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1945——张爱玲“笔误”解谜丨云端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手稿。（资料图/图）
“我又忘了”
张爱玲记性不好，本就有许多例子，读宋以朗编辑、皇冠近期出版的七十多万字《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以往印象中，张爱玲的坏记性集中于日期和数字。比较著名的“公案”，有关那篇诞生了张氏金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天才梦》。直到晚年，张爱玲还对19岁时在《西风》征文中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耿耿于怀，但学者和张迷们考证，无论是征文字数限制、征文格式乃至奖项等，她都记错了，而且可能当年就没看清楚征文广告具体条款。征文字数限制5000以内，她误以为500；她最终得到的名誉奖第三名，她写成“特别奖”；甚至把自己获奖文章的一千五百多字，记成四百九十多字。
不久前翻家中旧杂志，无意间找出2004年7月号的《印刻》，这期的张爱玲专辑里，刊载了一封1966年6月4日她写给驻华盛顿英国大使馆的信件。事缘其时张爱玲有意应聘某大学驻校作家，需学历证明，她因文件遗失致函港大要求补发，但港大注册处只证明其“两进两出”，只字不提她成绩优良获奖学金等荣誉，几番交涉未果。当时香港仍为英国管治，她于是去信驻华府的英使馆求助。为说明自己的状况，千余字的信里有这样一段：“……1955年我移民美国，60年代嫁给一位美国人，获得美国籍。我的母亲已归化英国籍，于1958年在伦敦过世……”
这封信以前没读过，饶有兴致，可读到此处心里真是一惊：她和赖雅登记结婚是抵美第二年的1956年8月14日，8月18日她还写信告诉邝文美，怎么忽然变成了“60年代”？其母黄逸梵1957年10月11日在伦敦病故，10月24日她在给宋淇夫妇的信里准确地报告，母亲已“在两星期前去世”，给使馆的信里却白纸黑字写成“1958年”。
母亲离开中国时带走的这张照片在其过世后回到了张爱玲手中。 （视觉中国/图）
这封信由陈姿羽翻译为中文，苏伟贞写导言，两人都没发现，因此也不见注明信中的“笔误”。的确没人会想到，1966年的张爱玲46岁，仅属中年，记性再差，也不至于把母亲去世的年份和自己再婚的年代都搞错，而且是在一份致官方机构的正式信函里。
所以，当我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集里看到那么多的“我记错了”“我又忘了”，不再惊奇莫名。张爱玲在美国很大程度上靠稿酬生活，却连皇冠出版社某个时期固定给她的稿费是半年还是一年2000美金都弄不清楚。更离谱的是，1955年她离港赴美前，在宋淇帮助下向电懋公司预支了两部剧本的全部稿费，五年后却忘了个一干二净，经邝文美提醒才想起确有这回事。一个最怕欠人钱、欠人情的人，居然忘记这么一笔款项，简直不可思议。
这几天翻阅书评人刘铮的一本随笔集，赫见有篇文章名为《张爱玲记错了》，记载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字句错误、出处错误、情节错误、张冠李戴，总共22例，让人大开眼界。引用方面的错误，我在陈子善所著《张爱玲丛考》中也读到过，说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把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淑雪兼珂（也译左琴科）1926年的短篇小说《贵家妇女》，误记为《包子》；而张爱玲所写的“包子”，鲁迅实际上译为“肉馒头”。
陈子善和刘铮都眼尖，火眼金睛有学问打底，但对张爱玲他们还是很尊敬。刘铮这么说：“在人情物理上，在遣词造句上，张爱玲都可说是个心思极细的人，不过，她对引用是否精确，似乎并不怎么措意。加之彼时查检资料匪易，张爱玲又没有藏书的习惯，引用时有些误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大处说，张爱玲显然没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也许有的只是一个poor memory（差记性）；她留下的笔误着实不能算少。”
刘铮解释，自己读书时记下这些并无他意，只是觉得好玩——张爱玲也会记错哦！文章末尾还引了桑塔格小说《火山情人》里的一句：“天才啊，就跟美一样，一切，好吧几乎一切，都会被谅解的。”
有意思的是，和他把笔误皆归结于记性和未查证资料。相反，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心理分析宗师佛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而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
但也正是在《对照记》里，张爱玲留下了另一个著名“笔误”：把有案可查的1945年7月21日在沪上一场“纳凉会”里与李香兰的合影，注写成“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而仿佛循着张爱玲所说弗洛伊德的思路，至今已见两位学者试图分析，张爱玲这个“一错两年”的“笔误”，只因记性太差，还是背后另有意味深长的缘由。
1945
纳凉会/1943园游会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她仅有的自传体图文对照集。书中的“图四十一”为一张珍藏了近五十年的与李香兰合照，她写：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李香兰，要合拍照片，她太高，两人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就让她坐下，李香兰侍立一旁。
1943年，张爱玲与李香兰（右）在上海合影。（视觉中国/图）
“《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
“1943年”，这个年份错得离谱，正确的时间地点是：1945年7月21日，上海咸阳路二号，由《杂志》月刊社主办的“纳凉会”。依据是1945年8月的《杂志》，上面刊有《纳凉会记》一文，配图除了这幅张爱玲与李香兰，另有一张合影：保持同样姿势的李香兰与张爱玲之外，还见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和闺蜜炎樱，一位身份不明的陈女士，两个长衫男子——汪伪时期的申报社社长陈彬龢、平报社社长金雄白。而据中国留日学者、现在日本任研究员的邵迎建在《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一书中考证，咸阳路，就是如今的陕西南路在1943年到1945年的路名，它更为老上海人熟悉的名称是“亚尔培路”。咸阳路二号，那时是金雄白的私宅花园。
出版《对照记》的1994年，是张爱玲离世前一年，急景凋年的她，对当年那条祖母老被面改成的裙子，从质地、颜色、图案、花纹，到来历、款式、设计、裁缝，都记忆犹新历历分明，为什么偏偏把拍照的时空记错了？这个1943，这个“笔误”，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邵迎建认为，懂得张爱玲的一生，这个谜便不难破解。对张爱玲来说，1943年至1945年是今生今世最辉煌的日子，短短两年写出《传奇》和《流言》，初出茅庐便跃上文坛巅峰，“在大脑的数据库里，这是一份完美无缺的档案，没有细目，整块展现在记忆的屏幕上。”——这个说法甚为诱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人生阶段，记忆是混杂一片，条理不清的。
至于邵迎建指出的张爱玲把“纳凉会”写成“游园会”，在我看来似乎不算笔误，就像有些人说去“戏院”或是“电影院”看电影，并无实质分别。但邵研究员咬住这两个词的差别，找到了他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笔误”了，查几个版本的《对照记》，张爱玲写的都是“园游会”而非“游园会”——他从陈年的《申报》中翻检到，1944年7月8日，汪伪“上海新闻联合会”在哈同花园的中央广场举办了有工商各界千人参加的“市民游园演讲会”，节目包括红星歌唱、电影名片放映。
虽然并未具体提及当晚的演唱红星和到会名流，邵文却认定，红星“极可能”就是炙手可热的李香兰，已属海上文坛名流的张爱玲，“顺理成章”也应在场。他由此推导出，张爱玲与李香兰，正是在这个场合首次会面：“……有声有形的第一次相见，是在这次游园会上。对其印象之深刻，不可磨灭。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的印象都浅了，平了，只留下这一道刻痕。多少年后，在张爱玲的大脑库存里，与李香兰所有的缘分都并入了这一回。”
他进而说，当年张爱玲站在公寓（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的阳台上，是能看到哈同花园一角的。哈同花园也算是张爱玲的街坊。张爱玲1944年在《万象》连载的《连环套》里，也两次提到这座传奇的园子。“金雄白的私宅花园与哈同花园，规模虽不能同日而语，但局部应有相似之处：都是带花坛草坪的西式洋房。光凭照片的背景及西式软垫椅，在张爱玲记忆中，不知不觉，金雄白私宅花园置换成了哈同花园，‘纳凉会’也随之化为了‘游园会’。”
是耶非耶。有一点是肯定的：张爱玲从未提到，至今也没见任何资料显示她到过哈同花园那场“游园会”，所以，邵先生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论述，推理成分浓厚，更像一则想象力丰富的虚构。遗忘之谜扑朔迷离，令人信服的剖析，出自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她在一篇精彩论文里，以六页半的篇幅，探讨拍摄于日本投降前夕三个星期的张爱玲与李香兰合照，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或许”。
“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
《对照记》“图五十”是一幅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前的照片，妆容精致侧脸垂目。张爱玲记述从香港乘船途经檀香山，海关关员是个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写：身高6呎6吋半，体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5呎6吋半写成6呎6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弗洛依德式的错误）。“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
《对照记》收录的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前的照片。（资料图/图）
《对照记》“图四十一”，张爱玲“粗心大意”误记为“1943年”的那帧与李香兰合影，被学者认为是她上海时期最重要的照片。黄心村教授有一篇论文《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其分析就从这张照片开始。摄于1945年7月21日，距二战终结和日本投降仅仅三周，“它的奇特构图及不甚协调的视觉风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识照片背景的观者甚至将它视为一个描绘日本帝国崩毁前夕，日中组合摇摇欲坠的视觉寓言。”
黄教授对照片的分析，围绕张爱玲和李香兰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跷构图，两人迥异的装扮风格，尤其是张爱玲乖张的坐姿，偏离镜头的朝下视线，种种细节，抽丝剥茧。她说，“张爱玲的脸部表情和身体，或许暗示着抗拒抑或是蔑视，但更重要的是，她显然懂得将摄影镜头对她的凝视，反转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兴趣的是，张爱玲、姑姑、炎樱，在日本战败的三周前，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赴这一场“园游会”？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局骤变，曾任汪伪政府要员的胡兰成遭国民政府通缉仓皇逃亡，又如何给张爱玲带来震惊惶恐？
忽然想到应该重温《小团圆》。1945年长长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书里都有叙述。而且，第八章开头，张爱玲写九莉的那些话，简直就是预先对自己后来的那个“笔误”作了注解：
“从这时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事到临头反而糊涂起来，也是因为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里摈除了1945年。
“或许张爱玲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照片竟拍摄于日本战败前夕。”黄心村写在论文“注释”里的一句话让人心颤。是的，没有1945，只有1943，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虽然《对照记》问世的1994年，离那段不堪和混乱的日子已有半世纪之久，而她也依然记得，有一种叫作弗洛伊德式的错误。
关于记忆和遗忘，心理学有很多说法。张爱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记忆，是因大脑海马体损伤造成逆行性失忆，还是情绪性记忆的主动遗忘，至此已不是问题。当然，探讨其间隐秘非为“祛魅”，如黄心村所言，只为“还原一个历史的张爱玲”“更复杂的张爱玲”。
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晶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最终构成人一生的东西，不是阅历、灵性与任何事件，而是对所有这些经验的记忆、描绘和阐释。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庙的钟声／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续地回响
余云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