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徐志摩離婚後，她迎來開挂大女主人生

1983年，華人女子張邦梅在哈佛大學學習“中國史概論”的課程時，驚訝地發現，課文中出現了幾位自家長輩的名字，被載入史冊的張家人，除了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有過貢獻的、她的二爺爺張君劢和四爺爺張嘉璈，還有一位女性張幼儀。在書中，張幼儀被形容為“與詩人徐志摩完成中國第一樁現代離婚案的女性”。

這個名字，讓張邦梅想起了記憶裡那張熟悉的面孔。1974年，張邦梅到紐約的四姑婆家做客時，注意到了角落裡坐着一位戴着大眼鏡的老奶奶，這位老人“儀态端莊，沒有架子”，讓她倍感親切。後來她得知，老奶奶就是剛來到美國定居的二姑婆張幼儀。此後，張幼儀不時會到張邦梅家中探訪，她每次都帶來最新的食譜，跟他們一起做飯，一起享用美食。張邦梅無法想象，這個和藹可親的二姑婆，在史書中卻是一位敢為人先的豪傑。

于是，等到下一次張幼儀來到張邦梅家時，張邦梅就開始央求她多講講自己的故事。此後多年，張邦梅多次和張幼儀聊天，并一直記錄着這位傳奇女性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了這位女性既傳統、又現代的獨特經曆。1986年，張邦梅前往上海尋親訪友，想看看張幼儀曾經的生活習慣。在記錄張幼儀生涯的過程中，她把自己的心路曆程帶入了故事中，她感到，這位不一般的“二姑婆”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都在深深影響着她。

1996年，張邦梅撰寫的張幼儀傳記《小腳與西服：一種回憶》在美國出版，很快被翻譯為中文出版。2023年8月，這本傳記改名為《安之如儀：張幼儀回憶錄》再度在中國大陸出版。借着這本書，人們又回憶起了那個沒有太多機會站在高光中的張幼儀，以及她完全獨立于前夫徐志摩的精彩人生。

張幼儀身穿黑色旗袍于上海拍下這張肖像（約1937年），時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圖/《安之如儀：張幼儀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

被動離婚的“詩人前妻”

提到張幼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電視劇《人間四月天》裡，演員劉若英所飾演的那位端莊、保守的“詩人前妻”。劇中的張幼儀經曆了巨大的轉變，離婚前，她事事順從父母和夫家，離婚後，她迅速蛻變為企業家、銀行經理，事業大踏步前進，和徐志摩的關系也得到了緩和，還盡到了撫養兒子和贍養父母的責任。看起來，這個角色拿到了“大女主”一般的劇本，但實際上，這些經曆并非戲劇虛構，都是完全真實的。曆史上的張幼儀的确經曆過這樣的蛻變。導緻這場蛻變的，正是她和詩人徐志摩的這一場石破天驚的離婚案。

事情要從1922年說起。那一年，在德國柏林，年僅22歲的張幼儀在幾乎沒人陪伴的情況下，生下了二兒子。剛剛生産完畢，丈夫徐志摩就帶着離婚檔案出現。在張幼儀懷孕生産期間，他隻托人給張幼儀帶過一張字條，其中提到：“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徐志摩的意思是，希望兩人為了社會理想勇敢起來，創造自由離婚的曆史。見到前來要求離婚的徐志摩時，張幼儀還處于産後的虛弱不堪之中，但她最終還是決定在檔案上簽字。

離婚前，徐志摩一直在表達對這場包辦婚姻的厭惡，他甚至形容張幼儀是“土包子”，不符合他心中現代女性的形象。可這段婚姻也不是張幼儀能夠選擇的。1915年的浙江，年僅15歲的寶山姑娘張幼儀由家人做主，嫁給了海甯硖石地區的富家獨生子徐志摩。促成這段婚姻的是張幼儀的四哥張嘉璈，他在杭州做浙江都督秘書時，在學堂中一眼挑中了徐志摩的作文卷子，覺得他才情不凡。于是，張嘉璈開始打聽徐家家境，發現兩家門當戶對，就立刻提議結親，徐志摩的父親欣然同意。

當時，民國已經建立，但五四運動尚未發生，雖然社會已經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和松動，絕大多數人還是被傳統道德束縛，踐行“門當戶對”，哪怕是富足、有文化底蘊的張家也不例外。張幼儀家中的兄弟，大多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張君劢、張嘉璈都有海外留學經曆，但張家的姐妹們卻得不到父母的教育支援，他們一心隻想讓女孩們“嫁個好人家”。而一直被灌輸傳統觀念的張幼儀本人，大腦中也沒有“離婚”這個現代概念。是以，即使徐志摩很快就流露出對她的不耐煩，她依然在徐家過着伺候公婆、生養孩子的日子，從來沒有想過反抗。

1918年，張幼儀生下了徐志摩的第一個兒子，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也是以，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徐志摩得到了父母同意，前往美國留學，後來又前往英國學習。五四運動很快爆發，新思想燃遍全國，海外留學生的圈子更是新思想誕生的陣地，徐志摩當時已經以才華聞名，在追求自由的事情上更是不落人後。正如胡适所言，徐志摩一生單純的信仰就是愛、美和自由。從那時起，他寫回國内的信件中透露的憂郁情緒，開始令家人不安，于是，全家決定派張幼儀前往英國，看看徐志摩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與徐志摩在英國團聚後，張幼儀已經猜出對方想要離婚，她才想起，徐志摩曾對她提過，他的煩惱根源在于舊制度對人的束縛，也立志要做第一批離婚的中國人。此時，張幼儀擔心的并不是被離婚，而是可能會被“抛棄”的自己。這個想法，其實是當時絕大多數人面對婚姻問題的真實感受。在徐志摩的前輩學人中，留過學的胡适、魯迅都有被包辦的妻子，但他們也沒有作出離婚的選擇。因為他們大都考慮到，在舊道德中，女子被離婚會遭遇“不貞潔”等指責，也會失去經濟來源，如果他們率先離婚，雖然可以赢得先進名聲，但在實際生活中，真正倒黴的可能是并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女方。

但徐志摩不是胡适和魯迅，他從小生活富足，一直有人照顧，生活中沒吃過苦，對自由的追求也更加自我、理想化。去北大後，他對愛、美和自由的渴望更加強烈，他想象中的妻子應該是才貌俱佳，能夠與他琴瑟和鳴的人，不是張幼儀這樣一個态度保守的女性。此時，在中國已經有了離婚的相關法律，《大清民律草案》已經規定，男子不滿30歲，女子不滿25歲，自願離婚者，隻要經過父母同意即可生效，民國的法律則沿用了大清的這一規定。不過，除了顧維鈞這樣的人物，幾乎沒什麼人敢去選擇和父母抗争，進行離婚。

徐志摩決心與封建傳統反抗到底。但這背後的代價首先由張幼儀背負了。1921年，張幼儀在英國懷上了徐志摩的第二個孩子，早就想離婚的徐志摩卻冷酷地勸她打掉孩子，還開始跑到歐洲各地遊曆，不再回家。張幼儀開始感到害怕，害怕自己慘遭“抛棄”後的命運會像那些沒受過教育的傳統女性一樣悲慘。她寫信求助在巴黎讀書的二哥張君劢，張君劢勸她不要打胎，稱自己可以幫忙養孩子，才讓張幼儀安心下來。

比起胡适的妻子江東秀和魯迅的妻子朱安，張幼儀不但是當時為數不多離婚的中國女人，還是在國外懷孕期間“被離婚”，這個遭遇可謂困難重重。但幸運的是，她也并不是完全的舊式女子，離婚則徹底觸發了她體内的現代因子。小時候，她在二哥張君劢的幫助下反抗過裹腳，也自己争取去讀中學，前往歐洲後更是見了不少世面。徐志摩“失蹤”後，張幼儀開始跟随在歐洲訪學的二哥，輾轉巴黎、柏林等地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張幼儀的性格起了變化，她第一次沒有理會徐志摩的意見，決定把二兒子生下來。

同時，張家優渥的條件，兄弟姐妹們的開明和體貼，也讓張幼儀有了“打胎”之外的選擇。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劢當時是個單身漢，沒辦法照顧懷孕的張幼儀，在他的幫助下，張幼儀開始與一對學者夫婦在鄉下合住，開始了她自力更生的生活，也是在這對夫婦的影響下，她第一次體會到了學習的樂趣。後來，張幼儀在歐洲留學的七弟張景秋陪她一起到柏林生活。在張幼儀懷孕期間，張景秋承擔家務，照顧她，給了她強大的支援。

晚年的張幼儀回憶，從她獨自前往巴黎尋找二哥那時起，少人幫助的苦難，徐志摩的冷酷态度，逼得她開始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而離婚，也似乎從别人的需求，慢慢變成了她自己訴求的一部分。在外人看來，她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就離婚，是被徐志摩逼到絕境，但也可以說，這一次她沒有聽父母的話，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作出了離婚的決定。這看似被動的選擇，讓張幼儀的人生徹底迎來了新的轉機。

張幼儀與徐志摩于1921年在歐洲拍攝的第一張合影，翌年二人便告離異。

精彩的下半場人生

張幼儀曾對侄孫女張邦梅說：我生在變動的時代，我有兩副面孔，一副聽從舊言論，一副聆聽新言論。我有一部分停留在東方，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備女性的内在特質，也有男性的氣概。

現在回看，張幼儀的人生，确實可以22歲時的離婚案為分界線，作出新舊之分。離婚之前，她站在傳統思想的那一邊，不敢反抗；離婚之後，為了生存和尊嚴，她開始努力學習新世界裡的一切。她再也不想回到過去那個被徐志摩嘲笑成“土包子”的人生中。

十八歲的張幼儀與長子徐積锴。

從舊女性成為新女性，一開始肯定是要經曆痛苦的。簽下離婚協定後，張幼儀在德國先是和一位外國女性合住，有了這位室友的幫助，她就可以在一所學院學習幼教課程，晚上再照顧孩子。這樣勞累的日子她過了三年，學業有了進展，二兒子卻在國外夭折了。悲痛之下，張幼儀決定回國，和國内的親人們生活在一起。諷刺的是，兒子去世時徐志摩幫不上張幼儀，回國後的張幼儀卻還得幫忙處理徐志摩和新妻子陸小曼結婚的事宜。因為二人離婚後，徐志摩父母拿自己任性的獨生子沒有辦法，隻能依賴辦事穩妥的張幼儀，甚至要認她為幹女兒，連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姻都要征求她的意見。

張幼儀與孫輩們，拍攝于上海海格路家中。

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傳播新觀念是容易的，但具體的生活總要有人勤勤懇懇地負責。張幼儀就是親朋眼中那個肯負責任的人。而張幼儀也逐漸發現，如果自己将這種天生的責任感用到商業上，也可能會迎來很多機會。回國後，除了處理家中雜務，照顧大兒子，張幼儀也開始尋找工作。很快，她就到上海東吳大學做了德語教師，同時還到她的八弟張嘉鑄的“雲裳”時裝公司任總經理。“雲裳”在他們的打理下慢慢有了名氣，最厲害的時候幾乎接待了所有當時的名人，包括徐志摩和陸小曼，名媛唐瑛等人，都會去“雲裳”做衣服。慢慢地，徐志摩開始對張幼儀刮目相看，他在寫給陸小曼的信中，大力稱贊自己的前妻“有志氣、有膽量”。

雖然張幼儀和徐志摩之間的關系早已不是夫妻，但是她對徐志摩本人，甚至對徐志摩的所有親人，還是懷有一種責任感。1931年，徐志摩遭遇空難去世，張幼儀在徐志摩父母的請求下主持大局，處理徐志摩的身後事。雖然她并不喜歡陸小曼，但此後的日子裡，她一直用自己的金錢資助陸小曼，一直到1944年才結束，因為她覺得陸小曼是自己兒子的繼母，她是在替兒子踐行責任。徐志摩的父母更是堅持生活在張幼儀附近，張幼儀最終将他們養老送終。直到1953年，她才在香港重新結婚，過上了屬于她個人的小日子。

或許是因為有過在異國他鄉“被抛棄”的記憶，張幼儀在後半生一直在仗義出手，幫助同時代的女性發展自己的事業。早在去東吳大學教書時，張幼儀就在一群女性的請求下，出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的副總裁，利用自己的人脈幫助她們管理銀行的資産。在抗戰中，她還用自己的信用幫助這家銀行保住了一筆資金。她也時時為家中的女性操心。她的大兒子結婚之後，張幼儀開始出錢資助兒媳學習，鼓勵她保持自強自立。就這樣，張幼儀在打拼事業，助人為樂的後半生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快樂。

晚年的幸福與平靜

1989年初的一個冬日，張幼儀在美國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在侄孫女張邦梅的眼中，張幼儀在美國的晚年生活幸福而平靜。她保持着健康的生活習慣：每天早上七點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鐘體操，然後吃一份麥片粥配雞蛋的早餐。她喜歡看報紙，和家人聚會，像年輕時一樣熱衷學習，報名了德語、插花等老年課程，還是以結交了新朋友。偶爾，她會打打麻将，允許下一點金額不大的賭注，增添生活的樂趣。

1986年聖誕節，張幼儀與張邦梅在張幼儀位于紐約的寓所中留影。

在張幼儀去世前的一晚，張邦梅替代親友照顧了張幼儀一晚。她知道，在多年的陪伴和聆聽中，她們已經建立了超乎尋常的友誼，甚至可以聊很多超越祖孫之間的話題，比如，張邦梅從小一直不了解張家人對徐志摩的“過度崇拜”，表現得最明顯的人就是張邦梅的爺爺、張幼儀的八弟張嘉鑄，他從小崇拜徐志摩到老，甚至不顧姐姐的感受，去參加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晚年，張嘉鑄甚至對張邦梅說，為張幼儀做傳記時要對徐志摩“善良一點”。想到張幼儀曾經因為徐志摩而遭受的痛苦，張邦梅就對這種崇拜之情感到氣憤。

對于對待徐志摩的态度問題，張幼儀是溫和且誠實的。她對徐志摩有感謝，也有抱怨。她對他所提倡的先進思想無比贊成，并真心地感到自己曾從中受益。因為她曾說過：“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沒有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外一個人。”但當張邦梅問她，如何看待徐志摩寫給去世的二兒子的那篇辭藻華麗的文章時，張幼儀還是坦白地說，從徐志摩的行為判斷，他壓根不擔心她和孩子當年的生活。因為徐志摩從始至終沒有照顧過孩子，也沒有贍養過。“文人嘛，就是那個德行。”她略帶幽默地評價說。

張幼儀口述，侄孫女張邦梅著《安之如儀：張幼儀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

如今，張邦梅眼中的張幼儀，不再是家中那個可親的老奶奶，也不完全是書中敢為人先的豪傑人物，更不是什麼“詩人前妻”。她花費了多年的光陰，将一個更真實、更有主見的張幼儀寫入了曆史中：一個生于舊中國卻沒有裹小腳的女孩，一個離婚後獨自撫養兒子的堅強女性，一個出色的企業家，一個極富責任感又愛學習的人。正如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在《談徐志摩》一文中對張幼儀的評價：她沉默地、堅強地度過她的歲月，對丈夫的責任，對夫家的責任，對兒子的責任——凡是盡了責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參考資料：《安之如儀：張幼儀回憶錄》，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6月出版）

記者：仇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