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多的臨床獸醫認為，臨床上各種疾病的病因往往是單一的、孤立的，甚至是絕對的，這種單因子二進制思維左右了中國的無數獸醫，隻重視病原研究、不重視環境研究就是其典型表現。獸醫學研究各領域所涉及的病因可能都隻是病因鍊中的某一個環節，隻有綜合起來，才能夠正确地預防、診斷、治療疾病，比如，傳染病的流行病學三角模型告訴我們，傳染病發生與否是病原因素、豬群機體因素和環境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面對豬群疾病，深入挖掘病因，建立病因思維和系統思維，綜合考慮機體、環境與病原的内在聯系，才是“當代獸醫”應該具備的素養，才是我們防控疾病的根本出路。
結合目前豬群疾病發展規律，筆者提出“環境源性疾病”概念，将疾病衆多發病因素中的環境一面（或一環）揭開展示在養豬人面前，這不是單純的為了将疾病與環境畫上聯系符，而是揭示衆多疾病與環境因素相聯系的一面，或者換種視角看待疾病，為我們對疾病的預防、診斷、治療和獸醫學科研提供一種思路；更為進一步警醒養豬人，環境因素在豬群健康或疾病狀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防控疾病必須實作思維更新。
一、不良環境因素在豬群疾病中扮演的兩大角色
1、主因角色，是緻病的根本因素。在疾病中起到“火藥”的作用。比如，引起環境源性創傷的尖銳利物、引起熱射病的高溫、引起氨氣中毒的氨氣等。
2、誘因角色，是主因和疾病之間的橋梁。大多數疾病的發生，除了需要具有一定主因之外，還必須要具有聯系主因和機體的中介條件，這個中介條件就是誘因，是能夠誘發和促進主因發生作用的因素，在疾病中起到“引信”的作用。比如衆多條件性緻病菌（如大腸杆菌等），緻病需要條件或機會，環境溫度驟變、環境潮濕或其他不利環境因素存在時，導緻豬群抗病力下降，條件性緻病菌才可“趁火打劫”導緻疾病發生。
當然，在多數情況下，環境因素在疾病發生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其所扮演的兩種角色也會互相轉化、互相促進。
二、以環境源性疾病論審視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ASF，本文簡稱“非瘟”）在豬場的發生與流行有三個基本要素，即：傳染源、傳播途徑與易感豬群。在這三個要素背後，有一個巨大的支撐體系，就是環境因素，它甚至從根本上決定着疾病的發生、發展與轉歸。
1、不良環境與ASF傳染源
（1）在大環境中，人員密集區、主幹道、集貿市場附近及生豬密度較高的區域往往是風險更大的地方，防控疫情沒有“燈下黑”，最危險的地方防疫壓力無疑也是最大的。是以選址是否科學、豬場所處的大環境對豬場生物安全與防非成效有着重要影響。
（2）在豬場内，傳染源往往指的是攜帶非瘟病毒（ASFV）的蜱蟲或體内有ASFV增殖并且能排出病毒的豬隻等。不良環境有利于蜱蟲、蚊蠅和ASFV的生存和繁殖，延長ASFV的半衰期，大幅擴大了其存活及感染時間範圍，并對其在豬場環境中不斷聚集産生重要的“催化”作用（圖1）。
圖1 不良環境因素對ASF傳染源的影響
2、不良環境與ASFV傳播途徑
傳播途徑是病毒從傳染源排出體外，經過一定的傳播方式，到達并侵入新的易感豬隻的過程。ASFV的傳播途徑包括直接接觸傳播和間接接觸傳播。不良環境因素可促進ASFV移位，擴大存活空間範圍，對其各種傳播途徑均有促進作用（圖2）。
圖2 不良環境因素對ASFV傳播途徑的影響
3、不良環境與易感豬群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仇華吉研究員在第二屆中國畜牧業生物安全大會的講座内容，在試驗豬場，用ASFV活毒模拟自然途徑感染豬隻15天後，檢測豬的血液、鼻拭子和肛門拭子，病毒抗原均為陰性，但環境病原檢測為陽性，說明ASFV和豬共存的環境不等于會發生ASF疫情，也即“非瘟病毒+豬未必等于非瘟”。
并且有研究表明，當豬群健康時，豬隻接觸低劑量非瘟病毒時有可能不被感染，故推測豬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會發揮作用将之清除；反之，當豬群非特異性抵抗力較低時，其易感性更強。
而在實際生産中，不良環境對豬群抗病力産生着極大影響。比如，在溫差較大情況下，豬隻會出現應激反應，表現為内分泌、消化、神經和免疫等系統的生理紊亂，抗病力下降，導緻豬隻更容易發病。2019年秋季，山西某豬場做了豬舍内溫差及豬場治療情況的記錄，結果顯示，每一個溫差較大的時間段，都會對應一個治療高峰（圖3）。
圖3 豬舍日溫差與治療量之間的關系曲線
再比如，運動空間不足、空氣品質差和潮濕等問題使得豬群長期處于多重應激狀态，造成免疫抑制、黏膜損傷等一系列問題，使ASFV對豬群的感染門檻值大幅降低（主要機制見圖4）。諸如此類，衆多不良環境因素皆會削弱豬群抗病能力，讓豬群對ASFV的易感性大大提高，進而助推了ASF疫情的波動或發生（圖5）。
圖4 應激導緻免疫損傷機制
圖5 不良環境因素對易感豬群的影響
不得不提的是，着眼于病原的生物安全措施中，比較常用也被寄予厚望的一個手段即是帶豬消毒，毫無疑問，其是控制ASFV環境載量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是，大部分化學消毒劑在帶豬消毒殺滅病原、降低環境病原載量的同時，也在通過影響環境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影響着豬群，造成黏膜損傷、抗病力下降，使豬群對病原的易感性提高，進而起到促進發病的作用，此為帶豬消毒的“雙向作用”（圖6）。
特别是2018年ASF疫情在中國發生以來，養豬場對于消毒的認識和依賴程度大幅提升。然而在很多豬場大量運用化學消毒劑的情況下，ASF疫情并沒有是以被有效控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運用消毒劑時，忽略了化學消毒劑通過對機體黏膜和環境破壞而對疾病起到的助推作用。是以，在ASFV弱毒株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帶毒生産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探索更安全、高效、持久的消毒産品及模式也是系統防非中的重要一環，比如有機酸化劑（包括發酵酸）、銀離子等新型材料實作環境自淨功能等領域，值得進一步探索。
圖6 帶豬消毒雙向作用
由上可見，ASF疫情的發生絕非ASFV病原單方面因素決定的。仇華吉研究員提出了“酒量”理論，意在提醒豬場，防非既要全力降低内外環境中的病毒載量，又要盡力提升豬群的“酒量”（病毒感染門檻值）。而不良環境下，病毒累積、傳播加劇，同時豬群抵抗力受到破壞，“酒量”每況愈下，疾病必然防不勝防。反之，綜觀防非成功的豬場，裝置未必先進，手段未必“高大上”，但大都通過生物安全、環境改良等綜合措施大大減少了疫情的發生幾率，比如廣西奇昌養殖模式中，在阻隔病毒的同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豬場環境控制上，給豬群營造潔淨幹燥、溫度适宜、空氣清新、有益微生物占主導的環境狀态，換來了豬群較高抗病力，也成了防非成功的典型模式之一。總之，防非成功既要有生物安全的阻隔力，又必須要有清除“漏網之魚”的戰鬥力！
三、小結
隻将眼光盯在各類病原微生物上，卻不見流行病學上糟糕環境所起的作用，是控制傳染性疾病最可怕的偏頗。是以，防控傳染病，養豬人切勿将眼光隻盯在病原上！任何一個傳染病，都不是孤立的疾病，它的發生與環境等因素總會有這樣那樣的聯系，找到關聯，深入探索病之本末，再施以系統防制，才是養豬人應有的防病思維。正如仇華吉研究員所言，非瘟防控是持久戰，我們不能有浮躁心态、賭徒心理、絕招思維，切不可迷信“神藥”“神苗”“神專家”，而要用系統思維、“結硬寨、打呆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