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樂七年，朝廷設立通州糧倉，經過多次擴建，正統元年，定通州倉名。清初，通州有三座糧倉，即西倉、中倉和南倉。清乾隆十八年，大運南倉并入中、西倉。此後，通州有大運中倉和大運西倉兩座糧倉。儲存在通州倉的漕糧主要有保障京城官員、軍士米糧供應，臨時調撥充當軍糧，穩定京城物價，赈濟災民這幾個方面的用途。不難看出，明清時期的通州是漕運倉儲之重地。同時，通州地勢較低，“多河富水”，為“九河下梢”，是北京的主要排水口，防汛成為通州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
多措并舉保防汛
通州糧倉收儲從南方漕運而來的數百萬石漕糧，是統治者能夠直接調用的糧食，是以各朝對通州倉的安全十分重視，尤其是将防汛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規劃入手，設計獨特水系。通州城利用潞水（北運河）和古高粱河（通惠河）設計了天然的護城河。明萬曆二十二年，“戶部郎中于仕廉周視兩城隍并可為池，請引通惠河注之。诏浚三千三百餘丈，加深二尺許，廣視深四倍，建閘一、橋四。”這樣就形成了完整的護城河防禦體系。這樣的設計，不僅解決了通州城西護城河和南護城河的問題，而且還“積水丈餘”，具備運輸的條件。史書也明确記載該水道連接配接了土壩與中西兩倉，具有水運功能。從萬曆二十二年後，護城河“可通漕舟，省陸挽費。”
除此以外，通州古城還十分注重對水的利用。在北城，設計者設定了兩處大的湖泊，即西海子和東海子。在南部，設計者在西水關、東水關附近和糧倉附近，設定了四處水渠。這樣的水系設計，既能起軍事防禦（護城河）、防洪排澇、糧食運輸、城市消防等功能，還能起到塑造城市景觀，調節小氣候等綜合作用。
多措并舉，加強防洪排澇。每到夏季，通州糧倉很容易遭受水澇之災。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天氣的預報能力，防洪能力很有限。主要通過修繕通州城，興修運糧道路，加強糧倉的倉牆和路面等做法，最大限度防止糧倉被淹和路面泥淖的情況出現，確定糧食安全和運糧順利。
明弘治十八年，朝廷對京通二倉曬米場基，地面鋪磚，“庶雨後不以淖妨，可免運卒久候之苦。……令運卒自明年為始，帶運張家灣諸廠磚，随糧轉送，聽總督官傭匠甃砌，其費于折收蘆席方版銀内給之。不必限年，以漸繕完乃止。”由于此工程朝廷缺乏強有力的推動，讓運卒自帶磚料，也沒有限定工期，是以效果并不好。到萬曆三年，總督倉場侍郎畢锵又将通州西倉、南倉和中倉三倉曬米場鋪磚的事提出來，大概需要“用磚五百六十三萬餘”。但這項提議被工部反對。最後萬曆皇帝拍闆：“曬場亦軍國急務，二部還會同計處。”也就是說，皇帝把通倉曬場鋪磚工程視為與建皇陵和天壇一樣重要的大事。
綜合施策，防止糧食黴爛。防止糧食黴爛也是一項重要任務。明前期，宣德、正統、景泰等朝，漕糧充足，當時京通二倉，尤其是通州倉，經常缺乏倉廒收受新糧，是以朝廷不時下令提前發放俸糧，以緩解倉廒之不足。弘治以後，由于支出日繁，糧儲數額逐漸減少。到正德時期，朝臣常為糧儲不足感到憂慮。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大可能出現糧食黴爛情形。萬曆初期，張居正力行改革，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财政狀況，京通倉儲又呈現出充溢局面。萬曆六年，吏科右給事中王道成向皇上奏：“京通二倉，米多陳腐不可食。”又過了幾年，到萬曆十五年，兵科都給事中顧九思反映：“通州，京師之咽喉……而三倉米多浥爛”。由于通州糧倉儲量上升，糧食黴爛的情形也不可避免。
清代倉廠總督衙門《漕運底賬及花名冊》，現藏于通州博物館。
巡查監督，形成震懾
明朝政府對京通糧倉的管理十分重視。關于京通糧倉管理官制，在明朝初期并沒有形成定制，崗位的立廢，人員的增減，變化很大。明朝政府從宣德開始，在京通糧倉的管理上，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體制。
設立巡倉制度。倉場總督設于宣德年間，但是并不是專職管理倉場事務。正統三年，在東城裱褙胡同舊太倉内正式設立了總督倉場公署。但巡視倉場者仍“兼理部事”，直到正統十二年，因戶部官上言“倉場事繁，宜專官理之”，才罷兼理之制，“專巡視京師倉場”，此後漸成定制。總督倉場公署之下，設有京通二坐糧廳，在京者稱京糧廳，在通州者稱通糧廳。此制始于成化十一年，後來雖略有變動，但是此制一直延續。通糧廳實際就成為倉場總督管理通州糧倉的實際執行部門。
為監督京通二倉漕政，明朝廷也設立了巡倉禦史。從宣德九年始，令禦史巡視倉廪。到了清代，在倉場事務管理制度上，基本延續了明代形成的制度。稍有不同的是，戶部設滿漢侍郎各一員負責管理京通倉場事務。清順治初年，滿漢侍郎在戶部辦公。順治十五年，戶部在崇文門外設立倉場衙門，每年春季開始，南方漕糧抵達通州之前，負責倉場衙門的官員出巡通州，駐紮在通州新城南門内的總督倉場公署，處理與漕運有關的各項事宜。
推行“樣米”制度。為了保證倉糧品質，朝廷制定了“樣米”制度，規定“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幹圓潔淨樣米，送（戶）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至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鑒于各倉官攢人等往往勾結外人盜竊倉糧，或者攬納虛收，或者冒支濫出，以緻倉糧虧耗，朝廷對倉糧收支作出嚴格規定。
到了清代，朝廷對京通糧倉的糧米的管理，制度十分細緻嚴密。新收貯的糧米一般都有一定的水分，為了能夠晾幹去掉水分，朝廷頒布制度，對如何開窗進行詳細規定，并且對如何開閉廒門也有具體規定。
嚴肅追責問責。在明代糧倉的監督管理上，巡倉禦史能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嘉靖七年，禦史王重賢等人向皇帝上陳三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肅倉場。言京、通二倉兼收糧運自官吏以及軍鬥諸役留難需索，蠹弊多端。宜嚴行禁約。”天啟元年，監督通州倉戶部主事張汝元，因擅自倒賣糧食被揭發，降一級并被調往京外任職。
為了杜絕各倉因管理不善，陳米黴爛而虧缺，用新米充數的問題，嚴格要求各倉進廒漕米都要按年存放，新米不許與舊米共存一廒。并且規定：“收過米數，并驗收監督及經管倉攢姓名，于每年月日收、貯、開寫明白，貼在廒門。仍注明循環簿上報部。”一旦陳米出現黴爛、蟲蛀等情況發生，相關責任人“一并交送吏部分别議處，其經承攢役倉場嚴刑處治。”
到了清代，對漕糧黴變的情況，處置十分嚴厲。當時有關條例明确規定：因不谙漕務，封閉艙門，以緻漕米黴變，由旗丁賠補；因沿途欠風晾導緻漕糧黴變的，領運官革職，押運官降級調用，漕督、糧道坐夫失察降級，損失米額并令漕督、糧道、縣、幫分别賠償。在通州起卸後發生黴變，主要原因是運米的經紀、車戶勾結漕務官吏摻水所緻，造成的損失由經紀和車戶賠償。
（作者：楊家毅，為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