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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思想在人类审视自己和他者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8世纪末,人类首次成为自然科学家系统研究的对象,随后,种族的概念逐渐占据了科学的中心舞台｡到19世纪中叶,科学以权威的方式确立了种族主义的正统地位,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某一群体的人在本质上要更低劣｡
本文主要梳理“种族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通过阐释种族科学对犹太身体不公正的审视,指出其背后的政治寓意是排斥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
种族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大致经历古代种族论､近代种族主义和“种族科学”几个阶段｡古代种族论以“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为特征,表现为人们常常用某个族群的标准和价值评价其他群体｡
到18世纪末,人类学家为了了解人类的体质演化脉络､文化形态与社会演进过程,首次对人类进行系统的观察,如瑞士自然科学家卡尔·林奈(CarlLinnaenus)､德意志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JohannFriedrichBlumenbach)､法国生物学家蒲丰(GeorgesLouisLeclercdeBuffon)根据人类肤色､体型等身体特征的差异划分出不同的人种,蒲丰甚至将种族特征与人的智力和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有种族歧视之嫌｡
1853至1855年,被称为“现代种族之父”的约瑟夫·亚瑟·戈宾诺(JosephArthurderGobineau)发表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surl’inegalitedesraceshumaines),宣扬种族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观点,成为种族主义的奠基之作｡此时,种族已经是不少科学家讨论的话题,但种族主义的最终形成仍需理论性著作的支持。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论》(OntheOriginofSpecies),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重要原则,为种族主义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物竞天择”的思想其实早在达尔文之前已被提出,《物种起源论》可以说是社会构造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人们关注的进步､目的论､方向等话题。
作为一部自然科学著作,此书本意是探讨自然界的进化问题,达尔文从未将其延伸到人类社会的讨论中｡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炼并截取了达尔文思想中易于接受的部分,即将人类社会的进化视为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试图将自然科学的进化理论运用到社会科学中｡
当进化转化为隐喻,来象征社会进化在不可避免地朝向一个终极完美的状态发展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已经完全脱离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成为相关利益者的工具｡
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外,种族主义的发展还受到优生学运动的影响｡优生学(eugenics)由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创立,意在通过研究人类遗传来改良人种｡高尔顿认为优生的目的就是“以最优异的范例来再现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他们自己来产生他们普遍的文明｡”
因此,优生学不仅要促进体力和智力上优秀的个体优生(即“积极优生学”),还要防止或减少不良种族的出生(即“消极优生学”)｡由于高尔顿优生学中秉持的人类有阶级之分的思想,优生学理论逐渐成为种族歧视的温床｡在进化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影响下形成的种族主义思想在科学界流行,时而直白､但更多地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贯穿始终｡
人们创造出的特定语言､概念､方法论与权威支持着种族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固执地认为某一族群先天比另一族群低劣,其衡量的标准包括智商､“文明”举止等社会建构的概念｡“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racism)”随之诞生,且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与此同时,体质人类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对人体进行全面细致的测量,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PaulBroca),他一生中共发明了20余种测量人骨的仪器｡体质人类学为研究人种体质特征提供了科学知识,人类的发色､肤色､鼻部形态､嘴唇厚度､身高､头颅形状等外线的体征形态都被加以观察､测量､分类,其中犹太人作为白人或高加索人中的一支被分类出来｡
除布罗卡外,德意志著名的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颅骨学家维克尔(HermannWelcker)､法国人类学家普能贝(AnatolePruner-Bey)､英国学者戴维斯(JosephDavis)等,以及波兰与俄罗斯等国的人类学者也对东欧犹太人进行了详尽的生理调查｡种族反犹主义者不只简单地强调肤色差异,而是执迷于整个“犹太身体(Jewishbody)”的差异｡
在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犹太人,一直以来作为他者而存在｡12世纪时,犹太人的身体在宗教反犹主义语境中被形容为形同恶魔､体味恶臭､不卫生､有角和尾巴､男性来月经等,是基督徒身体的对立面｡
在19世纪的世俗化语境中,犹太身体的对立面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等的身体｡犹太人作为彻头彻尾的城里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头脑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与西欧文化提倡的健康活力､充满男子气概的理想状态格格不入｡因此,他们被贴上“脆弱(fragile)”､“虚弱(sickly)”､“病态(diseased)”的标签｡在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等理论的影响下,反犹主义者建构了“病态化”､“女性化”､“退化”的犹太身体｡
种族主义思想与暗藏涌动的反犹主义､排外主义碰撞,产生了当时参与种族讨论的人无法想象的危险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医生和科学家等对犹太人形象的研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负面形象｡虽然不少人坚信,确实存在所谓的“犹太性”,并用消极､危险的术语来描述｡曾与周遭民族频繁互动的犹太族群在历史滚滚长河中幸存,这对学者而言很有学术观察的价值｡通过考察犹太人迁徙与大流散的历史,人类学家可以进一步分析犹太人的相貌､体质､习俗与思想文化等层面｡
根据德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安德烈(RichardAndree)的说法,犹太人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人们可以在追踪他们数千年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种族能保持如此稳定的形态,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古代犹太人的身体和精神结构一直保持不变。”
关于犹太人身体和灵魂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不变的论述在人类学和医学文献中是非常常见的｡永恒不变的犹太性背后的政治内涵是反犹主义的,它意味着“犹太身体”在种族上是与众不同的､病态的,因此,反对犹太解放运动和犹太人同化的人为他们反犹主义和排斥犹太人的观点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即犹太人因其“病态”的差异不适合成为健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自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犹太人的“退化(degeneration)”成为法兰西和德意志的解放争论中的固有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犹太人内在的身体在衰退,因而无法成为完整的公民｡在达尔文之后,随着社会､政治话语的生物化,类似“退化”的术语不仅作为隐喻被广泛使用,还一跃成为世纪之交科学界的真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犹太人身体的建构与反犹主义关系密切,其核心是将犹太人视为“他者”,这种观念在科学界､医学界尤为突出｡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犹太人是消极､危险､退化的化身,他们丑陋､畸形:驼背;凹胸;扁平足;长着一个又长又尖的鹰钩鼻｡犹太人生理上的缺陷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焦虑症､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又称为“犹太病”)､胃炎､痔疮等病态的外在表现,这些身体以及精神上的失调被视为犹太人道德退化的标志｡
随着犹太启蒙运动的开展,犹太人逐渐走出隔都,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在民族国家概念逐渐流行的19世纪,反犹主义者为了构建民族国际的身份认同感,强调犹太人面貌的特殊性,刻意将他们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宣扬种族不平等｡
具有“种族教父”之称的种族人类学家汉斯·冈瑟(HansGunther)记录道:犹太人､尤其是犹太男性中有着“肥厚的耳垂”和“又大又红的耳朵”的人比其他人种多;招风耳(prominentears)在犹太儿童中非常普遍,奥地利人还将招风耳称为“莫里茨耳(Moritzears)”(莫里茨在当时是一个很常见的犹太名字)｡在反犹主义者眼中,犹太人的“被拉长的耳朵”“大得难看”,就像“蝙蝠的耳朵一样”｡
被污名化的犹太人因其清晰可见的差异轻易招致非犹太人的厌恶,这种厌恶同时指向犹太人的性格和身体｡“犹太耳”的形象一直流行到20世纪,希特勒坚信约瑟夫·斯大林是犹太人(他认为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并安排人搜集照片研究斯大林的耳垂是“犹太人的与脸连接的耳垂(ingrown),还是雅利安人的未附连到面部的耳垂(separate)｡”
197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体质人类学的教材仍然将耳朵作为犹太人的种族特征:“犹太人的耳廓大而宽,耳垂肥厚｡”4直到20世纪70年代,“做耳部整形手术的(中欧)男性比女性还多｡”5这意味着人们对犹太人身体特征差异的认识已经内化为一种固有的思维｡
除了引人注目的五官特征之外,更麻烦的是犹太人的五官特征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上的病态性,以历史久远的“犹太人疾病”梅毒为例｡梅毒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始于15世纪末,当时法国与意大利进行了为时三十年的战争,不幸染上梅毒的雇佣兵随后将其传遍欧洲｡
1492年,西班牙颁布驱逐犹太人的法令,约有20万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他们的目的地大多是北非和南欧｡途径罗马时,恰好罗马城爆发了梅毒,尽管犹太人始终被禁止进入罗马城,但一些编年史家仍然指责犹太人从西班牙带来了病毒｡由于梅毒往往导致面部溃烂,畸形的鼻子便成为梅毒的隐喻｡因为鼻的缺陷隐射了病态､恶劣的品性,帮助病人修复鼻子以恢复其正常生活成为整形医生的重大责任｡
1834年,柏林首屈一指的面部整形外科医生约翰·弗里德里希·迪芬巴赫(JohannFriedrichDieffenbach)评论道:“没有鼻子的人总是引起人们的恐慌与厌恶,这种畸形也被理解为上天对其罪恶的公正惩罚……没有人去问鼻子是被横梁砸到的,还是因为淋巴结结核或梅毒导致的｡
参考文献：
1. 【英】皮特·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
2.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三联书店，2005年1月。
3.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4. 【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