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在中國上海，一所被命名為“東亞同文書院”的學校悄然開課。
表面上，這是一所為了增進中日友好而創立的文化教育機構，然而其背後卻隐藏着令人極為震驚的真相——它是日本政府培養對華間諜的基地，5000多名日本學生從這裡走出，成為了侵略中國的幫兇。
127年過去了，日本的野心依然不減當年，有的老鼠甚至直到2016年才露出尾巴。
在看似和平的今天，我們必須正視曆史，因為隻有認清過去，才能防範未來。
東亞同文書院的角色
自“東亞同文書院”在上海創立起，日本的間諜們便如湧進的大潮般進入中國各地。
他們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在法租界弄堂的石闆路上匆匆經過。
他們混迹在北京官場的門口，在來往的車馬中不着痕迹地捕捉着官員的談話。
他們甚至化身為富商名流家中的傭人，在主人不經意的閑聊中獲得難能可貴的内幕消息。
這些日間僞裝成小商小販、夜間又變成地下情報員的間諜們，總是能輕而易舉地擷取各類重要情報，然後用暗号或副刊廣告等各種隐秘的方法，将這些足以左右中國命運的機密情報傳遞回日本國内，直接送到軍方與政客的茶水桌子上。
一時間，中國幾乎絲毫隐私都逃不過日本間諜的眼睛和耳朵。
他們在旅店探聽商人的行蹤，在碼頭瞄準軍火運輸，甚至在進階會所竊聽到官員的私房密談。
這些看似瑣碎的情報彙集起來，為日本政府繪制了一個精确而全面的中國地圖，無論是商業還是軍事，都被這張大網牢牢地控制在了日本人的手心之中。
86歲高齡的阿尾博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還在東亞同文書院讀書時，他就積極參加所謂的“大旅行”，沿着既定路線進入中國各地進行考察。
為了擷取第一手的地形地貌資訊，他甚至假裝成一個口音濃重的中國北方商人，混入本地的貿易團夥，跟着他們走南闖北。
有時他又會裝扮成一個兢兢業業的私塾老師，在村鎮間流連，從孩子們稚嫩的口中套話，擷取有關家庭背景和父親職業的線索……
畢業後，阿尾博政完美繼承了在校期間養成的間諜本領，他假裝成一名留學歸國的學者，在北京購置房産長期居住，甚至還擔任起了一些學術機構的要職。
這樣的身份為他提供了接觸高層資訊的機會，也讓他能自由出入一些重點區域。
長達幾十年時間裡，阿尾博政憑借這層完美的僞裝，向日本政府秘密傳遞了大量重要情報，其中不乏涉及國家安全的軍工技術秘密。
直到2016年，這位“隐形的情報機器”終于在雲南一個飛機制造廠被抓獲現行。
可以想見，他多年來提供的情報已經造成了中國難以估量的生命和财産損失。
除此之外，日本還大量運用收買、威脅、利誘等手段，讓一些中國官員或知識分子為他們賣命，甚至直接背叛國家，成為内奸。
這種情況在抗日戰争期間尤為嚴重，許多重要機密就這樣不攻自破。
例如淞滬會戰期間，國民黨參加緊急軍事會議的成員中就出現了内鬼，秘密向日軍提供了大量有關國軍布防、兵力部署等情報，直接導緻國軍在淞滬會戰中大敗而歸。
在内奸的幫助下，日軍輕而易舉突破國軍防線，加速了對中國的占領。
可以說，日本間諜的滲透給中國抗戰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中華民族的複興程序。
說起東亞同文書院，首先不得不提它背後主要的創辦人——日本外務大臣志摩謙次郎。
這位政客兼野心家一手建立了這個表面上“增進文化交流”的機構，但其背後真正的目的，則是為日本政府培養一流的對華間諜人才，為日後對中國的侵略行動積蓄力量。
日本間諜的滲透與行動
在創辦人志摩謙次郎的規劃下，書院把手中的日本學生組織起來，讓他們對中國長達40多年的實地考察，這就是後來出名的“大旅行”項目。
這些日本學子們結伴出發，身着中國長袍馬褂，背着笨重的行囊，踏上了神秘的東方之旅。
他們的足迹遍布中國每一個夢寐以求的角落，穿行在黃沙漫天的古絲綢之路，也曾攀上空氣稀薄的草原高原。
這些“旅人”們将中國的地形、資源、民情以及軍事要地等種種詳細資訊，如數家珍地記錄在筆記本中，全部上交給日本政府和軍部，成為日後制定侵華政策的重要參考。
再來看看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的後續命運，這所學校培養間諜的真面目就更加清晰可見了。
僅統計第5期到第42期的畢業生，就有近1500人選擇了長期滞留中國，成為了便衣間諜。
他們表面身份各異，或教書，或經商，悄悄潛伏在日本在華的各類機構内，伺機繼續搜集情報。
也有的畢業生直接進入了僞滿洲國政權，為日軍殖民效力。
根據統計，在日本外務省工作的官員中，就有近200人來自東亞同文書院，可見學院同文生對政府的滲透和影響之深。
通過這種方式，東亞同文書院恰如其分地完成了日本政府交給它的使命，成為了一個培育對華間諜的巨大工廠。
數千名優秀學子從這座校園走入中國，成為侵略中華的急先鋒和卧底奸細。
可以說，東亞同文書院為日後全面侵華戰争積蓄了強大的人才和情報支援，發揮了十分欠打的作用。
抵禦間諜的長期持久戰
長達數十年的間諜滲透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幾乎無孔不入。
日本通過東亞同文書院等機構培養的龐大間諜隊伍，在中國布下了一個細密的情報網，幾乎所有領域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線。
在政治領域，日方通過收買和威脅等手段，讓許多中國官員甚至軍官為他們賣命，許多重要的政治和軍事決策都會第一時間傳到東京。
在政治軍事行動的完全透明下，中國政府的機密無處遁形，國家安全也受到了難以估量的損害，尤其是戰場上，我軍往往喪失戰略主動性，是以沒少吃下苦果。
在經濟領域，日本間諜同樣表現活躍。
他們同樣紮根于一些關鍵崗位，掌握着中國的原材料産量、口岸貿易額、國營工廠産能等資訊，都被完整地送到日本政府手中。
日本通過這些經濟情報，得以對中國實施精準的經濟掠奪。
在文化領域，日本通過學者、留學生等身份進行滲透，這些人往往可以左右輿論，引導親日思想。
一時間，“學日語”、“向日本學習”竟然成為一種時尚，甚至出現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被作為教科書内容使用。
這種文化滲透，動搖的是中國群眾的文化自信心。
直到抗戰勝利，中國政府才逐漸破壞了日本的間諜網，東亞同文書院被勒令關閉，在華日僑也紛紛被遣傳回國。
但是，日本的野心并未是以消退分毫，他們隻是轉向更加隐蔽穩妥的方式，繼續侵蝕着中國。
警惕和防範的意識，依然是我們在和平時期的重要課題。
東亞同文書院這段曆史所揭開的，隻會是日本在華間諜活動的冰山一角。
日本方面派駐中國的間諜數量之多，手段之毒，恐怕至今難以估量。
我們必須正視曆史，保持警惕，因為過去的種種痕迹表明，日本對我們的觊觎未曾消減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