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創立的條件——社會調查與中央衛生機構初創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社會各界萌生了推動措施進行改善的意向。
其中最為活躍、最為積極的參與者是城市中擁有一定知識和經濟實力的中産階層。
這些進行統計調查的個人、團體和機構成為了政府了解社會問題的觸角。
在英國，催生社會調查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恩格斯指出，勞工階級的反抗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使得資産階級開始支付調查委員會會費并委托調查活動的開展。
早在17世紀初，約翰·格蘭特（JohnGraun）對倫敦的人口和社會進行了類似定量的調查與分析，而同時期的威廉·配第也調查了英國的貧困問題。
這一方面比較著名的包括城市住房委員會在1834年所作的報告中闡述了感染傷寒和污水之間的關系，1839年溫莎的濟貧官帕克在送出報告時所關注的關于當時下水道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等等。
及至19世紀40年代，在埃德溫·查德威克主導下所進行的關于倫敦城市衛生環境水準的研究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在報告中，查德威克不僅僅考察了當時倫敦城内勞工群體的實際處境，同時也對19世紀40年代的國家和地方的公共衛生立法和公共衛生事業的管理情況進行了一次評估，并最終完成了《英國勞工衛生狀況》（TheSanitary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ofGreatBritain）這一重要報告。
依據報告的分析，以排水系統為首的衛生問題成為了亟需改革的目标。
經皇家委員會調查确認後，在1848年出台了《城市排水系統法案》（CitySewersAct），以排水系統委員會（MetropolitanCommissionofSewers）取代原先的7所皇家委員會的職責，以管理除倫敦城以外的大都會地區的排水系統。
在報告的末尾，查德威克認為，需要建立一個中央衛生機構，并聘請由專業的醫學專家擔任總管各地公共衛生服務的醫療官。
衛生報告同時也引發了社會的熱烈回應。
醫學專業人士、工程師群體和政治家等都對勞動階層生活環境的惡劣有了具體的認識，正如哈姆林所說，“窮人個人行為所無法避免的社會罪惡，隻依靠勞動階級的個人力量是無法消除的，是以，必須需要公共權威的協助，也就是政府機構的明智安排。”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倫敦城市中原有的下水道委員會，并未能有效地行使它們的職責。
在大倫敦地區的七個下水道委員會，包括倫敦城下水道委員會、威斯特敏斯特下水道委員會、霍爾本和芬斯伯裡下水道委員會、陶爾哈姆萊茨（塔橋區）下水道委員會、薩裡和肯特下水道委員會、雷文斯本下水道委員會以及帕普勒下水道委員會，都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管理問題。
在這些組織會員衆多，顯得極為臃腫，在19世紀40年代，威斯特敏斯特下水道委員會的成員有220人之多。
這些成員中，許多人與下水道事務并無什麼聯系，一些成員去世後也沒有及時标明和移除。
而建築師、工程師和調查員則利用他們的委員會成員身份為其自身的前途謀求利益。
他們不停地舉辦豪華的聚會，制定繁瑣的儀式，也讓委員會本身成為了社會批評的對象。
由此可見，傳染病的流行，并不僅僅是一個醫療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想要保全城市中更多人的生命，就必須要以大都會地區作為整體，以一個單一機構以統一的标準，并任命專門的醫療官來對城市中的基礎設施和居民習慣進行改造和引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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