《張愛玲記錯了》，記載了張愛玲作品中的字句錯誤、出處錯誤、情節錯誤、張冠李戴，總共22例，讓人大開眼界。引用方面的錯誤，我在陳子善所著《張愛玲叢考》中也讀到過，說張愛玲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把魯迅翻譯的蘇聯作家淑雪兼珂（也譯左琴科）1926年的短篇小說《貴家婦女》，誤記為《包子》；而張愛玲所寫的“包子”，魯迅實際上譯為“肉饅頭”。
陳子善和劉铮都眼尖，火眼金睛有學問打底，但對張愛玲他們還是很尊敬。劉铮這麼說：“在人情實體上，在遣詞造句上，張愛玲都可說是個心思極細的人，不過，她對引用是否精确，似乎并不怎麼措意。加之彼時查檢資料匪易，張愛玲又沒有藏書的習慣，引用時有些誤記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往大處說，張愛玲顯然沒有‘照相式的記憶能力’，也許有的隻是一個poor memory（差記性）；她留下的筆誤着實不能算少。”
劉铮解釋，自己讀書時記下這些并無他意，隻是覺得好玩——張愛玲也會記錯哦！文章末尾還引了桑塔格小說《火山情人》裡的一句：“天才啊，就跟美一樣，一切，好吧幾乎一切，都會被諒解的。”
有意思的是，和他把筆誤皆歸結于記性和未查證資料。相反，張愛玲在《對照記》裡說：心理分析宗師佛洛依德認為世上沒有筆誤或是偶而說錯一個字的事，都是本來心裡就是這樣想，無意中透露的。
但也正是在《對照記》裡，張愛玲留下了另一個著名“筆誤”：把有案可查的1945年7月21日在滬上一場“納涼會”裡與李香蘭的合影，注寫成“1943年在園遊會中遇見影星李香蘭”。而仿佛循着張愛玲所說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見兩位學者試圖分析，張愛玲這個“一錯兩年”的“筆誤”，隻因記性太差，還是背後另有意味深長的緣由。
1945
納涼會/1943園遊會
《對照記——看老照相簿》是張愛玲最後一部作品，也是她僅有的自傳體圖文對照集。書中的“圖四十一”為一張珍藏了近五十年的與李香蘭合照，她寫：1943年在園遊會中遇見李香蘭，要合拍照片，她太高，兩人并立會相映成趣，有人就讓她坐下，李香蘭侍立一旁。
1943年，張愛玲與李香蘭（右）在上海合影。（視覺中國/圖）
“《餘韻》書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夾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來儲存的。雖說‘陳絲如爛草’，那裁縫居然不皺眉，一聲不出拿了去，照炎櫻的設計做了來。米色薄綢上灑淡墨點，隐着暗紫鳳凰，很有畫意，别處沒看見過類似的圖案。”
“1943年”，這個年份錯得離譜，正确的時間地點是：1945年7月21日，上海鹹陽路二号，由《雜志》月刊社主辦的“納涼會”。依據是1945年8月的《雜志》，上面刊有《納涼會記》一文，配圖除了這幅張愛玲與李香蘭，另有一張合影：保持同樣姿勢的李香蘭與張愛玲之外，還見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和閨蜜炎櫻，一位身份不明的陳女士，兩個長衫男子——汪僞時期的申報社社長陳彬龢、平報社社長金雄白。而據中國留日學者、現在日本任研究員的邵迎建在《張愛玲的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一書中考證，鹹陽路，就是如今的陝西南路在1943年到1945年的路名，它更為老上海人熟悉的名稱是“亞爾培路”。鹹陽路二号，那時是金雄白的私宅花園。
出版《對照記》的1994年，是張愛玲離世前一年，急景凋年的她，對當年那條祖母老被面改成的裙子，從質地、顔色、圖案、花紋，到來曆、款式、設計、裁縫，都記憶猶新曆曆分明，為什麼偏偏把拍照的時空記錯了？這個1943，這個“筆誤”，透露了怎樣的資訊？
邵迎建認為，懂得張愛玲的一生，這個謎便不難破解。對張愛玲來說，1943年至1945年是今生今世最輝煌的日子，短短兩年寫出《傳奇》和《流言》，初出茅廬便躍上文壇巅峰，“在大腦的資料庫裡，這是一份完美無缺的檔案，沒有細目，整塊展現在記憶的螢幕上。”——這個說法甚為誘人：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人生階段，記憶是混雜一片，條理不清的。
至于邵迎建指出的張愛玲把“納涼會”寫成“遊園會”，在我看來似乎不算筆誤，就像有些人說去“戲院”或是“電影院”看電影，并無實質分别。但邵研究員咬住這兩個詞的差别，找到了他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筆誤”了，查幾個版本的《對照記》，張愛玲寫的都是“園遊會”而非“遊園會”——他從陳年的《申報》中翻檢到，1944年7月8日，汪僞“上海新聞聯合會”在哈同花園的中央廣場舉辦了有工商各界千人參加的“市民遊園演講會”，節目包括紅星歌唱、電影名片放映。
雖然并未具體提及當晚的演唱紅星和到會名流，邵文卻認定，紅星“極可能”就是炙手可熱的李香蘭，已屬海上文壇名流的張愛玲，“順理成章”也應在場。他由此推導出，張愛玲與李香蘭，正是在這個場合首次會面：“……有聲有形的第一次相見，是在這次遊園會上。對其印象之深刻，不可磨滅。随着歲月的推移，後來的印象都淺了，平了，隻留下這一道刻痕。多少年後，在張愛玲的大腦庫存裡，與李香蘭所有的緣分都并入了這一回。”
他進而說，當年張愛玲站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愛丁頓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今常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陽台上，是能看到哈同花園一角的。哈同花園也算是張愛玲的街坊。張愛玲1944年在《萬象》連載的《連環套》裡，也兩次提到這座傳奇的園子。“金雄白的私宅花園與哈同花園，規模雖不能同日而語，但局部應有相似之處：都是帶花壇草坪的西式洋房。光憑照片的背景及西式軟墊椅，在張愛玲記憶中，不知不覺，金雄白私宅花園置換成了哈同花園，‘納涼會’也随之化為了‘遊園會’。”
是耶非耶。有一點是肯定的：張愛玲從未提到，至今也沒見任何資料顯示她到過哈同花園那場“遊園會”，是以，邵先生建立在假設基礎上的論述，推理成分濃厚，更像一則想象力豐富的虛構。遺忘之謎撲朔迷離，令人信服的剖析，出自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她在一篇精彩論文裡，以六頁半的篇幅，探讨拍攝于日本投降前夕三個星期的張愛玲與李香蘭合照，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或許”。
“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記得”
《對照記》“圖五十”是一幅1955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去美國前的照片，妝容精緻側臉垂目。張愛玲記述從香港乘船途經檀香山，海關關員是個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寫：身高6呎6吋半，體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5呎6吋半寫成6呎6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弗洛依德式的錯誤）。“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這海關職員怵目驚心的記錄。”
《對照記》收錄的1955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去美國前的照片。（資料圖/圖）
《對照記》“圖四十一”，張愛玲“粗心大意”誤記為“1943年”的那幀與李香蘭合影，被學者認為是她上海時期最重要的照片。黃心村教授有一篇論文《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其分析就從這張照片開始。攝于1945年7月21日，距二戰終結和日本投降僅僅三周，“它的奇特構圖及不甚協調的視覺風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識照片背景的觀者甚至将它視為一個描繪日本帝國崩毀前夕，日中組合搖搖欲墜的視覺寓言。”
黃教授對照片的分析，圍繞張愛玲和李香蘭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跷構圖，兩人迥異的裝扮風格，尤其是張愛玲乖張的坐姿，偏離鏡頭的朝下視線，種種細節，抽絲剝繭。她說，“張愛玲的臉部表情和身體，或許暗示着抗拒抑或是蔑視，但更重要的是，她顯然懂得将攝影鏡頭對她的凝視，反轉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興趣的是，張愛玲、姑姑、炎櫻，在日本戰敗的三周前，是抱着怎樣的心情赴這一場“園遊會”？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局驟變，曾任汪僞政府要員的胡蘭成遭國民政府通緝倉皇逃亡，又如何給張愛玲帶來震驚惶恐？
忽然想到應該重溫《小團圓》。1945年長長的夏天發生了什麼，書裡都有叙述。而且，第八章開頭，張愛玲寫九莉的那些話，簡直就是預先對自己後來的那個“筆誤”作了注解：
“從這時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種混亂，上面一層白蠟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靜安全感。這段時間内發生的事，總當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記得，可以稱為失落的一年。”
“她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事到臨頭反而糊塗起來，也是因為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裡擯除了1945年。
“或許張愛玲自己也不願意相信，這照片竟拍攝于日本戰敗前夕。”黃心村寫在論文“注釋”裡的一句話讓人心顫。是的，沒有1945，隻有1943，隻有上一年或下一年。雖然《對照記》問世的1994年，離那段不堪和混亂的日子已有半世紀之久，而她也依然記得，有一種叫作弗洛伊德式的錯誤。
關于記憶和遺忘，心理學有很多說法。張愛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記憶，是因大腦海馬體損傷造成逆行性失憶，還是情緒性記憶的主動遺忘，至此已不是問題。當然，探讨其間隐秘非為“祛魅”，如黃心村所言，隻為“還原一個曆史的張愛玲”“更複雜的張愛玲”。
下意識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記憶晶片上的黑暗塊面，我們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嘗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這樣的說法：最終構成人一生的東西，不是閱曆、靈性與任何事件，而是對所有這些經驗的記憶、描繪和闡釋。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廟的鐘聲／停了，但花中餘音／持續地回響
餘雲
責編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