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被預言的20世紀

被預言的20世紀

21世紀經濟報道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陳中 第 551 期 2006-11-24

    弗裡德曼走了。我想我們都應該噤聲來悼念。但我們都沒有忍住。

    有人說弗裡德曼是經濟學界的愛因斯坦。是的,他們有可以類比之處。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兩人都是瘦小的精于數學的猶太人。但他們最大的不同點在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将簡單的牛頓定理搞得複雜,複雜到很多人不能夠了解;而弗裡德曼則是将複雜的經濟學理論歸納為簡單,簡單得叫人不敢相信。人們的認知存在一個明顯的誤區。就是,對于理論,我們更為迷信看似複雜的那個,而輕視簡單。滑稽的是,在實踐的時候,我們通常又會選擇較為簡單和較易了解的那個。而實踐也恰恰證明,我們選擇簡單大部分情況下是對的。是以,發射衛星上天,我們用的仍是牛頓定理;搞"宏觀調控",我們用的是"貨币主義"。

    但此"貨币主義"并非弗裡德曼所原創的貨币主義。現在各國中央銀行采用的通過調整利率和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控制貨币供應量的手段并非弗裡德曼的貨币主義的原旨,是"僞貨币主義"。"僞貨币主義"是凱恩斯主義與貨币主義雜交生産的"怪胎"。因為弗裡德曼不承認它,于是人們隻好給它另起了個名字叫"新凱恩斯主義"。

    雖然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對弗裡德曼極盡推崇,并且認為他們的理論依據來源于貨币主義。但弗裡德曼對此則是嗤之以鼻。弗裡德曼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仍是在把簡單的事情搞得複雜。他認為一台計算機就能取代整個龐大的聯邦儲備局。調整利率和準備金率來操控貨币供應量,是一些無聊的把戲,而控制貨币發行量才是貨币主義的根本真谛。

    真正的貨币主義會剝奪政府的發鈔權,是以并不被政府采用。政府因而可以暗渡陳倉地大肆印刷鈔票,然後再通過利率的調整來"補镬"——再好的廚師,用這麼一個補了又補的破鍋,炒出來的菜也要變味。所有的宏觀調控措施,在弗裡德曼眼裡,都會扭曲經濟的天然原态。

    貨币主義并不見用,或者被改頭換面,弗裡德曼頗為無奈,甚至抱怨自己的名氣大,但影響力小。晚年的弗裡德曼做了一些妥協,并沒有再固執地堅持貨币主義的純粹性。既然自由經濟主義可以由貨币主義演繹而來,他于是将自己打扮成了一個"時髦"的自由主義者。"自由經濟"并非他的發明,亞當·斯密才是真正的祖師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意指市場可以自我完善,而弗裡德曼的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則譏諷政府的多手幹預則會讓社會付出成本。自由經濟主義,果然是一個識時務的理論。裡根時代的美國政府和撒切爾時代的英國政府,正被低效虧損的"國家資本"搞得焦頭爛額。既然大名鼎鼎的弗裡德曼鼓勵政府撒手放任,政府又何樂而不為呢?經濟的自由主義風潮從此席卷全球。于是人們好像隻記得弗裡德曼是個自由主義的旗手,而忘了他原本是一個地道地道的貨币主義者。恐怕這是弗裡德曼始料不及的吧。

    而他骨子裡始終是一個貨币主義者。當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和教書的時候,正值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年代。那時猶太人的名聲不太好,惡名之一便是對"貨币"的過分迷戀。當大部分低俗的喜歡玩弄"錢"術的猶太人在資本市場上興風作浪的時候,這個高尚的小個子猶太人卻躲在象牙塔裡安靜地堆砌自己的貨币理論模型。終于,他發現"通貨緊縮"是造成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而并非凱恩斯所認為的是因為政府的缺乏幹預所緻。1963年,他與舒瓦茨共同發表了<美國貨币史>一書,對美國從1867至1960年間的貨币供應量和經濟發展狀況作了實證的相關分析。他認為貨币供應量應該穩步增長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于當時的政府濫發鈔票的行為,他進一步警告,如果貨币發行過多,會帶來通貨膨脹,同時經濟發展停滞,失業率上升。果然,沒過多久,他的預言不幸成為事實。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經濟發展的兩大惡疾。而這兩個疾病卻成了20世紀經濟的最大負面特征。20世紀雖然可能是有史以來經濟發展最快的百年,卻也有可能是經濟最為動蕩的時期。人類的經濟發展在這段相對不長的曆史時期坐了一回最為刺激的"過山車"。

    而正是弗裡德曼,看到了這段經濟曆史書上,真正書寫的盡是"貨币"兩字。當"貨币"成為"主義",經濟的發展就變得較為可以操控。雖然現在這種操控還顯得相當笨拙,但較好的效果已得以彰顯。我們似乎已經找到了預防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的訣竅——盡管弗裡德曼老師對我們交上的這個作業并不會感到滿意。

    大師去了。我想未來的半個世紀内,再不會有一個經濟學家會死得這麼轟動。不過我們最好還是噤聲吧。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如今,上帝的身邊,又多了一個發笑者。

    (作者系美國德州理工大學經濟學碩士、本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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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裡德曼"規則"

21世紀經濟報道 夏業良 第 554 期 2006-12-2

    貨币主義(Monetarism)是20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形成的一個經濟學流派,也稱貨币學派或現代貨币主義,其主要創始人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裡德曼。上周剛剛辭世的這位身材矮小的思想巨人,被人們普遍看作20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貨币主義的"教父"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

    貨币主義與政策主張

    貨币學派在理論上和政策主張方面,強調貨币供給量的變動是引起經濟活動和物價水準發生變動的根本原因,卡爾·布倫納于1968年使用"貨币主義"一詞來表達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此後被廣泛沿用于經濟學文獻之中。貨币主義的代表人物在美國主要有弗裡德曼、哈伯格、布倫納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國有萊德勒和帕金等人。

    貨币主義的核心命題是貨币在經濟活動中最重要,主張貨币發行增長率要保持一個不變的速度,讓經濟中的個體對通貨膨脹有充分的預期,這種貨币導向機制被稱為"弗裡德曼規則"。貨币主義認為貨币是重要的,貨币存量的變化是解釋貨币收入變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币現象。

    弗裡德曼從20世紀50年代起,以制止通貨膨脹和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為主旨,向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提出挑戰。他在1956年發表<貨币數量論-重新表述>一文,對傳統的貨币數量學說進行了新的論述,為貨币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此後,弗裡德曼和他的同僚們利用美國有關國民收入和貨币金融的統計資料,進行了大量經濟計量學方面的工作,為他的主要理論觀點提供了論據。弗裡德曼還以一些實證的研究支援了貨币主義關于貨币存量的變化在周期性經濟波動中發揮獨立作用的觀點。

    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尤其是對于20世紀70年初以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物價上漲與高失業率并存的"滞脹"現象,凱恩斯主義理論無法作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貨币主義是以而流行起來,并對美英等國的經濟政策産生了重要影響。

    "貨币數量說"與貨币需求函數

    弗裡德曼在<貨币數量論——重新表述>一文中認為,"貨币數量說"這個詞彙隻是表示一項研究方法,而不是一個具有确定意義的理論的名稱。它是關于貨币需求的理論,而不是産出、貨币收入或價格水準的理論。在這篇論文中,弗裡德曼在凱恩斯流動偏好函數的基礎上作了一些發展補充,建立起自己的貨币需求函數。

    貨币需求函數是一個穩定的函數,意指人們自願在身邊貯存的平均貨币數量,與決定它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自變量之間,存在着一種穩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統計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數關系。弗裡德曼認為最好的政策方針是使貨币供給量始終按照一種事先規定的固定不變的比率,比如每年4%的增長。政府應該放棄對經濟進行微調而代之以"堅持固定的規則",避免幹預自由的市場。

    弗裡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國貨币史>中估算出兩個經驗資料。其一是貨币需求的利率彈性為-0.15,即利率增(減)1%,人們對貨币的需求量就減少(增加)0.15%,認為利率的變化對貨币流通速度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另一個資料是貨币的收入彈性為1.8,即人們的收入增 (減)1%,對貨币的需求量增加(減)1.8%,這就意味着從長期趨勢來看,貨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國民收入的增長而有遞減的趨勢。

    貨币主義認為引起名義國民收入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貨币當局決定的貨币供給量的變化。假如貨币供給量的變化會引起貨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變化,那麼貨币供給量的變化對于物價和産量會發生什麼影響,将是不确定的、無法預測的。

    弗裡德曼突出強調貨币需求函數是穩定的函數,在于盡可能縮小貨币流通速度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及其對産量和物價可能産生的影響,以便在貨币供給量與名義國民收入之間建立起一種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論預測的因果關系。

    在短期内,貨币供給量的變化主要影響産量,部分影響物價,但在長期内,産出量完全是由非貨币因素(如勞動力和資本的數量、資源和技術狀況等)決定的,貨币供給隻決定物價水準。

    弗裡德曼強烈反對國家幹預經濟,主張實行一種"單一規則"的貨币政策。這就是把貨币存量作為惟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開宣布一個在長期内固定不變的貨币增長率,這個增長率應該是在保證物價水準穩定不變的條件下,與預計的實際國民收入在長期内會有的平均增長率相一緻。

    英國的"貨币主義試驗"

    20世紀70年代,英國物價高漲、生産停滞、失業率居高不下。1979年,54歲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出任英國首相,她高舉自由經濟的旗幟,大刀闊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親自主持了英國的"貨币主義試驗"。

    撒切爾首相借用貨币主義的政策,抑制通貨膨脹。上任當年,為控制貨币流通量,一舉削減了10億英鎊的國債,将銀行的準備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17%。緊縮的貨币政策,一時間使經濟更加低迷、失業更為嚴重,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做法,當時使人們難以接受,1981年3月30日,英國364名經濟學家,在<泰晤士報>聯名發表公開信,對此政策加以抨擊。

    但是,撒切爾首相并沒有妥協,因為這一結果早在她預料之中。當年底英國經濟增長幾近谷底,失業人數達250萬,然而當經濟走過這個"拐點",便柳暗花明,生産漸漸複蘇,物價開始回落。撒切爾首相的做法,看似一招險棋,但最終是有驚無險,闖過了難關。

    1984年,英國按照最狹義的貨币Mo來控制貨币發行,緊縮性的貨币政策使金融形勢趨于好轉。1985年11月起,為促使經濟繁榮,政策調控的重心,從原來的貨币供給轉向了匯率。一方面,将英鎊和堅挺的德國馬克挂鈎;另一方面,大量買進外彙,通過降低利率、阻止外資湧入,以降低匯率。而低匯率與低利率,又推動了投資;到80年代末,通貨膨脹率降到4.9%,經濟增長顯著,撒切爾的貨币主義試驗最終獲得成功。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