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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主義思想在人類審視自己和他者的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8世紀末,人類首次成為自然科學家系統研究的對象,随後,種族的概念逐漸占據了科學的中心舞台｡到19世紀中葉,科學以權威的方式确立了種族主義的正統地位,人們通過科學研究來證明某一群體的人在本質上要更低劣｡
本文主要梳理“種族科學”的形成與發展,通過闡釋種族科學對猶太身體不公正的審視,指出其背後的政治寓意是排斥猶太人融入主流社會｡
種族主義思想源遠流長,大緻經曆古代種族論､近代種族主義和“種族科學”幾個階段｡古代種族論以“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為特征,表現為人們常常用某個族群的标準和價值評價其他群體｡
到18世紀末,人類學家為了了解人類的體質演化脈絡､文化形态與社會演進過程,首次對人類進行系統的觀察,如瑞士自然科學家卡爾·林奈(CarlLinnaenus)､德意志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JohannFriedrichBlumenbach)､法國生物學家蒲豐(GeorgesLouisLeclercdeBuffon)根據人類膚色､體型等身體特征的差異劃分出不同的人種,蒲豐甚至将種族特征與人的智力和道德品質聯系在一起,有種族歧視之嫌｡
1853至1855年,被稱為“現代種族之父”的約瑟夫·亞瑟·戈賓諾(JosephArthurderGobineau)發表了《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surl’inegalitedesraceshumaines),宣揚種族有高低優劣之分的觀點,成為種族主義的奠基之作｡此時,種族已經是不少科學家讨論的話題,但種族主義的最終形成仍需理論性著作的支援。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論》(OntheOriginofSpecies),提出了“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重要原則,為種族主義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基礎｡“物競天擇”的思想其實早在達爾文之前已被提出,《物種起源論》可以說是社會構造的産物,反映了當時人們關注的進步､目的論､方向等話題。
作為一部自然科學著作,此書本意是探讨自然界的進化問題,達爾文從未将其延伸到人類社會的讨論中｡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提煉并截取了達爾文思想中易于接受的部分,即将人類社會的進化視為有目标的､定向的過程,試圖将自然科學的進化理論運用到社會科學中｡
當進化轉化為隐喻,來象征社會進化在不可避免地朝向一個終極完美的狀态發展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思想已經完全脫離達爾文主義和自然科學,成為相關利益者的工具｡
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外,種族主義的發展還受到優生學運動的影響｡優生學(eugenics)由達爾文的表弟､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Galton)創立,意在通過研究人類遺傳來改良人種｡高爾頓認為優生的目的就是“以最優異的範例來再現各個階層的人物……由他們自己來産生他們普遍的文明｡”
是以,優生學不僅要促進體力和智力上優秀的個體優生(即“積極優生學”),還要防止或減少不良種族的出生(即“消極優生學”)｡由于高爾頓優生學中秉持的人類有階級之分的思想,優生學理論逐漸成為種族歧視的溫床｡在進化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優生學影響下形成的種族主義思想在科學界流行,時而直白､但更多地以一種隐蔽的方式貫穿始終｡
人們創造出的特定語言､概念､方法論與權威支援着種族主義的核心觀念——即固執地認為某一族群先天比另一族群低劣,其衡量的标準包括智商､“文明”舉止等社會建構的概念｡“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racism)”随之誕生,且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與此同時,體質人類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對人體進行全面細緻的測量,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國人類學家皮埃爾·保爾·布羅卡(PierrePaulBroca),他一生中共發明了20餘種測量人骨的儀器｡體質人類學為研究人種體質特征提供了科學知識,人類的發色､膚色､鼻部形态､嘴唇厚度､身高､頭顱形狀等外線的體征形态都被加以觀察､測量､分類,其中猶太人作為白人或高加索人中的一支被分類出來｡
除布羅卡外,德意志著名的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顱骨學家維克爾(HermannWelcker)､法國人類學家普能貝(AnatolePruner-Bey)､英國學者戴維斯(JosephDavis)等,以及波蘭與俄羅斯等國的人類學者也對東歐猶太人進行了詳盡的生理調查｡種族反猶主義者不隻簡單地強調膚色差異,而是執迷于整個“猶太身體(Jewishbody)”的差異｡
在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等方面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猶太人,一直以來作為他者而存在｡12世紀時,猶太人的身體在宗教反猶主義語境中被形容為形同惡魔､體味惡臭､不衛生､有角和尾巴､男性來月經等,是基督徒身體的對立面｡
在19世紀的世俗化語境中,猶太身體的對立面變成了英國人､德國人等的身體｡猶太人作為徹頭徹尾的城裡人,主要從事商業和頭腦活動,這種生活方式與西歐文化提倡的健康活力､充滿男子氣概的理想狀态格格不入｡是以,他們被貼上“脆弱(fragile)”､“虛弱(sickly)”､“病态(diseased)”的标簽｡在盛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優生學等理論的影響下,反猶主義者建構了“病态化”､“女性化”､“退化”的猶太身體｡
種族主義思想與暗藏湧動的反猶主義､排外主義碰撞,産生了當時參與種族讨論的人無法想象的危險後果｡
值得一提的是,醫生和科學家等對猶太人形象的研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負面形象｡雖然不少人堅信,确實存在所謂的“猶太性”,并用消極､危險的術語來描述｡曾與周遭民族頻繁互動的猶太族群在曆史滾滾長河中幸存,這對學者而言很有學術觀察的價值｡通過考察猶太人遷徙與大流散的曆史,人類學家可以進一步分析猶太人的相貌､體質､習俗與思想文化等層面｡
根據德國人類學家理查德·安德烈(RichardAndree)的說法,猶太人是科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因為“人們可以在追蹤他們數千年的曆史,沒有任何一個種族能保持如此穩定的形态,完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控制……古代猶太人的身體和精神結構一直保持不變。”
關于猶太人身體和靈魂在上千年的曆史中始終保持不變的論述在人類學和醫學文獻中是非常常見的｡永恒不變的猶太性背後的政治内涵是反猶主義的,它意味着“猶太身體”在種族上是與衆不同的､病态的,是以,反對猶太解放運動和猶太人同化的人為他們反猶主義和排斥猶太人的觀點找到了合理的依據,即猶太人因其“病态”的差異不适合成為健康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部分｡
自哈斯卡拉運動(即猶太啟蒙運動)時期以來,猶太人的“退化(degeneration)”成為法蘭西和德意志的解放争論中的固有觀念,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猶太人内在的身體在衰退,因而無法成為完整的公民｡在達爾文之後,随着社會､政治話語的生物化,類似“退化”的術語不僅作為隐喻被廣泛使用,還一躍成為世紀之交科學界的真理｡
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猶太人身體的建構與反猶主義關系密切,其核心是将猶太人視為“他者”,這種觀念在科學界､醫學界尤為突出｡在歐洲的文化傳統中,猶太人是消極､危險､退化的化身,他們醜陋､畸形:駝背;凹胸;扁平足;長着一個又長又尖的鷹鈎鼻｡猶太人生理上的缺陷被認為是精神疾病､焦慮症､神經官能症､糖尿病(又稱為“猶太病”)､胃炎､痔瘡等病态的外在表現,這些身體以及精神上的失調被視為猶太人道德退化的标志｡
随着猶太啟蒙運動的開展,猶太人逐漸走出隔都,積極融入主流社會｡在民族國家概念逐漸流行的19世紀,反猶主義者為了建構民族國際的身份認同感,強調猶太人面貌的特殊性,刻意将他們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宣揚種族不平等｡
具有“種族教父”之稱的種族人類學家漢斯·岡瑟(HansGunther)記錄道:猶太人､尤其是猶太男性中有着“肥厚的耳垂”和“又大又紅的耳朵”的人比其他人種多;招風耳(prominentears)在猶太兒童中非常普遍,奧地利人還将招風耳稱為“莫裡茨耳(Moritzears)”(莫裡茨在當時是一個很常見的猶太名字)｡在反猶主義者眼中,猶太人的“被拉長的耳朵”“大得難看”,就像“蝙蝠的耳朵一樣”｡
被污名化的猶太人因其清晰可見的差異輕易招緻非猶太人的厭惡,這種厭惡同時指向猶太人的性格和身體｡“猶太耳”的形象一直流行到20世紀,希特勒堅信約瑟夫·斯大林是猶太人(他認為所有布爾什維克都是猶太人),并安排人搜集照片研究斯大林的耳垂是“猶太人的與臉連接配接的耳垂(ingrown),還是雅利安人的未附連到面部的耳垂(separate)｡”
1974年出版的一本關于體質人類學的教材仍然将耳朵作為猶太人的種族特征:“猶太人的耳廓大而寬,耳垂肥厚｡”4直到20世紀70年代,“做耳部整形手術的(中歐)男性比女性還多｡”5這意味着人們對猶太人身體特征差異的認識已經内化為一種固有的思維｡
除了引人注目的五官特征之外,更麻煩的是猶太人的五官特征背後所隐藏的本質上的病态性,以曆史久遠的“猶太人疾病”梅毒為例｡梅毒在全世界流傳開來始于15世紀末,當時法國與意大利進行了為時三十年的戰争,不幸染上梅毒的雇傭兵随後将其傳遍歐洲｡
1492年,西班牙頒布驅逐猶太人的法令,約有20萬猶太人被迫離開西班牙,他們的目的地大多是北非和南歐｡途徑羅馬時,恰好羅馬城爆發了梅毒,盡管猶太人始終被禁止進入羅馬城,但一些編年史家仍然指責猶太人從西班牙帶來了病毒｡由于梅毒往往導緻面部潰爛,畸形的鼻子便成為梅毒的隐喻｡因為鼻的缺陷隐射了病态､惡劣的品性,幫助病人修複鼻子以恢複其正常生活成為整形醫生的重大責任｡
1834年,柏林首屈一指的面部整形外科醫生約翰·弗裡德裡希·迪芬巴赫(JohannFriedrichDieffenbach)評論道:“沒有鼻子的人總是引起人們的恐慌與厭惡,這種畸形也被了解為上天對其罪惡的公正懲罰……沒有人去問鼻子是被橫梁砸到的,還是因為淋巴結結核或梅毒導緻的｡
參考文獻：
1. 【英】皮特·鮑勒：《進化思想史》，田洺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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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彼得·狄肯斯；《社會達爾文主義：将進化思想和社會理論聯系起來》，塗駿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4. 【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盧允中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