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專欄
和及時性的作品解讀相比，“滞後”的評論需要通覽之前的研究，更需要沉澱之後的曆史感、識見和更加開闊的參照系。臧晴後發制人，重新解釋作家作品，發現并解讀新的問題。
臧晴将作家作品置于文學思潮和文學史秩序加以考察，側重讨論作家“個人話語”和“美學風格“的形成。
溫和而堅定的批評家
—— 臧晴印象
文 / 王堯
内秀于心，外毓于行，這是臧晴念大學大學時留給我的印象。課餘聊天時，我知道臧晴有學術志向，想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我建議她，如果有機會深造，可以考慮去校外讀學位。我一直鼓勵本校的優秀學生去校外讀書，學有所成後再回母校教書。2010年臧晴獲得碩士推免資格後，我推薦她到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臧晴很幸運，師從丁帆先生碩博連讀。我讀了臧晴博士在讀期間發表的幾篇文章，感覺這位小女生長大了。2015年獲得博士學位以後，臧晴回到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書，成了我的年輕同僚。
臧晴這一代學人成長時，文學批評的學院化已經是大勢，是以，我們不必以狹義的“批評家”來衡量臧晴。我想，臧晴在南京大學所受的文學教育，便是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我們親曆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在臧晴這一代學人那裡已經是曆史，或者是他們成長的背景。我們把這段曆史學科化，尋找這段曆史與“五四”新文學的内在聯系，并提煉出與“啟蒙文學”相關的曆史的、美學的價值判斷。在中國與世界互動中形成的“學術共同體”意識，在臧晴的問學經曆中也十分明顯。在讀博士期間，臧晴曾在杜克大學通路一年，這一經曆對她産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幾乎是兩個行當，學人各有側重。我對青年學人的期待是最好能介乎兩者之間，特别鼓勵青年學人多做些專題研究。從臧晴現有的研究思路和成果來看，她介乎兩者之間，側重當代文學專題研究。臧晴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包括對當下文學思潮的跟蹤解讀和文學經典的再闡釋；海外漢學研究，關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尤其是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書寫；性别研究，關注當代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這是臧晴學術研究所學生涯的起點。臧晴這三方面的成果，既有側重又有交叉融合，顯示了新一代學人敏銳、寬廣和綜合研究的能力。
臧晴沒有用過多的精力跟蹤當下創作，做及時性的批評，她似乎更習慣于在作品沉澱之後再解讀，這是她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我們現在讀到的《個人話語的猶疑與消解——論“重評路遙現象”》《先鋒的遺産與風格的養成——論畢飛宇的小說創作》《都市荒漠的守望者——論潘向黎的小說創作》等，都展現了她的文學批評的特點。近幾年來，重評路遙幾乎是一種現象，臧晴直面了這一現象的“尴尬”：“作為曾經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的作家，路遙極早地獲得了官方的認可。作為曾經以《平凡的世界》鼓舞了一個時代青年的作家，路遙至今仍在大衆讀者中有着持續的生命力。然而，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書寫大多将路遙剔除在‘經典’的行列之外。“臧晴梳理了重評路遙的基本脈絡：其一是重新認識路遙的價值，通過對作品中犧牲、人道、史詩性等内涵的挖掘來肯定其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通過大量作家、讀者的懷念文章來重塑其人格上的高尚，并進而為路遙在文學史上的缺席“鳴不平”。另一種傾向則更為理性地通過對文學場、文學生态的挖掘來探讨三者錯位的深層原因。臧晴的敏銳、直率和深刻在于，她洞察了前者不遺餘力的歌頌則因主觀情緒的過多介入，以及作品挖掘的老調重彈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後者重制文學生态的努力能夠為路遙的重新定位提供理性的思考與客觀的參照。在這裡，臧晴既具有文學史的觀察視野，又将路遙置于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語境中考察。事實上，許多關于路遙的評論是從特定的觀念出發形成的，回避了更為複雜的文學史秩序和八十代以來文學的關鍵問題。路遙在大衆讀者中受到經久不衰的歡迎，關鍵在于高加林、孫少平們的個人奮鬥，即以自我實作為表征的個人話語。正是作品的個人話語所觸及的社會現實問題赢得了讀者的喜愛，而非廣大批評者所挖掘出的犧牲、人道、史詩性等作品内涵。曆史的吊詭在于，路遙最終在《平凡的世界》中取消了對個人價值實作形式的探讨，将高加林拆分為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通過他們分别堅定地選擇農村和城市，來回避了高加林式的個人奮鬥是否合法的疑問，也直接宣告了路遙對個人話語的自行消解。路遙的這一現象，其實也是1990年代以來許多作家的困境，而非單一的個人創作問題。如臧晴所揭示的，這種個人話語的不徹底進而無聲消泯的創作不但與當時的批評引導有關，更直接源于路遙本人對一種文藝精神和文學傳統自覺繼承的創作價值觀。這裡自然涉及到對路遙與現實主義關系的了解，長時間以來，“現實主義”是考察路遙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學界研究仍不斷重複着路遙“現實主義鬥士”的形象，肯定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各類新潮 文學疊起、文壇集體“向内轉”的時刻仍堅持現實主義的立場，贊譽其為反抗文壇盲目追新、為現實主義審美理想孤身奮鬥的“堂吉诃德”。正像一些研究者意識到的那樣，路遙是欣賞現代派的，他不但肯定了西方現代派文學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本人還頗為尊重馬爾克斯，絕不是簡單守着故紙堆的“土老帽”。臧晴更進一步指出：路遙是不懂現代派的，他看到了文壇對西方新潮的“順風而跑”，看到了實驗技巧頻出的盲從浮躁，也看到了西方資源在嫁接本土時的水土不服，但他沒有看到這些令人眼花缭亂的實驗、浪潮背後是對意識形态話語的反抗和對大寫的“人”的呼喚。臧晴的這些看法或許也被視為偏頗之見，但她在尊重和肯定路遙成就的同時，直指她認識到的路遙和路遙研究者的局限，顯示了一位青年學者的品格。
在論新世紀以來蘇童的長篇小說創作一文《平衡的探索和與經典的可能》中，同樣展現了臧晴在結構關系中把握作家創作内在沖突的特點。臧晴要讨論的問題是：在蘇童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創作中，一個曾經的先鋒作家向新的寫作向度發起沖擊、進而邁向經典化道路的摸索過程，具體問題則是他能否找到新的美學風格。臧晴是以關注的焦點是：蘇童的寫作有着一以貫之的關注點，那就是他并不太關心故事是什麼，而是将全副熱情放在如何講述故事之上，即他對于駕馭故事話語的興趣要遠甚于故事本身所傳遞的意義，即小說如果走出濕氣氤氲的南方和漂浮不定的曆史，告别唯美頹廢的情調和精緻典雅的語言，那麼，故事在什麼樣的層面上，又被如何講述，這是蘇童在新世紀所面臨的挑戰。臧晴似乎是把《蛇為什麼會飛》《碧奴》視為蘇童“新講述”的過渡之作，她準确把握了蘇童調整中的“尴尬”：如果說《蛇為什麼會飛》是與現實貼得太緊、損失了個人風格中的“飛翔性”，《碧奴》又在浪漫中飄得太遠、使得叙述話語壓倒了精神建構；那麼，到了《河岸》與《黃雀記》，蘇童逐漸找到了現實與想象之間比較理想的尺度。臧晴思考的成熟在于她從蘇童具體書寫的調整中發現了第二個問題：小說該如何處理故事與背景的距離。和其他先鋒小說家一樣，蘇童小說從來都是架空曆史的，即故事與背景總是離得比較遠。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距離如何适度。臧晴認為，《河岸》《黃雀記》和此前的蘇童“和而不同”，既有“蘇童制造”的印記，又拉近了小說的故事與背景，進而實作了在求新求變與自我延續之間的基本平衡。先鋒小說在1990年代以後的“向後轉”一直是批評界的話題，臧晴在這裡通過對蘇童的具體解讀，表達了她的一種了解。
臧晴這類“滞後”的評論，頗有後發制人的特點。和及時性的作品解讀相比，這類批評既需要通覽之前的研究，更需要沉澱之後的曆史感、識見和更加開闊的參照系。其中對批評家的要求之一，是能不能重新解釋作家作品和發現并解讀新的問題。别人已經說了那麼多話，你如何發言？臧晴晚近發表的《先鋒的遺産與風格的養成——論畢飛宇的小說創作》也顯示了她的文學批評的特征。關于畢飛宇的研究，臧晴并不認同通常的階段劃分，在她看來，以《孤島》《叙事》《是誰在深夜說話》為代表的早期作品所涉及的權力、人性、曆史等關鍵詞是貫穿畢飛宇創作始終的母題，他所偏好使用的荒誕、寓言與心理分析等手法也在幾番錘煉中得到了變相的發展。另一方面，研究相對忽視了畢飛宇在1995-2000年間的過渡期寫作，這段創作處在前後兩個高峰之間，他曾短暫地從對曆史的執迷中抽離出來、轉而聚焦都市生活與現實生存；也曾從中外文學作品的形式受到啟發，做出了多種向度上的嘗試。盡管作者本人及研究者都不看好這一個過渡時期的創作，但從《家裡亂了》《那個夏季，那個秋天》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畢飛宇對先鋒書寫的反思痕迹，以及努力開拓個人風格的嘗試路徑。臧晴對畢飛宇研究的學術反思之中已經透露出了她讨論畢飛宇的思路，這就是，作為一個高度自省的寫作者，畢飛宇在這個過程中經曆了怎樣的曲折。論文集中讨論了畢飛宇從“先鋒的追随者”走到“姓畢的”的路程，尤其是他繼承和延續了哪些先鋒書寫的遺産，又在後先鋒時代吸收、借鑒了哪些新的元素。臧晴通常是清晰地說明她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而非迂回曲折饒舌。這種直截了當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論述方式的問題，而是對問題把握的成竹在胸。
即便從我例舉的上述三篇文章中也可以發現臧晴文學研究的一個特點，将作家作品置于文學思潮和文學史秩序加以考察，側重讨論作家“個人話語”和“美學風格”的形成。這一特點在臧晴問學之處便已經有鮮明的意識，集中展現在她的博士學位論文《“個人”與“女性”：20世紀90年代中國女性文學研究》中。坦率說，我重視和警惕“女性文學”的研究，一段時間以來，關于性别與文學書寫的研究泛濫而不是繁榮到了減弱其研究意義的程度。臧晴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期間發表了一些論文，如《女性婚戀書寫中的雙重反差：從﹤愛，是不能忘記的﹥到﹤一個冬天的童話﹥》《新時期初期女性寫作“向内轉”的失敗——從﹤北極光﹥到﹤三生石﹥》等，我粗略讀過。臧晴後來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出版了專著《當代女性文學個人話語研究》，我讀完後給她微信，說了一些肯定的話。論文以“個人”和“女性”為研究切入點，通過二者範疇及互動關系的演變來探讨九十年代多元發展的女性文學。臧晴意識到“個人”或“女性”的概念并不是在社會的真空中固定不變的，也不能将其視為完全受意識形态支配的工具，而将其視為“表演行為”——範疇的内涵與外延始終在變化，并且在不同話語曆史語境中不斷更新着互相關系。在此基礎上，論文通過文本細讀、作家研究探尋出作為一股潮流的女性文學是如何在九十年代成為潮流，及其與“五四”時期、八十年代女性文學的承繼、流變關系；并關注其與文學、文化現象之間的關系變化，在文學史的整體脈絡與九十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展現女性文學的問題與景觀。這些見解未必有驚人之處，但臧晴在研究方法上顯示了她的思考：首先以問題為核心，以問題推動論證。核心問題就在于“個人”與“女性”的範疇及互相關系在九十年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圍繞着這一問題引發了一些次生問題，如“個人”與“女性”的線索如何從現代綿延至九十年代？在此視野下的九十年代文學呈現怎樣的整體态勢與具體分化？臧晴進一步追問了這些問題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即官方意識形态與社會文化氛圍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參與到了女性文學的變化中？其邏輯是什麼？這些次生問題，每一個又帶出一些更具體的小問題。其次，論文以曆史線索為參照，形成史學與文學的互相觀照。從女性文學的曆史線索展開讨論，通過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來獲得研究的曆史縱深感，以避免在論述九十年代女性文學時陷入靜止思考，力求以史帶論、論從史出。臧晴的這些問題與方法意識，直接影響到她後來的文學批評。
關于海外漢學的研究，是臧晴漸次展開的又一領域。我們現在讀到的《論海外“﹤解密﹥熱”現象》等是她最初的成果。在寫作《多元的曆史圖景與共生的互動空間——論﹤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形态》時，臧晴便想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這一思考的結果是圍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研究”展開的研究。臧晴想做的學術工作是，系統整理英語世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編撰情況；重評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探索中國文學的經典化和世界化。在學術研究共同體的建構中，臧晴的這一研究值得期待。
來源：文學報（微信公衆号）
編輯：鄧潔舲
二審：劉雅
三審：王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