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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考古證據表明，到古典期晚期，瑪雅低地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以及生态系統十分成功。此外，幾個世紀以來，瑪雅低地地區雨水充沛，并實行了一種複雜且高效的自給自足的生存系統，由此産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到8世紀後，上千萬人口居住在瑪雅低地的大部分地區，人口密度堪比工業革命前世界其他地區的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國家。
人口過剩
持續的人口增長使得一個日益複雜且脆弱的生存系統面臨更大壓力。同時，由于營養不良和疾病增加，生産力下降。統治階級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擴大也許意味着非糧食生産者的數量增加的速度比農民和其他糧食生産者快很多。應對危機情況的一些可能方式，如增加對集約型農業以及水庫建設的投資，可能會加劇人力資源壓力，使情況更加嚴重，加劇糧食生産和配置設定問題。
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及其應對措施（如增加農業集約程度）對自然環境産生直接影響。土壤侵蝕和毀林現象證明，随着時間流逝，低地環境将被過度消耗。由于糧食生産壓力增大，人們縮短休耕時間，并清除周邊區域森林用于農業生産。但這隻會導緻土壤肥力下降，最終進一步降低生産力。随着森林減少，木柴供應也随之減少，而木柴是煮飯和生産建築灰泥必需的材料。
同時，城邦之間出現了持續的競争和沖突，環境和農業系統承載力達到極限初露端倪。對數百萬瑪雅低地地區群眾來說，農業歉收導緻越來越多人營養不良或罹患疾病。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無法持續增長，任何因素都有可能導緻整個系統崩潰。
戰争
古典期瑪雅低地各城邦的衰落由衆多事件造成，這些事件的發生順序和時機各不相同。是以，不太可能是一個或幾個相同因素的結合導緻了瑪雅所有地區的衰落。也有證據表明，多種不同的“導火索”可能觸發了不同地區的一連串事件。
其中一個可能的導火索是暴力行為。很少有證據表明西部低地地區（尤其是派特克斯巴吞城邦）發生過環境惡化或營養不良問題，但有考古證據表明，在8世紀，該地區戰事頻繁，難以控制。到公元800年左右，地方性的暴力現象毀壞了派特克斯巴吞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使得該城邦大部分地區無法居住。
曠日持久的卡拉克穆爾-蒂卡爾戰争結束後，統治者權威分崩離析，這可能是暴力發生的根源。瑪雅國王們在與其下屬貴族的内部鬥争中失去權威。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到古典期晚期，軍事權不再由瑪雅國王們壟斷。為了協調權力關系，一些統治者，如亞斯奇蘭城邦的國王飛鳥美洲虎四世，授予了一些軍事權給他們的下屬。
由于瑪雅城邦内部問題不斷增多，加上受其他因素影響，雄心勃勃的下屬貴族們濫用權力，對鄰邦發動戰争，甚至對他們之前的領主發動叛亂。在這種情況下，戰争可以被視為國家破敗的一種原因，甚至是政權崩潰的原因。由此，各王國境内人口減少，并失去對其關鍵資源和貿易路線的控制權。
随着人們到别處尋求安全的居所，以逃離暴力和戰争，人口不斷遷徙，導緻各王國人口減少。在派特克斯巴吞，戰争持續不斷，越來越多的地區遭到遺棄，使得貿易路線縮短，甚至被完全切斷，給瑪雅低地地區的廣闊區域帶來壓力。
是以，派特克斯巴吞的地方性戰事産生的一些消極影響的确蔓延至别國。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這一暴力導緻的特定情況也影響了瑪雅低地其他地區。事實上，在瑪雅大部分地區，日益增多的戰争更有可能是一種對壓力的回應，而不是政治衰退的原因。在一些低地區域，人口過剩、農業用地毀壞、土地資源短缺以及饑荒可能導緻競争加劇、戰事更加頻繁。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原因正如我們所見，很少有證據表明，古典終結期東南地區以及其他區域（如貝裡斯北部或沿海地區）發生過戰亂。
就科潘來說，科潘城起初戰敗于基裡瓜，導緻基裡瓜脫離科潘城，雖然這導緻了科潘城經濟力量減弱、聲譽受損，但最終它恢複了繁榮。重要的一點是，經濟恢複的代價是下放更多的權力給下屬貴族，以確定他們忠于國王。最終，王權的衰落導緻中央公權力的衰落受人口和環境壓力影響，科潘城政治逐漸去中心化，而科潘城的衰落是這一趨勢達到高潮之後的結果。但是，暴力的确發生了。這次政治衰退發生之後，被使用了兩千多年的科潘城在一個世紀之内被逐漸抛棄了。
旱災
古典期瑪雅社會衰落的另一個導火索是旱災，飲用水和農業生産用水依賴降雨的區域尤其如此。旱災對瑪雅低地各地區的影響應該是不一緻的。首先，與降水量相比，旱災對玉米等作物的影響與降水的時機有更強的相關性。如果玉米在生長周期的關鍵時期（如發芽期和授粉期）缺水，會大大減少産量。在其他生長時期，玉米隻需要很少的雨水就能夠高産。
貝裡斯的遜安圖尼奇
遜安圖尼奇坐落于一處較低的山脊之間，俯瞰莫潘峽谷内肥沃的河漫灘平原，地勢易守難攻，發展時間較晚。莫潘河作為貝裡斯河的支流，提供了一條與加勒比海區域進行貿易和交流的重要路線。遜安圖尼奇内地區域有廣闊的農田遺迹。特奧貝特·梅勒爾于1905年造訪遜安圖尼奇後，多位研究人員來到此地進行短暫的考古研究，其中包括J.埃裡克·湯普森（1938年）和林頓·薩特思韋特（1951年）。
劍橋大學研究人員的一次探險挖掘并确認了該地的部分地區，并揭示了一些證據，證明古典期末期發生的一次地震曾對該地造成損害。從1991年到1997年，理查德·利文撒爾（Richard Leventhal）和溫迪·阿什莫（Wendy Ashmore）二人合作，共同發起了一次全面的考古研究項目，同時對周圍的居住地也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這項工作旨在定義古典期晚期和古典終結期遜安圖尼奇的公權力以及其對周邊區域的整合。
受貝裡斯旅遊發展項目的贊助，考古學家們還進行了其他工作，其中傑米·阿維（Jaime Awe）負責對卡斯蒂略的發掘和加強，傑森·雅格（Jason Yaeger）則負責對王室寓所建築A-11的發掘。有許多迹象表明遜安圖尼奇是納蘭霍境内的一個二級城市，遜安圖尼奇與納蘭霍B組相似的布局就是其中之一，所謂的卡斯蒂略（意為城堡）是一個高達39米（約130英尺）的大型建築，占據了該地的中心地區。該建築頂上有多個房間，表面有灰泥和石頭制成的馬賽克裝飾。
2002年，考古學家阿維挖掘發現了刻有文字的1号石碑，上面刻的很有可能是遜安圖尼奇的象形文字。利文撒爾和阿什莫二人曾提出，遜安圖尼奇在古典期晚期脫離納蘭霍赢得獨立，這一發現鞏固了二人的研究成果。卡斯蒂略北部有一個公共廣場，廣場上矗立着四個雕塑紀念碑，沿建築A-11南部在廣場中心依次排開。三座石柱上面刻有可讀日期，時間跨越古典終結期内的公元前820年到公元849年。紀念碑廣場附近有兩條道路，其中一條通向西邊的B建築群，另一條通向東南方向的D建築群。西邊的堤道旁可能有水庫。一座四方形的宅院在古典期晚期就是一個貴族宮殿。
對查德·克裡克（Chaa Creek）、查恩·諾霍爾（Chan Noohol）及聖洛倫佐等周邊地區的考古挖掘為我們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這些資料有助于我們了解瑪雅社群的日常生活以及這些瑪雅社群與城邦首都之間的關系。雖然古環境證據表明過去發生過旱災，但是，僅憑這些資料無法評估降雨量減少對玉米減産産生的影響。當然，對依賴降水獲得飲用水的人們來說，旱災會産生一種直接且可預測的消極影響。
對瑪雅地區來說，這意味着，在派特克斯巴吞科潘各城邦以及其他受河水饋贈而享有充足用水的城邦毀滅的過程中，旱災雖然不是一個關鍵因素，但确實對蒂卡爾及卡拉克穆爾等依賴降水的王國産生了嚴重影響，在這些地方，無法保證充足的飲用水供應可能已經成為了一個主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嚴重的旱災可能會導緻饑荒人口遷徙、暴力活動增多甚至叛亂，進而直接削弱王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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