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创立的条件——社会调查与中央卫生机构初创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社会各界萌生了推动措施进行改善的意向。
其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参与者是城市中拥有一定知识和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
这些进行统计调查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成为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触角。
在英国，催生社会调查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反抗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使得资产阶级开始支付调查委员会会费并委托调查活动的开展。
早在17世纪初，约翰·格兰特（JohnGraun）对伦敦的人口和社会进行了类似定量的调查与分析，而同时期的威廉·配第也调查了英国的贫困问题。
这一方面比较著名的包括城市住房委员会在1834年所作的报告中阐述了感染伤寒和污水之间的关系，1839年温莎的济贫官帕克在提交报告时所关注的关于当时下水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等等。
及至19世纪40年代，在埃德温·查德威克主导下所进行的关于伦敦城市卫生环境水平的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报告中，查德威克不仅仅考察了当时伦敦城内工人群体的实际处境，同时也对19世纪40年代的国家和地方的公共卫生立法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管理情况进行了一次评估，并最终完成了《英国工人卫生状况》（TheSanitary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ofGreatBritain）这一重要报告。
依据报告的分析，以排水系统为首的卫生问题成为了亟需改革的目标。
经皇家委员会调查确认后，在1848年出台了《城市排水系统法案》（CitySewersAct），以排水系统委员会（MetropolitanCommissionofSewers）取代原先的7所皇家委员会的职责，以管理除伦敦城以外的大都会地区的排水系统。
在报告的末尾，查德威克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中央卫生机构，并聘请由专业的医学专家担任总管各地公共卫生服务的医疗官。
卫生报告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热烈回应。
医学专业人士、工程师群体和政治家等都对劳动阶层生活环境的恶劣有了具体的认识，正如哈姆林所说，“穷人个人行为所无法避免的社会罪恶，只依靠劳动阶级的个人力量是无法消除的，因此，必须需要公共权威的协助，也就是政府机构的明智安排。”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伦敦城市中原有的下水道委员会，并未能有效地行使它们的职责。
在大伦敦地区的七个下水道委员会，包括伦敦城下水道委员会、威斯特敏斯特下水道委员会、霍尔本和芬斯伯里下水道委员会、陶尔哈姆莱茨（塔桥区）下水道委员会、萨里和肯特下水道委员会、雷文斯本下水道委员会以及帕普勒下水道委员会，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管理问题。
在这些组织会员众多，显得极为臃肿，在19世纪40年代，威斯特敏斯特下水道委员会的成员有220人之多。
这些成员中，许多人与下水道事务并无什么联系，一些成员去世后也没有及时标明和移除。
而建筑师、工程师和调查员则利用他们的委员会成员身份为其自身的前途谋求利益。
他们不停地举办豪华的聚会，制定繁琐的仪式，也让委员会本身成为了社会批评的对象。
由此可见，传染病的流行，并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想要保全城市中更多人的生命，就必须要以大都会地区作为整体，以一个单一机构以统一的标准，并任命专门的医疗官来对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和居民习惯进行改造和引导。
参考文献：
[1]Porter,Dale H.,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1998.
[2]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 1832-54, London: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6.
[3]Richard Burn,The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With Observations,London:Clarendon Press,1764.
