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小團圓》，左右圖分别為皇冠出版社2009年版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封面
■
内容提要
張愛玲小說《小團圓》稿本尚未寄出，文學代理人宋淇就為其敲定了連載與出版權。但在讀完《小團圓》後，宋淇認為小說的高度自傳性易令張愛玲陷入與胡蘭成的無謂糾纏，不讨喜的人物設定也很難引起讀者與批評界的共鳴，建議将《小團圓》改寫成通俗喜劇。張愛玲拒絕了提議，堅持要寫自己“深知的題材”。此外宋淇敏銳捕捉到了張愛玲創作風格的轉型，出于穩固讀者市場的考慮建議繼續保持前期的“張愛玲筆觸”，張愛玲也不接受并開始了對《小團圓》的漫長改寫，臨終前卻決定将其銷毀。晚期張愛玲一直沉迷于自傳體回憶書寫，顯露出拒斥跟随時代發展調整自适的自我放逐傾向，其尋求“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目的的落空，是叮囑銷毀《小團圓》的重要原因。而決定銷毀并非預設創作失敗，更多是對以記憶書寫作為自我療愈手段有效性的反思。
■
關 鍵 詞
張愛玲 《小團圓》 自傳體小說 香港文學
張愛玲在遺囑中曾交代其文學代理人宋淇将她的長篇自傳小說《小團圓》銷毀，但《小團圓》事實上是晚期張愛玲的苦心孤詣之作，早在1975年7月18日緻宋淇信中張氏就透露自己“一直在忙着寫長篇小說《小團圓》”[1]。盡管1976年3月17日《小團圓》稿本才自張愛玲處寄出，但宋淇已提前為張愛玲敲定好了《小團圓》的出版與連載權，“決定将《小團圓》交給《皇冠》和同由平鑫濤主編的《世界日報》連載”[2]。
宋淇顯見地對這部作品充滿了期待，但在閱畢《小團圓》之後，卻表達了很多異見與擔憂，認為《小團圓》不可照原貌出版，張愛玲必須對其進行修改。作為張愛玲的摯友，宋淇與其夫人邝文美同張愛玲維系了長達四十年的私人情誼，在張愛玲漂泊海外，尤其希圖以英文寫作在海外博取聲望的計劃屢屢受挫重新轉向中文寫作後，宋淇則幾乎成為張愛玲連接配接台港兩地中文文壇的紐帶，負責打理張愛玲的文學出版事宜。此外，宋淇自身在翻譯、電影、文學批評等諸領域均造詣頗深，兼具學者型批評家的身份。是以私人情誼、文學代理人的職業精神以及批評家的審美趣味交纏融合，共同構成和影響了其對張愛玲創作的評價。本文希圖厘清與考辨張愛玲生前叮囑“要銷毀”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小團圓》的未刊始末問題，并希望通過對張愛玲與其文學代理人宋淇之間的往來互動管窺1970年代中文文壇與張愛玲創作之間的關系，探讨張愛玲晚期寫作風格的轉變以及決定銷毀《小團圓》背後所暗含的晚期寫作危機等問題。
一 從宋淇的否定看張愛玲晚期創作與1970年代的文壇互動
宋淇建議張愛玲大修《小團圓》有多重顧慮，作為朋友，他有保護張愛玲名聲與私隐的考量，作為文學代理人，他主要着眼于維持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以幫助其實作利益最大化。而出于批評家的敏感，他的意見事實上從側面傳達出了1970年代中文文壇，尤其是台港兩地文壇生态與社會政治氛圍的訊号。
張愛玲摯友宋淇、邝文美夫婦合影
對台灣——當時張愛玲最大中文讀者市場的顧及是宋淇建議大改甚至放棄《小團圓》最重要的出發點。《小團圓》的高度自傳性引起了宋淇的極大不安：“這是一本thinly veiled［露骨］，甚至patent［專屬］的自傳體小說，不要說我們，隻要對你的作品較熟悉或生平略有所聞的人都會看出來。”[3]宋淇非常憂慮《小團圓》如果不加修改就出版，讀者極易對号入座直接将小說主人公與張愛玲、胡蘭成畫等号，隻會讓就在台灣的胡蘭成越發得了意，“借此良機大出風頭，寫其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的說：九莉就是愛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實事，某些地方改頭換面，某些地方與我的記憶稍有出入等等”[4]。從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對張胡戀洋洋自得的渲染來看，不能不說宋淇的推斷具有極大的合理性，尤其是胡蘭成當時人就在台灣，發表《小團圓》确實很容易令張愛玲陷入與胡蘭成的無謂糾纏，招緻不必要的困窘與麻煩。
張愛玲與胡蘭成
與此同時，宋淇認為《小團圓》不讨喜的人物設定也很難引起讀者的同情，小說女主人公九莉明知男主人公邵之雍的漢奸身份卻還義無反顧地愛上他并與之結婚，此一情節設定很可能引起讀者與批評界的反感，甚至有自毀聲名的風險。而宋淇之是以表現得如此“小心翼翼”，則實與1970年代台灣的社會形勢及當時文壇關于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文學論争有着密切的關聯。1970年代的台灣文壇，在以社會功用論作為文學審美标準的前提下現代主義文學遭到了批評、檢視甚至污名化，“王文興的《家變》、歐陽子的《秋葉》，以及張愛玲的小說”[5]都遭到了批判，偏向個人情欲與情緒記憶的書寫，在高道德标準的檢視下，被貼上了負面、陰暗的标簽。而台灣文壇對現代主義作家污名化的蔓延之勢顯然引起了宋淇的憂慮，如其在緻張愛玲信中所言：“目前台灣……有一種自卑感、不安全感和一種奇特的puritanism［清教徒主義］，時時會爆發出意想不到的事件……不要忘記台灣目前是中文書的唯一大市場。當地的社會心理既如上述那樣保守：漢奸、親共、黃色都是taboo，一旦違反了這些taboo，作家和作品就會失去這市場，無路可投。”[6]因之，從不利于獲得文壇認可，甚至會給張愛玲招緻不好的政治影響考慮，宋淇認為《小團圓》必須“脫胎換骨”大加修改，不然甯可不出版以規避風險。
《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封圖）
宋淇的建議更多是出于保護張愛玲中文讀者市場的考量，是以十分顧及台灣的社會氛圍與文壇生态，充分考慮到了閱聽人的接受視野和讀者心理，希望能使張愛玲“保持盛名于不墜”[7]。為達此目标，宋淇确實費盡心思。《小團圓》尚在寫作之際，宋淇就有意将消息洩露給平鑫濤，在《私語張愛玲》一文中更是有意透露張愛玲正在寫作《小團圓》，為其新作品造勢：“她新近寫完了一篇短篇小說（即為《色，戒》）……和一個新的中篇小說：《小團圓》。現在《二詳紅樓夢》已發表，《小團圓》正在潤飾中。”[8]此舉頗為成功地引起了出版人的興趣與對《小團圓》出版與連載權的争搶。
為了給《小團圓》造勢，宋淇甚至想出了利用胡蘭成的奇招。在1975年12月19日緻張愛玲信中，宋淇詳細言明了其精明的營銷政策：“胡蘭成……我想這人可以利用一下，忽生奇想，說《小團圓》是講他的事，故意讓平leak［洩漏］出去，這樣他當然得意，書本身一定‘轟’起來了，這種gimmicks［花招］美國是家常便飯，對你有利有弊，望細加考慮，因為如在《皇冠》發表，他早晚會大寫其文章，還不如先發制人，利用他一下的好。”[9]由此足見，作為文學代理人的宋淇頗會制造噱頭和賣點，有意促成轟動效應，并且表現得盡職盡責。
張愛玲《小團圓》手稿1
然而針對宋淇提出的異見與擔憂，張愛玲卻通通予以了駁斥。針對宋淇擔心讀者對号入座、被胡蘭成帶累的憂慮，張愛玲言明自己寫作《小團圓》“不是為了發洩出氣，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10]。通過引述答複夏志清的關于寫祖父母與母親故事的寫作建議“你定做的小說就是《小團圓》”[11]，她意在委婉告知宋淇，愛情故事并非《小團圓》的創作重心，對隻存在于家族中人零星補述和《孽海花》創作想象中的祖父母一代的愛情傳奇和家族煊赫曆史的追憶，對母親情感幻滅後的祭奠，這些才是《小團圓》的創作重點。就女主人公九莉的人設難獲讀者同情的質疑，張愛玲亦有答辯：“我相信人性的陰暗面，除非不往深處發掘。”[12]此外，針對宋淇憂慮在台灣文壇的高道德标準檢視下《小團圓》中的性愛描寫可能會給作者帶來麻煩，張愛玲則以“《小○○》裡黃色的部份（分）之shocking在自傳性，其實簡無可簡。台灣雖清教徒式，連《皇冠》都有黃色文字”[13]回之。複信委婉但明确地表達了對宋淇建議的駁斥，也顯示出此時的張愛玲并沒有放棄《小團圓》的打算。
二 從宋淇對《小團圓》的修改建議看張愛玲晚期風格的轉型
宋淇與張愛玲關于《小團圓》的創作與修改經曆了數次往返讨論，既呈現出了讀者與批評家趣味和張愛玲晚期風格之間的錯位，亦暴露出了張愛玲晚期寫作中蘊蓄的危機。
此前研究關于《小團圓》與張愛玲晚期寫作的讨論多從文本分析入手，或剖析《小團圓》以意識流連綴記憶碎片，呈現出了叙事形式的實驗性[14]；或以《小團圓》為中心，闡釋了張愛玲的“去政治化”理念與解構自我神話的晚期風格的形成[15]；或格外肯定《小團圓》之于張愛玲一生的總結意義[16]；或借助薩義德的晚期風格理論，比較張愛玲晚期與早期小說的創作異同[17]。
相較于文本分析，從《小團圓》文本的生成過程入手，圍繞文學代理人與作者關于《小團圓》創作與修改的讨論互動，更便于還原與豐富曆史現場的細節肌理，生動剖析張愛玲晚期寫作中存在的危機。
（一）建議将《小團圓》修改為通俗喜劇
在1976年4月15日信中宋淇以香港文壇與大衆傳媒對《小團圓》的閱讀期待為“誘餌”，希圖說服張愛玲修改《小團圓》，宋淇在信中稱：“《小團圓》的名字太好了，此地的TV都已表示興趣，他們心目中認為是個熱鬧、好笑、輕松的愛情故事。很少有書未出，憑三個字的書名而轟起來的。是以你如果不改，以原來面目給平，那真是天大的let down［辜負］！”[18]而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宋淇第一次感歎“小團圓”的取名極具戲劇性與商業價值了，在1976年3月21日寫給張愛玲的信中，宋淇就格外稱贊“《小團圓》這名字真好，讀者一看就知道‘有戲’”[19]。其時宋淇尚未閱讀到《小團圓》，他的期待實際上是建築在由文題引發的“有戲”的預設上，而他在閱畢《小團圓》後的失望也主要是因為對《小團圓》作為通俗喜劇或者通俗愛情故事的心理預期落了空。
張愛玲《小團圓》手稿2
于是，在1977年3月14日緻張愛玲信中宋淇提議“另起爐竈”重寫《小團圓》，并提出了将《小團圓》改造為通俗喜劇或通俗愛情故事的拯救計劃。他期待《小團圓》能夠延續張愛玲在《情場如戰場》《人财兩得》中顯露出的幽默、俏皮風格，強調“《小團圓》書名極好，是個喜劇名字，書名就可以叫座。我記得你的幾個喜劇電影劇本都有你特别的幽默、俏皮之處……我想你不妨在這方面動一下腦筋”[20]。他緻力于将《小團圓》打造為讀者大衆易于且樂于接受的通俗喜劇，甚至還貢獻出了他所拟想的《小團圓》故事大綱：
還有一個可能，抗戰時很多人去了内地，家眷留在後方，然後在内地娶了“抗戰夫人”。現在反其道而行之，我認識有一個人全家在内地，他帶了點鹿茸精來上海做單幫，預算回去再帶多少兩來，可以買下一所大樓，結果迷上了一位女人，單幫也不做了，反而多了一個“淪陷夫人”，當然勝利後仍回到老妻懷抱中去。總之，我們應該把《小團圓》和現在寫成的小說分為兩回事，才能打開這死結。[21]
宋淇貢獻出的内地人戰時來上海跑單幫遇“淪陷夫人”，勝利後重回老妻懷抱的喜劇故事，充分顯露出其為《小團圓》設定的“熱鬧、好笑、輕松的愛情故事”的定位，這自然是基于當時通俗文學盛行的香港文壇環境而給出的參考性建議，也與宋淇對張愛玲創作市場價值的分析與把握密切相關。宋淇認為張愛玲應該注重寫情節性的小說，重振其“說故事的人的地位”[22]，直至1990年代在寫給張愛玲的信中，宋淇也還是建議張愛玲應以寫“帶點老派的講情節的故事”[23]的方式重振雄風，而其建議立足點也主要是對市場消費需要的洞悉，并舉證“台、港的紅作家以女性居多，都是寫情節小說的”[24]。
不過張愛玲對宋淇以市場價值出發的建言并不買賬，在1977年4月7日的複信中張氏言明：“頭兩章是必要的，因為是key to her character［奠定她角色個性的關鍵］——高度的壓力，極度的孤獨（幾乎炸死的消息沒人可告訴）與self-centeredness［自我中心］。港戰寫得很乏，但是這題材我不大管人家看着又是炒冷飯。”[25]她明确回絕了宋淇将《小團圓》修改為都市通俗喜劇的建議。“我不大管人家看着又是炒冷飯”，是近乎固執的自我堅持姿态，她進而強調對自身創作動機的看重：“在這創作的低潮時期，我覺得motivation［動機］非常要緊，不是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敢包寫出來誰也不喜歡。”[26]通過張愛玲對《小團圓》的“固執”表現可以看出，其晚期寫作看重的是寫“深知的題材”、“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内容。張愛玲拒絕了宋淇的提議，并分别寫信給宋淇和平鑫濤，聲明《小團圓》需要大改，幾時能改好無法預料，并退還了平鑫濤預支的10000美元版稅，《小團圓》的出版就此擱淺。
（二）建議堅持“張愛玲筆觸”
宋淇建議張愛玲大改甚至放棄《小團圓》另起爐竈，除了顧忌“漢奸之妻”的敏感身份可能會損傷張愛玲的個人聲譽以及對讀者市場的預判，其實還暴露出了張愛玲晚期創作風格轉型這一重大問題。
在為《小團圓》貢獻批評意見時，宋淇特别提到了“張愛玲筆觸”這一概念：“《小團圓》的前一段講香港那部分……有不少屬于張愛玲筆觸的句子，到了後來，一入戲，嚴肅起來，就沒有了，這也是一個沒有統一的表現，如果能keep on同樣的方式，未必不是一種saving grace［補償的特色］。”[27]宋淇顯然注意到了《小團圓》與張愛玲前期創作之間的差異，但從他建議張愛玲統一句法、保持“張愛玲筆觸”來看，其對張愛玲創作風格的轉型是較為抵觸的，他希望張愛玲能夠延續前期的創作路線和寫法。對此張愛玲的回複盡管不置可否，卻顯見地蘊蓄着對自我創作的堅持：“關于《小團圓》你們慮得極是。我還有幾篇想寫的，與這難題一比，也說不定相形之下都成了避風港。”[28]事實上是以暫時擱置不提的方式處理了意見分歧。
而自《小團圓》始，張愛玲與宋淇之間針對張愛玲晚期寫作風格的認識分歧日漸浮出水面。《小團圓》按下不表，随後推出的《浮花浪蕊》也未被宋淇看好，在1978年3月8日緻張愛玲信中宋淇坦言：“《浮》寫得平淡中見功力，我倒是很喜歡，在你的作品中另具一格，年輕人凡［反］正不會喜歡的。”[29]而在1978年4月2日信中談及《相見歡》，宋淇亦表達了相類看法：“你現在走的好像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恐怕不容易吸引青年讀者。這樣寫下去說不定會變成the writer’s writer［作家中的作家］。”[30]無論是“平淡中見功力”還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宋淇的評價顯然抓住了張愛玲晚期風格轉型之神髓，但對于張愛玲風格的轉向，其态度卻頗為複雜。盡管他聲稱自己對此是欣賞的，但對于張愛玲的風格轉向能否吸引住青年讀者，宋淇顯然沒有信心，他甚至擔心張愛玲會就此失去讀者市場，變成“the writer’s writer”。
張愛玲小說集《傳奇》初版目錄
宋淇的這種擔憂在1978年6月11日信中被再度提及：“照目前情形看來，讀者仍停留于欣賞故事曲折有動作的小說。你最近寫微妙的心理狀态和episodic［片段］的短篇，恐不易讨好，下一冊短篇集，至少還應有類似《色，戒》那樣的兩三篇，否則銷路或許會有問題。當然要你回到以前《傳奇》的時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折衷，不要完全像最近的三篇那樣。”[31]宋淇指出了張愛玲有意探索“寫微妙的心理狀态和片段的短篇”的嘗試與讀者停留于欣賞情節曲折的小說的審美趣味之間的錯位。出于對作品銷路和作家收入的考量，宋淇建議張愛玲能夠多創作一些類似《色，戒》的小說，以穩固讀者市場。言辭間“回到以前《傳奇》的時代是不可能的”的暗自惋惜，顯然又是“張愛玲筆觸”的影響焦慮在發揮作用。而對于宋淇建議其多創作《色，戒》類小說的建議，張愛玲則直白回複：“哪有像《色，戒》這樣千載難逢的故事？寫了也決計要多擱些時，一年半載不會有。”[32]
張愛玲散文集《流言》1944年初版本
比之于出版短篇小說集，宋淇更建議張愛玲出散文集，他認為“《流言》水準比小說不稍遜色”[33]，看重的就是張氏前期語言風格的突出表現力。在宋淇看來，張愛玲由于“離中國太久，沒有機會同人談話，看的中文書報也較少，停寫之後忽然大寫，文章有點生硬”[34]，語言環境的隔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表達上的纏夾與模糊。從感歎張愛玲“最近多寫之後，已漸恢複原來的風格，應該出一本散文專集”[35]的評價看，他顯然是以前期的“張愛玲筆觸”作為參照系拒斥其風格轉型的。1980年3月19日緻張愛玲信中，宋淇談及對《吃與畫餅充饑》一文的觀感時也提出“全文開始較好，有較多張愛玲筆觸，中段以後較弱，結尾雖力自振作，但欲起乏力”[36]。由此足見，“張愛玲筆觸”的多寡始終是宋淇衡量張愛玲文章好壞的一個重要标準。事實上并非僅宋淇提出過批評，亦舒、水晶等資深“張迷”亦對張愛玲的風格轉換表達過抵觸與不滿，張愛玲對此亦心知肚明。在1979年9月4日緻宋淇、邝文美夫婦信中，張愛玲專門提到亦舒與水晶對其晚期作品《相見歡》《浮花浪蕊》《表姨細姨及其他》的批評，“雖然措辭較客氣，也是恨不得我快點死掉，免得破壞image［形象］”[37]。
照片為1954年邝文美陪張愛玲在香港所攝。1984年張愛玲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這張照片上蘭心照相館的署名與日期，剛巧整三十年前，不禁自題“怅望卅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但是即便不被朋友與批評界看好，張愛玲依然故我，并未放棄改寫《小團圓》，在1976、1977、1979年多封緻夏志清信中張愛玲提及：“《小團圓》牽涉太廣，許多地方有妨礙，需要加工”[38]，“《小團圓》需要改寫，相當麻煩”[39]，“我在改寫長篇《小團圓》”[40]。在1978、1979年緻宋淇、邝文美夫婦信中張愛玲也提到正在改寫《小團圓》，但主要側重的是對母女關系的修改。之後十來年的書信中《小團圓》似乎從此消失、棄置不提了，事實上張愛玲并未放棄對《小團圓》的改寫，1990年1月9日，在11年未有提及的情形下張愛玲再度在信中言及自己正在改寫《小團圓》，并稱改寫過程“相當費事，改了又改，奇慢。‘才盡’也就随他們去說了，先要過了自己這一關”[41]。三十年間深居簡出、幾乎與世隔絕的去社會化的生活方式使得張愛玲除了記憶書寫似乎别無更好的熟悉題材可以選擇，面對“江郎才盡”的質疑與批評，她還是“固執己見”地不願放棄對“過去的事”的書寫，這亦展現出其對寫“我自己的故事”[42]的寫作計劃的堅持。
三 張愛玲叮囑銷毀《小團圓》背後
事實上《小團圓》隻是張愛玲自傳體寫作計劃中的一環，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張愛玲即已嘗試用英文創作了自傳體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雷峰塔》以少女琵琶逃出父親家為終，《易經》的開篇承接了《雷峰塔》的結尾，以少女琵琶與母親、姑姑同住為始，兩者構成了張氏自傳體書寫的上下篇。但遺憾的是，《雷峰塔》與《易經》接連遭遇出版受挫，在寫給《世界作家簡介·一九五〇—一九七〇，二十世紀作家簡介補冊》（World Authors 1950-1970，A Companion Volume to 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的《自白》中，張愛玲将《雷峰塔》和《易經》的出版受阻歸因于語言與文化了解上的障礙和冷戰格局下政治意識形态分歧的影響。在1963年6月23日寫給宋淇、邝文美夫婦的書信中張愛玲還流露出另一層擔憂與挫敗，即對《雷峰塔》與《易經》這類寫自己“過去的事”的創作是否具有市場價值的疑慮，懷疑讀者“是否有耐性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43]。
幼時張愛玲
不過張愛玲并沒有是以放棄書寫“過去的事”，其在1976年3月14日緻宋淇、邝文美信中言明《小團圓》與《易經》的親緣關系，指出《小團圓》正是将《易經》的一小部分加上愛情故事連綴而成。《小團圓》正是張愛玲晚期自傳體寫作計劃的延續，“《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及《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就是《小團圓》的創作藍本”[44]。
在其晚期自傳體小說中，張愛玲通過對亂世中人安身立命所憑借的思想支撐的挖掘建立起老子思想與民族心理的關聯。在《易經》中張愛玲指出：“陰陽不歇的沖突中，老子顯然相信陰是女性，多數時候弱能勝強。琵琶心裡想老子确實是勝過了孔子，雖然官面上推崇的不是老子。民族心理上多的是老子而不是孔子。曆史上天災人禍頻仍，老子始終是唯一的支柱。”[45]其對老子以陰為女性，認為弱能勝強的闡發正與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婦人性”對抗“超人性”的曆史觀相合。張愛玲正是以“婦人性”作為日常的、細節的代表，以“超人性”代表時代社會發展的先鋒性和決定性力量。其晚期執迷于追求日常細節的記憶書寫，正是無處安放自身且拒斥随着時代發展而調整自适的某種自我放逐。她的這種自我放逐最終導向超越時間、超越時代的普泛意義上對永恒性的追求，使其陷入了曆史虛無主義的旋渦，也使其借助創作《小團圓》尋求“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46]的目的落空，這也是張愛玲在臨終時叮囑“《小團圓》小說要銷毀”[47]的原因之一。
張愛玲母親黃逸梵1930年代中葉在法國
另一方面，張愛玲決定“要銷毀”《小團圓》并非出于對其創作失敗之預設，而更多是生命晚景之時對以自傳體記憶書寫作為自我療愈手段有效性的反思。不少學者看重張愛玲使用“團圓”一詞的反諷意味，認為《小團圓》是針對胡蘭成《今生今世》的回擊和複仇之作，就連宋淇也持此見，但本文認為愛情并不是《小團圓》反諷的焦點，親情才是張愛玲念茲在茲、難以掙脫的心結所在。“小團圓”似指九莉與邵之雍之聚散離合，但實際上九莉與母親也先後經曆了四度“小團圓”，短暫相處，又最終别離。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反複叙寫九莉與蕊秋母女之間的互相傷害，“顯出她與過去經驗角力的痕迹”[48]，而執迷于創傷記憶的反複書寫，則正是張愛玲借以宣洩和轉化情感重負的嘗試。張氏創作《小團圓》，就“好像在揭自己的瘡疤，強迫自己面對生命中的難堪，甚至是要用書寫來報感情的仇”[49]。是以張愛玲埋首于自傳體書寫，既是對于創傷記憶的自我修複努力與精神慰藉尋求，更是周遊酷刑式的自我折磨，其間充斥着與父親、母親、夫妻之間撕裂的情感創傷。
左右圖分别為張愛玲祖父、祖母
而且并非僅限于《小團圓》，在《雷峰塔》《易經》《愛憎表》《對照記》等一系列晚期自傳體創作中，張愛玲對童年細碎瑣事和傳說中祖父母愛情傳奇的反複咀嚼，都近似一種自虐型的情感補償。祖父母早已逝去，對張愛玲而言是一 種不可逆的固定的情感關系，給漂泊海外的她提供難得的精神慰藉與穩定的心理支撐。然而張愛玲念茲在茲的“煊赫舊家聲”和祖父母的愛情傳奇畢竟是她未曾經驗過的存在于“傳說”中的記憶經驗，這種情感補償機制的緻命吸引指向的卻是根底上的近于虛無，也揭示出其以記憶書寫作為療愈自我的情感補償手段極易走向欲望的懸置，加深主體的危機感。就像她晚年為了躲避跳蚤不斷搬家一樣，她要躲避的從來不是看不見的跳蚤，而是精神上的焦慮和不安，這也就不難了解張愛玲何以在臨終之前決定要銷毀《小團圓》了。
唐娒嘉
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100044
（本文刊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期）
一審：張永新
二審：李蔚超
三審：李宏偉
注釋
向上滑動閱覽
[1]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1》，台灣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第268頁。
[2]唐娒嘉：《張愛玲〈小團圓〉計劃連載與出版事宜考辨》，《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1期。
[3]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01頁。
[4][6][7]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02、303、345頁。
[5]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33頁。
[8]林以亮：《私語張愛玲》，《明報月刊》1976年3月。
[9][10][11][12][13]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282、313、313、313、313頁。
[14]陳建華：《“張愛玲筆觸”——以晚期中短篇小說為中心》，《文藝争鳴》2022年第9期。
[15]卓娜：《張愛玲晚期風格的形成——以〈浮花浪蕊〉〈色，戒〉〈小團圓〉為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16]程小強：《張愛玲晚期文學論》，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17]李淼然：《張愛玲晚期自傳小說與“晚期風格”》，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18][19]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15、298頁。
[20][21][23][24][25]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50、350、475、475、352頁。
[22]張愛玲、宋淇、邝文美：《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2》，台灣皇冠出版社2020年版，第475頁。
[26][27][28][29]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52、325、346、378頁。
[30][31][32][33][34][35]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380、388、390、391、392、392頁。
[36]張愛玲、宋淇、邝文美：《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2》，第12頁。
[37]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 1》，第420頁。
[38][39][40]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218、255頁。
[41]張愛玲、宋淇、邝文美：《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2》，第391頁。
[42]張愛玲、宋淇、邝文美：《張愛玲私語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頁。
[43]張愛玲、宋淇、邝文美：《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第112頁。
[44]馮晞乾：《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21頁。
[45][46]張愛玲：《易經》，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頁。
[47]張愛玲、宋淇、邝文美：《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2》，第484頁。
[48]王德威：《此恨綿綿無絕期——從〈金鎖記〉到〈怨女〉》，《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49]淩性傑：《在惘惘的威脅裡》，《聯合文學》第333期，2012年7月1日。
——訂購方式——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文學研究類月刊，每月1日出刊，每本定價28元。
一、郵局訂購
- 國内郵發代号：2-667
- 國外郵發代号：6807Q
二、雜志社訂閱
- 郵局彙款位址：北京市朝陽區文學館路45号中國現代文學館
- 收款人姓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部
聯系電話：010-57311616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彙款請注明期數、數量和郵寄位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