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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至正德末年士大夫政治地位的升浮
明初皇權高度膨脹，士大夫缺乏群體話語權，被要求以皇權運作中的“工具”角色參與國家事務。其間突出的表現包括: 明初設“不為君用”之法，凡不肯應皇帝要求出任政府職務的士大夫被判定有罪。
洪武十三年( 1380) 廢除沿襲近 2000 年的以丞相為官僚系統長官負責國家日常政務的制度，改為一切由皇帝乾綱獨斷;發動多起公案，打擊官僚集團勢力; 頒布《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 編》、《皇明祖訓》。
将皇帝本人言論直接作為最高法規。這一時期，士大夫雖有諸多“功業”，然而并無群體性政治表現和獨立話語權。建文時期( 1399—1402) ，皇帝在方孝孺、齊 泰、黃子澄等士大夫影響下，試圖推行溫和改革。
一 ，且政令以寬緩為原則，培育士人，然而因觸犯大貴 族勢力而快速終結。永樂時期( 1403—1424) ，刻意取締建文政令，恢複洪武舊制，喜功多戰，士大夫 群體在社會基本穩定條件下有所成長。
但在永樂帝強勢皇權之下，仍基本沒有獨立話語權。洪熙帝在位雖不足一年，但其即位诏書表達出 改變永樂嚴猛政治的意向，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士大夫在政策走向中開始發揮重大作用。
此種傾向在宣德( 1426—1435) 、正統( 1436—1449) 前期繼續下來，形成了士大夫政治的第一次高漲。 明代内閣在廟堂公權力結構中的體勢正是在這個時候基本确定下來的。
宣德、正統時期，大學士 開始兼六部長官，獲得師、傅、保等最高榮譽頭銜， 又明确了票拟職權，遂成為士大夫群體在廟堂政治中的代表者。
這一時期皇帝繼替頻繁，但政局基本 穩定，主要依賴内閣為核心的士大夫群體力量。
正統末年，三楊相繼去世或休緻，明朝廟堂政治格局出現高層士大夫代表勢力的缺失，正統帝與 宦官開始擺脫制約，胡亂作為，終于發生“土木之 變”。
這場事變畫出了明代政治史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分界，此前的洪熙、宣德、正統時期是士大夫主 持朝政，皇帝“垂拱而治”，此後直到嘉靖初“大禮 議”發生，主流是皇帝與其親近密勿者結成的内朝圈子與士大夫為主構成的内閣與行政機關兩元并存的格局。
其特點是，皇帝及其密勿集團在以皇宮為核心的活動空間盡其所欲為玩好之事，與國家日常政務及長遠大計疏離，但控制錦衣衛、東廠、西廠 等規模不大但具有特殊權力的特務機關。
非規則性地涉及外廷人事、司法、政務。士大夫照料國家日 常政務，盡量将皇帝及其密勿圈子歸攏在皇宮之 内，遇有皇帝觸動根本大法或者祖制之時，出而抗 争，時時左右政局，或者與皇帝達成妥協。
“大禮議”中皇帝與士大夫的對抗
朱厚熜入繼大統，改元嘉靖，旋就對待其已故 生父興獻王朱佑杬的名譽、禮儀問題發動争論，直至将興獻王尊為皇考并以皇帝名義奉入太廟。
此過程前後曆 20 年，方告完結。此過程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變化，并不是嘉靖皇帝究竟以誰為“皇考”，而 是明朝士大夫政治的挫抑和皇權的膨脹。
在當時握有強勢話語權的楊廷和等士大夫對于由他們選擇入繼大統的剛剛 15 歲的少年嘉靖帝顯然有略為壓制的意圖。他們要求嘉靖帝以孝宗為“皇考”，稱其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稱其生母為“皇叔母興獻王妃”。這實際上是把嘉 靖帝當做單身過繼給孝宗的旁枝子孫，其父母保持 原來身份不變，其政治含義是保持新君被士大夫選擇擁立的客位體勢，形成士大夫憑依孝宗皇統主導 朝政的格局。
嘉靖帝不接受這樣的安排，堅持考其生父興獻王。其中固然有尊崇親生父母的人情 成分，然而其政治涵義則是強化嘉靖皇帝本人作為皇帝的合法充備性。
弱化士大夫擁立的意義，為皇權主導朝政奠定基礎。兩種主張各不相讓，形成明 朝開國以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最大規模的持續的對立。
在這場政治對抗的最初兩個多月中，嘉靖帝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該年七月初，新科進士張璁向嘉靖帝上疏，主張嘉靖帝隻“繼統”，不“繼嗣”。嘉 靖帝将此疏出示楊廷和，要求修改前說。
楊廷和拒絕。嘉靖帝又召集楊廷和、蔣冕、毛紀，“授以手 敕，令尊父母為帝後”。楊廷和及群臣皆執前議。到了九月，嘉靖帝生母至京。嘉靖帝力排衆議，确定其生母從中門入宮、谒見太廟。
并再次申谕在其生父母名号中加“皇”字。他為此痛哭流涕， 威脅要避位回湖北做藩王。楊廷和為首的士大夫 雖然做出一些讓步，但再次拒絕在嘉靖帝生父母名 号中加皇字，并且“自請斥罷。廷臣诤者百餘人。
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诏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 太後為聖母，興獻帝、後為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 時，廷和先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 忽有所恨”。
議禮新貴及其後繼閣臣立朝角色的扭曲
在楊廷和一派士大夫紛紛下野的背後，是議禮 新貴地位的快速上升。以張璁、桂萼為代表的議禮 新貴雖然就出身和身份而言屬于士大夫階層，但其快速得勢，正是利用了大禮議這場大規模君臣沖突。
通過附庸皇帝私情、抨擊遏制皇帝以私情為禮法的政敵而實作的，其爬上權力頂端的過程，伴随 着一系列排陷異己的行為和迎合皇權的機會主義行為。
随着此類人物的上台，明朝的政治風氣以及士大夫與皇權的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 史》說: “及廷臣伏阙哭争，盡系诏獄予杖。死杖下 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璁等勢大張。
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寵 仇廷臣，舉朝士大夫鹹切齒此數人矣。”〔11〕“璁緣 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璁急圖柄用，為大 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
張璁“積怒 廷臣，日謀報複”，借李福達獄向嘉靖帝指稱廷臣 因為議禮之故陷害貴戚郭勳。嘉靖帝果然懷疑諸 臣朋比，命張璁、桂萼、方獻夫複查，結果“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顔頤壽、聶賢以下鹹被搒掠， 錄等坐罪遠竄。
帝益以為能，獎勞之便殿，赉二品 服，三代封诰。京察及言官互糾，已黜禦史十三人， 璁掌憲，複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鉗 束巡按禦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參機務”。
嘉、隆、萬之際依附皇權的強權内閣
夏言之死是皇權奴視内閣的象征性事件，是 “大禮議”之後出現的張璁内閣逐漸淪為皇權附庸 的基本位勢格局早就孕育了的結果。
嘉靖中期以後的大量杖殺朝臣，也是“大禮議”時代皇權惡性膨脹留下的惡果。然而，内閣大臣在皇權面前雖然柔媚無骨，在面對士大夫群體的時候，卻又多是強權者，出現了一批“權相”。
顯然“大禮議”和嘉靖 政治留下了另一種遺産，内閣由士大夫群體擁護的 領袖轉變為皇權的附庸，轉而憑借在皇帝面前争得的個人寵信，成為中下層士大夫的次等主宰者。
何以如此? 其政治文化涵義又如何呢? 嘉靖中期到萬曆前期這段時間的權臣類人物， 最突出的是張璁、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
他們的共同特點，一是其權威都來自皇帝的私人寵 信，二是都是玩弄權術的高手，三是都在權位傾軋 中遭受重大挫折。這三個特點在正德以前都不曾趨勢性地出現。
後張居正時代的士大夫分裂和内閣軟熟
張居正主持内閣時，事權統一，政府效率大為 提高，明朝國力恢複，這是不可抹殺的事實。
但其去世之後，立即發生政局混亂，再不可收拾。而士大夫群體與内閣也對立起來。有一段著名的對話: 首輔王錫爵一日對顧憲成說，近來有奇怪之事， “内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 内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
顧憲成則說，近來怪事其實是，“外論所是，内 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内閣必以為是”。從中可見後張居正時代内閣與士大夫群體近于分裂為兩個陣營。這實際上是專制政治和過度依賴個人的政治體制經常表現出來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